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2)

四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及其后果

1.经济层面：对民工荒的另一种解释

2004年春节之后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工荒。尤其是对于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我们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恰恰是对农民工劳动力使用机制之不合理进行反思的契机。对于一个劳动的主体，如果国家仅仅着力于促进其劳动力的出现与使用，而忽视或者逃避其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那么必将导致这一群体对其边缘性生存状态发起集体性的抗议。

以宿舍劳动体制为例，在工厂打工，并聚居于集体宿舍的劳动--生活一体化模式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之下，其劳动时间可以被任意而灵活的延长，从而使对其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获取量得以增加，导致其劳动生涯被大大地浓缩。而且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资本对于农民工的剥削型使用机制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被限制在最低的标准之内（例如缺乏技术培训等长期的人力资本培训计划），高流动率使得工人难以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抑制了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由于缺乏以劳资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劳动管理，对工人的控制已建立在罚款基础之上的劳动纪律为主，管理往往带有某种强制性，由于这种劳动力使用机制的暂时性、过渡性和流动性，企业在竞争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动力，倾向于使用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方法来抑制工人的转工意愿和行为。

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得以维系，它通过工资、提供食宿以及消费等方式补贴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宿舍劳动体制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得农民工劳动力的低价格得以维持。根据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显示，珠三角农民工2006年的平均工资为1092元/月，而包括食宿、通讯、交通、日常生活用品、文化娱乐以及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平均日常开支为600元左右/月（其中正式就业者为567元/月，非正式就业者为648元/月），约占其全部月收入的55%。而结余下来的微薄收入则通常用以寄回家供养父母兄弟以及子女，以支撑农村家庭的日常支出以及代际再生产。

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劳动力，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安家或者在城市中赡养父母、抚育后代）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农民工集体性消费资料（住房、教育、健康、文化设施、交通等）的生产、分配和管理，换句话说，即通过财政预算、制度供给或者行政手段等对农民工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以及生活基础设施（例如建立工人生活社区）等供给给予决定性的干预，将有助于降低工资增长的压力，为城市培养并吸引优质的技术工人，促进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型。

2.文化层面：双重异化与"精神圈地"

对于工人来讲，宿舍劳动体制的微观运作过程使他们经历了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换句话说，除了不拥有生产资料，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的劳动异化之外，城市的生活使他们同样经历着异化。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工厂对于工人的日常生活再生产实行统一的控制（居住、食物、出行、社交以及休闲等全部在生产组织中获得），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成本被各个工厂自行消化（企业总是倾向于控制和压低再生产的成本）。最重要的是，由于宿舍并非提供给家庭居住，因此劳动力的世代再生产无法从企业获益。以年轻、单身、女性为主的外来工离开了家人，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家乡的食物、语言和周围环境），聚集在工厂，并经历工厂的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的同质化重塑。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

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感受上，"失眠"、"身心疲惫"、"烦躁易怒"、"觉得生活很艰难"、以及"觉得自己没用"是相对较为常见的群体心理特征。在城市社会适应方面，也明显受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和交往机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民与当地人交往的主要困难是，语言问题（49%），生活习惯不同（27.1%），缺乏交往机会（25.3%），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24.7%），观念不同（23.1%）以及地位差异（16.9%）。可见，农民工的生活和精神上被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进行了另一重"异化"。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代际更替，"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与农业劳动的实质性脱离，他们对于其祖辈父辈所无比珍惜的土地也已经产生了不可挽回的隔膜。调查表明：在3412名家中还有土地的被访者中，占30.3％的人愿意放弃，另外还有15.2％觉得无所谓，可放弃可不放弃，说不清的有7.3％。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愿意放弃土地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9.21岁（标准差为9.692岁），对老家土地持"无所谓"和"说不清"态度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88岁和25.84岁（标准差分别为8.310岁和8.542岁）。对于依然贴着"农民"标签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尽管名义上他们或许仍然拥有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乡土，并且不再拥有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经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

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来说，流离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中经历着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而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精神圈地"意味着他们与土地的实质性分离，然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不仅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拆分，使其成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来来回回的一群候鸟。甚至可以说，他们正在逐渐变成一群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归属感的流浪者，其身份认同更加模糊和混乱，反社会情绪也必然更加强烈。

3.社会层面：身份认同政治与集体性挑战

农民工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答案总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其正式身份却依然是农民。农民工的公民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在尚未明确其工业劳动者身份的情况下，便可以轻易地获取其劳动力，并且名正言顺地免除了为其提供集体性消费资料的责任。正如索林格（Solinger）所言，这已经造成了一种不是畸形便是冲突的公民权状态。

从课题组调查中的"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识"这一问题来看，62.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农民，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打工仔，而有19%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当我们进一步分析身份认同与年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明确认为自己是农民的被访者平均年龄为31.45岁（标准差为10.214岁），而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包括"不是农民"、"打工仔"、"城市居民"、"自由人"以及"说不清"等其余5项）的被访者平均年龄则为26.46岁（标准差为8.592岁），比前者的平均年龄年轻近5岁，而且二者之间在总体中的平均年龄差异是高度显著的（p<0.001）。

另外，对于自身与其打工所在城市的关系，将近50%的农民工或多或少有"自己不属于打工所在城市"的看法。他们大多明白自己并不是城市的主人，只是城市的过客，城市只是他们暂时栖息的地方。可以说，劳动力再生产的意义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农民工特殊的身份认同政治，与其集体性消费匮乏所导致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且这种关联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在新一代农民工中显得更加突出。

由于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展现农民工群体反抗与挣扎的各种集体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上升趋势。以广东省为例，从2001年到2004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起增加到4008起。根据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显示，"曾经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参加过诸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群体性活动"的回答者占12.5%，平均参加次数1.43次。如果以此比例推算，全国1.4亿农民工便意味着这些年来，参加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农民工达到1750万人，参加人次累计达2502万起。另外，高达49.5%的受访农民工表示"愿意"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参加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群体性活动，表示"不一定""说不清"的占20.5%，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只有30%。可以说，接近一半的农民工已经表现出明确的集体性抗争情绪和意识。进一步从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和意愿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来看，参加过群体性活动的被访者平均年龄为26.09岁（标准差为7.099岁），没有参加过的被访者平均年龄为27.65岁（标准差为8.837岁），二者在总体中的年龄差异高度显著（p<0.001）。而从集体行动的意愿上来看，愿意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26.84岁（标准差为7.897岁），而不愿意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28.60岁（标准差为9.714岁），二者在总体中的年龄差异也高度显著（p<0.001）。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匮乏状态再加上长期的低工资低保障，不仅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过渡性、边缘性以及流动性，并且加剧了原本就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其结果既造成了农民工在劳动与生活层面上的"双重异化"、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圈地"以及模糊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政治，同时也导致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完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一直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产业工人化"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这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不断发生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劳动主体对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家缺位所导致的集体性消费资料匮乏状态所发出的。

参考文献

1、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中指出，布洛维曾经专门对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进行讨论，他指出问题并不仅在于出现了这种"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的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在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这种情形与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非常相似。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660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198页。

4、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31.

5、Peck, J.,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New York: Guilford, 1996, p.232.

6、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111.

7、布洛维指出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维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

8、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3.

9、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38.

10、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41.

11、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2、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13、根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来说，出租屋是其最主要居住方式，在所有居住方式中所占比例高达73.4%（N=898）。

14、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4期。

15、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16、"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报告》，2007年（未出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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