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军：香港何以繁荣？(2)

　　4、香港的民主与法制

　　了解香港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只要看两件事情就足够了：一是看一看香港的政治家们都在哪里工作和存在；二是看香港立法会的尊严和气派。

　　香港政治家们的尊严和地位

　　在香港，给我冲击最大的海报是议员们进行政治宣传的招贴画，确切地说是这些招贴画张贴的地方——就在街道两边的护栏上或者城市的犄角旮旯里。在大陆，这些地方通常是贴小广告的地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牛皮癣”泛滥的地方。在香港这样现代化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议员们的“光辉形象”张贴在贴“牛皮癣”的地方，而且制作一点也不高档，就是一张普通的油布广告纸，然后用透明胶带固定在护栏或墙壁上。

　　早晨，繁华的主要干道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身穿红马甲的工作人员[2]热情洋溢地塞给你一沓类似于英国的太阳报那样的小报，多数都是议员们的竞选资料或不同政见论纲。议员们与三级艳星使用同样的工具宣传和推销自己，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严肃甚至不妥当。在香港，除了法官在法庭上让人觉得神圣崇高，凛然不可侵犯，其他政府官员、议员给人的印象都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甚至他们要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接近底层公众，获得认可，与公众接近和交流或者说平民化是他们的一项专业能力和基本素养，他们获得选民支持的手段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推销保险别无二致。除了正在开会的立法会议员和大法官，你看不到一出来就“像官员”的人，比起内地某官员那样“我可不是一般人”的“社会精英”，香港的官员显得太没有风度和威严，甚至香港特首曾荫权也时常被以小丑的形象悬挂在任何可能的角落供人消遣和戏弄。在香港见“曾荫权”很容易：但多是以类似于漫画那样的夸张的反面形象，且大都在很不起眼的地方。

　　香港的法制

　　在香港，朋友告诉我，最好的建筑一定不是公家的或政府的，而是私有的公司或企业的，政府办公地倒通常都是其貌不扬的。即使这样，政府还是会经常受到各种行政腐败的指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稍不留神就会成为公众和反对派进攻的靶子。仅有的例外是最高法院和立法会。

　　香港廉政公署闻名世界，但最高法院的排场却丝毫不受影响。宽敞高大的建筑，精致大气的装修，法律的巨大压力与森然正气浑然天成。庭审现场的肃穆、庄严更是到了让人大气不敢出的程度，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司法独立是普遍追求，也只有司法真正独立了，它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法律才会有尊严。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在最高法院，专门建造两部电梯，分别归法官和律师使用，并且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法官和律师不能使用同一座电梯；在案件审结以前，任何情况下，律师不得与法官有任何接触，否则就要坐牢。而在我们基层的一些地方，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沦落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掮客和经纪人，律师不见法官他的当事人才可能坐牢，神圣的法律沦为娼妓，又怎么会有尊严和神圣！老百姓有了问题宁愿自己解决也不肯“麻烦”尊贵的法官和昂贵的律师，社会怎么能和谐？

　　司法独立需要监督。在最高法院，最引人注目的一是一进门的大厅里实时播报审判进展的同步录像电视，二是审判庭外那些“玲珑剔透”的小玻璃房子。通过由电视台向公众同步播放的审判实录和这些玲珑剔透的小房子，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想不透明都难。

　　4、政府是用来骂的

　　在香港，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不是事故就是骚乱，人们街谈巷议的也离不开对政府的抨击，初来乍到，似乎香港一片混乱，不可救药。但真正生活在这里，你却发现，这里不仅没有你想象的混乱，反而秩序井然，生活舒适，至少比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要理想得多。比如，至少你走在大街上不会到处都是“拉开拉链”的下水道；尽管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又秩序井然，一切都按部就班，简单高效；尽管媒体到处是凶杀、抢劫的报道，甚至大陆最熟悉的就是成龙的电影中的黑社会、凶杀、暴力，但真正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你才发现，治安状况出奇地好，即使身处摩肩接踵的时代广场，你也完全不必担心背后的包裹或者身上的钱包。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困惑。

　　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政府就是要骂的。不仅要骂，而且政府的态度还一定要谦恭。表面上香港人动不动就上街，稍不如意就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但政府越来越廉洁，香港越来越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出于保护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的需要而产生的暴力镇压的工具。所以，国家是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国家和社会的对立与生俱来，国家迟早是要消亡的。

