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由沈昌文先生牵线搭桥，沈林、申慧辉我们几个朋友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一种文化类刊物，当时起了个气概不小的名字“舞台2000”——就是打算出到2999年。第一期的主要话题是即将破土的国家大剧院，当时组织了座谈会，请来老少各路人马，对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说三道四。对世界各地剧场如数家珍的李畅老先生打了个比方：您不能一大冰箱里就放俩馒头吧——他是怀疑到时候剧目是否跟得上，演出团体是否用得起。
十多年过去了，时移势易，《舞台2000》只出了那一期便再没有下文，而大剧院已然加入了天安门系列的建筑。新一代的国家级标志建筑如奥运场馆、中央电视台新楼等，在造型上都追着国家大剧院“返璞归真”。好几次经过大剧院在夜晚，衬着深蓝色的黑色椭圆让人联想到了古老浑天说中的“鸡子”，里面隐约的灯火似乎是人类在上演他们千秋万代的故事。在这人类的故事里，有中国的故事；在中国的故事里，有文艺的故事；文艺的故事里又有大剧院的故事。就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后来也分不清哪个在里，哪个在外了……
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文艺的故事。但这个文艺的故事又包在一个文化或文明的故事里。
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支，近代以前在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政治上自成一统。我在2006年上演的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曾对此做过咏叹：
五千年，五千年——
我们走过中原、四夷、八荒
我们走过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走过二十四时辰、二十四节气，二十四史
我们走过上下五千年；
我们走过泪光中的血光、火光、刀光
我们走过杜甫的诗篇；
我们走过读书声、欢笑声、钟鼓声组成的和声
我们走过孔子的理想；
我们经过了经过的，一轮又一轮
我们是自己的时间；
我们看过了看过的，一遍又一遍
我们是自己的指南；
我们走在过去，我们走在未来
我们走在地上，我们走在天上，
五千年啊，五千年……
这个文明走到1840年，一个跟头摔进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代史，从此另是一番天地，也有歌为证：
一八四O年——
梦得到这么凶的炮，这么快的船
梦不到资本要全球扩张，这扩张势不可挡
No more 一生二二生三
No more 三省吾身三代圣王
No more 四体书四言诗四声猿
No more 五经六艺七步诗八卦图九天玄女十方洞天
五千年从此改走你的道，没人知道哪里是终点
走过救亡走过革命，走不出一八四O年
走向崛起走向腾飞，走不完啊，走不完的一八四O年……
五千年浩荡大河凌空跌落，碎为雷霆亿万，水雾冲天。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转世由此起步。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丛林社会绝地求生、后来居上，成为中华民族近代的基本任务。
这个任务对于一个长期独立的文明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目标。通往这个目标的过程不可能不艰难，选择不可能不痛苦。一百年多年来，中国一直躺在脱胎换骨的手术台上血流如注，换语言、换文化、换学术、换伦理、换趣味、换步调、换生活方式。这其中肯定有些不该换而换了，有的显然没换好，有的毁于排异反应。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却是我们躲不过的宿命。
我们的目标当然不会是简单地逃命，就像世界上不少民族或部落那样，换身西装就算重新做人了。这倒未必是因为我们不想这样，而是因为我们人口规模和文明体积不允许这样。我们既不可能固守五千年一成不变，也不可能跟它一刀两断，到西方开的育婴堂过一种没爹没妈的生活。我们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们有一个伟大而深厚的过去，我们没有流浪猫拔腿就跑的便利，我们注定要在延续与变革之间徘徊游移。这是一副并不轻松的担子，一头是光复传统，一头是融汇新机。“我们”既属于五千年，也属于160年；既清晰分明，又流变含混；既中国本位，又容纳万流。“我们”既要勇于是自己，又不非得不是别人。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大目标，我们的未来注定是大未来。
这个目标落实到文艺领域，就是要通过使传统文艺现代化、外来文艺本土化而建设一个亦新亦旧、亦人亦我、既现代又中国的文艺形态。这是一项浩繁的世纪工程，它的前提是艺术家乃至全社会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抱有充分信心。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以及最终的国家统一、社会整合不仅培育了这样的信心，而且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高度概括了现代中国的文艺抱负。民族歌剧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现代京剧如《红灯记》《沙家浜》，乡土诗歌如《王贵与李香香》，无不映照在一个曾被打懵的民族因重新发现自己、重新获得自己而焕发的容光之中。《赞歌》中胡松华那朝阳一样的歌喉实乃古老民族获得新生的声音标志。
以往30年的历史是一段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一方面，社会不平的前景与社会平等的遗产奇异联手，为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社会动力，无数个体的你追我赶汇聚成整个民族的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对文革的清算迅速膨胀为对整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全面幻灭，使得再造中国文艺所必须的自信受到重创。失魂落魄的文化精英成群结伙，像废弃塑料袋一样随风游荡，四处瞎寻摸什么“精神家园”。陈逸飞的绘画、谭盾的音乐、张艺谋的电影，无一不散发着秀水街、潘家园以及假文物市场的古怪气息，它们丝毫也反映不出一个伟大文明的强劲走势。这造成了中国经济节节上升而文化一路下滑的荒诞景观。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财富的不断积累，东张西望的文化精英蓦然回首，发现他们一直要告别的穷窝竟然成了金库，于是乎他们起了“信心”。这种以“贪心”为底色的信心当然也是信心，用它去办歌厅开发廊不会成问题，但要用它支撑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问题就来了。因为谁都知道，文艺最珍贵的部分和钱无关。他们那些由宣传部订货、归财政部买单的晚会，跟好莱坞接轨、向威尼斯看齐的大片，徒有珠光宝气而无活色生香，看着就像一袭金缕玉衣。这些东西对于再造中国的当代文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败事有余。据报道，国家大剧院去年演出已达600场次。我去那里看过几次演出，还只看到由技术、器材、资金共同演绎的奢华。最珍贵的文艺来自苦难的土地和挣扎的心灵，它不属于装模作样、附庸风雅的“成功”男女。
2008年的世界变局，表明人类又来到一个重要的关口。近代以来一直主导着世界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已耗尽自身的体制和文化能量，走上了坑蒙拐骗的末路。在这样一个时刻，需要有新的力量出来，参与世界的管理以及世界体系的改造，把人类带出死胡同。中华民族以其人口规模、历史积累和文明境界，有理由也有义务成为这样的力量，联合新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世界中的健康力量一道，从欧美资本寡头手中夺过世界发展的领导权，为自己也为人类寻找一条量入为出、合理发展、真正价值多元的人间大道。其实，这还真不是要不要出头的主观问题，13亿中国人口的客观存在对目前这个世界来说，只意味着两种可能：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中国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上将第一次走出欧亚大陆的东部，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大国。
对于这样的世界使命和人类抱负，中国的精英显然毫无心理准备；最近让他们又惊又喜却又将信将疑的“中国模式”，骨子里不过是想维持现状罢了；这样的东西能否改良中国都难说，别说改造世界了。中国精英们的文艺创作，或者在歌舞升平，或者在醉生梦死。指望他们建设与这个人类大目标相匹配的当代中国文艺，恐怕是不现实的。好在世道自有其运行的规律，时候到了，会有人出来勇挑重担，大步向前的。我想，这光荣的肩膀和腿脚，一定属于来自生活与大地、来自方兴未艾的公民社会的新一代艺术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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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大剧院里的中国故事
时间:2009-05-25来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二期 作者:黄纪苏 被查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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