刘澎：再谈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3)

　　四、宗教的国际交流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我国宗教与世界各国宗教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扩大，但宗教交流属于民间交流，不是政府交流。这是宗教国际交流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一直在交流，各种宗教都想扩大影响，都希望在宗教市场上有更大的份额。“9·11”之后，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现在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孔子学院，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影响，中国向别人宣传，别人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宣传。从古到今，宗教的国际交流从来不考虑国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必要阻拦，也无法阻拦。

　　就某些具有国际背景的宗教而言，国际间的宗教交流也是信徒表达其宗教信仰的方式之一，政府无需反应过度，过于敏感。以基督教为例，全世界的基督教团体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从属性的或组织上的关系。中国的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国外的基督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往来关系。但无论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主要是宗教上、精神上的。掌控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中国基督教事务，决定中国教会发展方向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国政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的经济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他们并不需要来自国外财政上的支持。中国教会与教徒同其他国家基督教团体、基督教信徒的联系，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作为中国良好公民的身份。但如果他们不能正常履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境遇将会受到国际上其他基督教徒的高度关注。

　　关于基督教的国际交流，还有一个被常常高度政治化了的关于西方“宗教渗透”的问题。有人说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家庭教会就是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结果。这个结论有无科学依据，我们可以用家庭教会的有关数据加以说明。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有2千万一说，有5千万一说，还有8千万甚至1个亿一说。不管有多少，即使只有1千万（恐怕很少有人相信这个数字），我们要问几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财政力量能创立一个1千万人的组织并维持其常年存在？把1千万不信基督教的人发展为基督徒，需要多少传教士花多少钱，工作多少年？从1860年到1949年，各国基督教派遣大批差会和传教士在华传教，只发展了76万基督徒，在改革开放允许外国人来华后短短的30年中，美国有能力发展一个拥有1千万人的“非法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吗？况且，家庭教会的人数不可能只有1千万，如果它是2千万、3千万、5千万呢？哪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宗教团体有能力维持这个庞大的存在？

　　显然，这是一个常识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的内因，没有家庭教会传道人自己的努力，家庭教会今天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把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归结为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决定事物矛盾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内因而不是外因”的基本原理，它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抹杀和掩盖了国内宗教管理体制的弊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激化与人们对精神信仰需求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八股文翻版，除了吓人吓己之外，对解决现实问题并无意义。因此，在宗教领域应该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相信民众，相信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绝大多数，发扬民主，依靠法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应该从我们的体制与管理上寻找原因，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

　　五、中国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有了极大的提高，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但宗教领域的改革与法制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管理模式。但晚改革也有后发优势，现在如果在宗教领域展开改革，可以说比过去面临更有利的条件：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基础都比过去明显成熟；绝大多数中国人赞成改革开放，民主与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说改革开放意味着用市场经济和法治取代计划经济与人治的话，那么现在宗教领域也应该进行改革开放、实现法治。

　　解决宗教方面的诸多问题，再也不能依赖从苏联搬来的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不能依赖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能依赖出台更多更细的行政管理条例，而应彻底转换思路。宗教方面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部《宗教法》，无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宗教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在宗教领域实行法治，宗教管理体制改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操作层面上说，进行改革最好是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开始。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原来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美国，因为种种现实的原因，也很愿意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虽然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与我国在多个领域存在摩擦，但这些矛盾是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状况，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现在并不处在明显的外敌压迫与威胁之下，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中国要走向世界，要担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要维护世界的发展与稳定，就必须向一个开放的世界展示中国的自信心。改革旧的宗教管理体制，是向国内外显示执政者自信心的极好方式，是中国政治稳定的表现，会赢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如果此时不在宗教领域实行改革，不用法治的方法解决宗教领域内的问题，反而一味坚持用行政手段控制、管理宗教的旧思路、旧模式，宗教方面的问题不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可能会与其他矛盾、其他问题搅在一起，变得更复杂、更激化，解决起来难度更大、代价更大。

　　六、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有超强的“欺骗”能力、依靠某些“伶牙俐齿”“巧言令色”的骗子欺骗民众的结果。基督教也不是洪水猛兽。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才在中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很多人看到了基督教的发展，大声疾呼基督教的发展会冲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有人因此提出了“宗教生态平衡论”，主张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扬扶持中国宗教及民间信仰，以便抗衡来自基督教的文化冲击与宗教威胁。

　　那么，基督教是否真的会冲击乃至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宗教，中国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对此，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感觉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现在还处于不被政府承认的“非法”状态，合法身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现在要争取的是与其他宗教同样对待的平等权，还谈不上具有“威胁”别人的资格。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感受得更多的是政治上被歧视，发展上受限制。

　　尽管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很微妙，家庭教会还没有一个合法的“名分”，某些地方基督教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还时有发生，但从目前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说，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主要不是源于政府，不是政治因素。中国政府虽然过去在对基督教的处理上，有过种种左的做法，但近年来政府对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态度，是趋于务实的。未来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只会日趋缓和、改善，不会更加对立。未来基督教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基督教将来最大的问题，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是否能够顺畅地中国化，使自己变成中国人的宗教，变成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是基督教需要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都要过是否能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关。

　　以佛教为例。佛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受到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坚绝排斥、批判。可是后来，佛教却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教义、礼仪、组织形式、寺庙建筑风格上都实行了中国化，是一个外来宗教向中国文化转换的成功范例。以至于今天很多人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宗教，很少有人把佛教看成是外国文化、外国宗教。

　　基督教同样面临文化上的接纳与转换问题。基督教如果不能在神学思想、神学理论上中国化，不能产生出中国自己的神学家，则很难让中国民众认可；基督教将来在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来自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自然而然的抵制。

　　换句话说，基督教以什么形式在中国存在，以什么面貌在中国存在，为什么要在中国出现，对于信教的人来说，可以做教义上的解释，但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宗教上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他需要的是一种行为上的解释，通过行为审视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民族、国家有什么贡献。为什么要接纳、相信、支持基督教，民众只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回答，来判断基督教存在的价值。这和政府、政治关系不大，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关系很大。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不会盲目地机械地照搬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宗教进入中国都要进行中国化，基督教如果无法做到，而是把洋人的东西拿来，照搬西方的一套，那么即使在政府调整了对基督教的政策以后，整个社会也将会很难接纳基督教。

　　基督教在港台的发展就是例证。香港并不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人禁止基督教传教，但香港基督徒的人数占香港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台湾也没有限制基督教的发展，但是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也没有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为什么在基督教可以自由传播的港台，信仰基督教的人如此之少？是什么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显然不是政府。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说，在宗教这个市场中，谁能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同时能够以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出现，谁就能够存在、能够发展。基督教内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治理机制，在神学教义的解释上是否能做到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是否有一个开放的、尊重的态度，在社会公益服务上是否有适合中国社会与民众需要的良好作为，这些因素才是影响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相关简介：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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