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5)

　　民主制度中的选举成本显然要高于专制下面的假选举。虽然假选举也要布置会场、印制选票、误工费时，每次换届的总花费不会少于几十亿元，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贿选的案例，但比竞选所花的钱毕竟少得多。然而，在考虑总的制度成本时，如果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腐败、“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的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都计算在内，选举成本略高一点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此外还应强调，信息技术已使提高选民参与和降低投票成本成为可能。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沟通。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装设电子投票系统，从而免除了选票印制、计票等程序。[27] 当代的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且相互促进的。

　　在80年代末，有人曾提出“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的痞子，是指在吴敬琏、钱颖一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政治流氓。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政治腐败的势头，“戴着枷锁”、“穿着小鞋”的精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付诸东流，曾经满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成果的民众会痛苦地经历10年前嘲笑过的“俄罗斯现象”。（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

　　【注释】

　　[1]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2]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 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 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5]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6] 其理由可通过以下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另有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为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会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有甲乙两种经济增长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不变，这样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5%增加到25.5%），农民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的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如此则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

　　[7] 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8] 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 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总第73辑，88页。

　　[10] 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

　　[11] “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李盛平等编，《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

　　[12]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65-66页。

　　[13] 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2页。

　　[14] 金雁等，“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15] 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天涯之声”网站。原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5年1、2期。

　　[16] 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17]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出处见注[13]，71页。

　　[18] “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出处见注[16]。

　　[19] 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20] 出处同上。

　　[21] 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 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载“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载“中经评论”网站

　　[23] 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文稿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

　　[24] 季卫东，“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25] 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天涯》（海口），2001年第1期。

　　[26]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36页。

　　[27] 参见《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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