　　香港的发展经典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天生好的政府，政府与社会的对立与生俱来。要保证政府为社会服务，就要监督政府，约束权力，就要“骂”。政府是在“骂”声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更清楚。社会学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如果说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通常是扮演政治权力和当前统治的卫道士，社会学则是医生。就如郑杭生所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学说，[1]P3是通过探讨和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发现问题，及时修正，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为社会和谐发展保驾护航。除非你是一个伪社会学家，你才可能总是歌功颂德，一味媚上。正如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社会学家更多看到的是社会的另一面，“用社会学思考的方法给我们大家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使我们更加敏感”，[2]P16社会学需要爱德华·泰勒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所以，直接地看，社会学家通常是不受权力欢迎的，特别是那些僵化、保守和短视的统治者。但实际上，社会学家的“敏感”和“批判性”并不意味着与政府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冲突，甚至恰好相反，他们不过是殊途同归。一方面，政府不等于制度，现实的政府和官员与根本的制度总是有距离，甚至最能反映制度要求的不一定是具体的政府和官员，普通社会公众也可能更适合和需要维护制度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与社会本身天然对立，至于地方政府就更不可靠，权力注定需要制约。一味的正面歌颂不见得就是政治立场坚定，更不等于政治正确或正当性。正如文学上有“棒杀”和“捧杀”一样，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温水煮青蛙”或者“安乐死”可能更危险，也更阴险。

　　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安乐死的。正是因为社会长期缺乏对制度的负面因素的批判和揭露，缺乏批判精神，宽容权力的专制和腐败，最终导致了权力一病不起。如果社会早一点、多一点对专制和腐败的抗争，也许权力会更清醒，它也就不至于一朝易手了。长期的环境污染使得我们反映钝化，等到得了癌症再治，为时已晚。因为，死亡的种子早就已经播下并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

　　二、香港社会发展的启示

　　1、社会稳定、社会民主与社会发展

　　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社会发展需要稳定，但对稳定要做更辩证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稳定并不一定就是完全一致，差异，分歧，博弈，较量不可避免。科学的做法和理智的选择是经过民主的途径，在法制和秩序范围内，经过公平公开的途径和开放透明的渠道，达成一致或者妥协。

　　在香港的立法会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中，我们都看到争论和分歧。但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在看似激烈的对立和较量中，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接受那些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根本利益真正有益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辩论、斗争，通过说服教育，社会逐渐接受不同的观点，从内心认同，实现一致性。这样的社会团结显然更加可靠。

　　当然，民主不等于科学，民主也不等于效率。但对于一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来说，民主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作为政治生活的民主要成为一个好东西，特别是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证民主的运转始终以社会利益为依归。因此，民主需要科学化，需要一套完备、科学的制度和体制、机制。

　　民主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却在非洲制造了贫困和战乱，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脱离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不仅不是福音，反倒可能成为毒药。

　　2、政府的责任和角色

　　通俗地说，政府是社会的看门人，不是主人。香港人说“政府就是用来骂的”也许未免极端，但却说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谋而合。就一般政府的本意而言，没有天生好的政府。政府需要训练，权力需要制约，你要政府和权力做好事，你就要付出代价保证这一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更好理解：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的两种基本属性，生物性是本能（基础），社会性是养成（社会化）。一不小心他就回去，所以你得瞪起眼睛。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香港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奉献精神、社会良知值得我们学习。主要是两点：一是知识分子要有道义承担；二是制度和政府要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清风不识面，何故乱翻书”就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所以，“举报教授为反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3]这即是社会的悲哀，也暴露了我们教育体制中的问题。人人自危，不敢说话也许可以造成暂时的稳定，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和根本的稳定。我们是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应该、也不需要那样做。少数人那样做，实际上是别有用心，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一样，是在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极为阴险的“罪恶的企图”。

　　3、香港何以繁荣？

　　香港的根本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和保守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是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几百年来，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在民主的具体形式和手段上并非一无是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P253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某些具体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在香港，除了最高法院和立法会，几乎看不到象样的政府机构；除了法庭上的法官和议会讲坛上的议员，看不到趾高气扬、威风八面的政府官员；除了大公司的职员，甚至很少看到西装革履，仪表堂堂，更没有威风凛凛，君临天下……表面上，香港人每天都在骂政府，电视、报纸、网络到处充斥着对政府和政策的不满和诅咒。但在社会生活中，香港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东方明珠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熠熠生辉。

　　从根本上说，香港的发展和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而是公民觉醒和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包括大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的奉献和斗争。

香港回归，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之绪言。高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注释：

　　[1]这是我从Anti480得到的信息，更确切的数字并不清楚。

　　[2]这些人多数都是议员们为宣传自己政见而雇佣的工作人员或热心政治的志愿者。

　　[3]2007年多家媒体报道，国内某高校教授因讲课言论偏激或误解，被学生举报为反革命。对于具体事件中的各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不便评论。但即便教授有错，也应当通过正当的途径，就事论事。举报教授为反革命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无知，而且无德。如果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映，则是社会的悲哀。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