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2)

现代民主的局限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有许多局限。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这些局限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媚俗性、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1）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虽然我对于这一美好理念怀着很大的敬意，但同时必须指出，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经给出过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 II, III）和三个候选人（A、B、C）。选民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A >B>C, 选民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C>A >B，选民I I 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B>C>A。这就导致这样一个循环：在候选人A和B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A（选民I和II），在候选人B和C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B（选民I和III），在候选人C和A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C（选民II和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选人胜出。阿罗选举循环的例子非常简单，而与之相类似，但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湾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略高，但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地当选为“总统”。在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而复选的结果是第一轮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我这里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容易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两场选举的规则互换一下其结果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其它多个方面。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以及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提供了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视上的形象比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来得更为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会强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可以用下面这个假想模型加以说明：假设一个社会由一百个有选举资格的人组成。这一百人中有5 1个是庸人，4 9个是能人。如果庸人和能人群体各出一个候选人，并且投票率是百分之百的话，那么当选人肯定是一个庸人。并且，如果该庸人想继续当选的话，他必将会拿出一些有利于庸人群体的政策来巩固他的票仓。这种在政策上对于庸人的倾斜就会导致有更多的人选择做庸人，于是就巩固和加强了一个以庸人为主导的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庸人”一词毫无贬意，我只是想说明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

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一个很大的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都不得不在各种场合中显示他／她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他们施政纲领的正确性。一个美国公民如果想把票投给一位能够用启蒙运动式的理性语言来论证其施政纲领的候选人，将会发现他这一票无处可投。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征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我们就会发现，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即在竞选双方处于如后文中所讨论的非忠于反对的场合下）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较大，但到八十年代时这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基本消除。但是在推行民主化之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扩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很小，所以大选过后大多数人还能恢复平静，如往常一样生活，否则，前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族群清洗惨祸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与此类似，目前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中，恶霸和强人操纵选举、大姓之间的矛盾因民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占有着很大的比重。已被中国共产党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也会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左右为难，这确实是许多传统国家民主过程转型中面临的一个困境。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媚俗性，即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家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别是电视竞选时代，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年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一个颇令人玩味的原因是，民主党候选人论述和辩论的能力都很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常以明快的逻辑和凌厉的语言令布什处于守势；但布什憨态可掬，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其形象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辞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Caplan）曾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具有这种或那种偏见的选民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民主的媚俗性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的精英总是占少数。在威权社会中，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这种社会中的精英主义文化却同时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各类思想，以至于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东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经历民主化所带来的短暂喜悦后，马上就体验到强烈的失落感的原因。他们刚刚有机会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社会就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了。在东欧媒体上被炒得非常火爆的，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中涌现出来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海，心甘情愿地成了“权力的同谋”、“寡头的小伙计”和“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但影响大大降低，人数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扩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这将使社会变得日益平庸。笔者本人其实很欣赏西方民主社会的平庸，但是我想这肯定不是那些抱有重大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目标，因而特别提请注意。

4）忠诚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皇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之为“为女皇的反对”（her majesty opposition）。在现代政治学术语中这又被称之为“忠诚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或者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是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越大，一个社会的民主体制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那么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诚性反对党”。存在着“非忠诚反对党”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在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抛弃民主，走向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二战后欧洲民主走向稳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在长期经济繁荣的支持下，经历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不管是来自右还是来自左的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按照他的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政体，改变国家领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连由前政府制定大量法律和政策也基本上一仍其旧。不但如此，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更具有合法性，所以二战后欧洲许多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经常推出与之意识形态相反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民主只有在“忠诚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给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的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是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种族清洗，包括美国人对印地安人在十九世纪的灭绝性屠杀（在种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传统仅限于美国的白人特别是白人的有产阶级，美国白人于是就毫无心理负担地对印地安人实行了多数暴政），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

民主的“忠诚反对”这一特性为一个国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设置了障碍。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事件绝不是一次本文意义上的民主化运动，但我们也不能不说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即使如此，整个事件的发展却以反右运动收场，从而大大削弱了当时中国政府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民主性”。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 “阳谋”。其实，这一“阳谋”的发生背后有两个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中国既缺乏自由的土壤，毛泽东也没有真正的自由精神。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唯一基础就是他对于共产党执政和自己所具有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信心。第二，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具有极高的威信，自由主义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强势。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曾经深受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熏陶。因此，当毛泽东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势必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会把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共产党一党专政联系起来，并提出在毛泽东看来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即有了“非忠诚反对”的倾向）而不能为毛所容。毛泽东要“民主”而不能容忍自由的一面，加上党外人士意见中呈现出的“非忠诚反对”倾向，再加上其它国际、国内原因，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第一次毛式民主化试验。虽然本文所讨论的民主的含义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所尝试的非程序性“大民主”有着截然的不同，但是所面对的任务却十分相似，即怎么建立一个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怎么建立一个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的特别是少数派的声音和利益得到保护。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制比起任何其它政治体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这两个关键问题，民主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民主是当前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民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面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将有可能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弱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下对于民主转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不至于太荒诞。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民众普遍素质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为好（除了上文已经阐述的一些风险，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形成一些具有实力的地方民选政府利用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英眼里民众的素质如何低下）。其它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稠、各地差别很大时，为了避免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各地利益高度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利益分化的民众的直接压力，避免民众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搞民主，怎么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限制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价值观。

第四，民主政体的其它设置也十分重要。两党制、多党制还是无党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等等，不同的初始制度设计会对民主化的演进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有着巨大影响。民主转型和民主制度的稳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切切不能因为对于民主体制的迷信而对民主化过程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并在充分的研究和“摸石子过河”的实践相结合的条件下创建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民主体制。

第五，在一个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民主改革肯定会困难重重。执政者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心而急躁冒进。他们既需要有弹压民主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势力（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感，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六，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合力作用下而被迫推动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太晚”的感觉，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实感和实际执政的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物，随后兴起的将是从原政体中分裂出来的各类政客。这些政客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框架下尽情地利用转型社会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上面所讨论的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各类弱点淋漓尽致地加以放大，给人民和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并大大地增加民主转型的不确定性。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下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问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较好的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能既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样，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来解决。本文思想的一个中心原则是：让民主来承担它所特有的社会功能，而把民主不能承担的功能让给其它制度来承担。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关于这一点，美国建国初期几代的政治家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民主体制之外还非常有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以及后来的公务员考核制等等制度的原因。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些制度建设还是不够的。对于这一点，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想展开讨论。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特例性事务和大量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非民主制度都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科层制度缺乏灵活性。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对科层制缺乏灵活性的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利益时，国家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中，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制；所谓的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赢利性或非赢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一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那么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但该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晰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那么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总之，与选举民主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上述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作为支撑，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这些制度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并且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明，像民主体制一样，以上所讨论的五个主要非民主制度每一个都有自身的弱点；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能够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一个能够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相关简介：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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