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正因为棉花和蚕桑是长江三角洲当时的商品化的主要推动力，我把整个过程称作“内卷型商品化”（黄宗智2006[1992]）

[14] 这样的农场上每头猪只需要原来的劳动力的1/3，但它们养殖的数量是原来的10倍。(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8： 255 [表 10-4])

[15] 恰亚诺夫和国内的用词，不是科斯本人的用词。

[16] 美国房价的上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由上世纪50、60年代之后核心户广泛由单职转为双职而支撑的。后来，凭借不实际的次级按揭以及对市场增值的盲目信念（以至贷款者普遍用增值部分作为收入来支撑分期付款），形成了房地产“泡沫”。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则部分是无穷的需求以及地方政府有意识地提高地价（因为“土地财政”是他们预算外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导致的结果。（黄宗智2010a）

[17] 不同地区对新娘子“价值”有不同的标准；譬如，根据一位来自陕西的北京农民工，当前陕西农村对恰当的聘礼的概念是10万元。

[18] Gary S. Becker 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来分析家庭行为，所作出的努力有它一定的优点，例如使用了更宽阔的“效用最大化”概念来替代简单的“利润最大化”，把经济学延伸到诸如配偶选择、子女教育等非经济议题，并讨论到诸如历史环境、态度、感情、内疚等非经济因素；但是，归根到底他的目的是要证实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理性抉择”理论完全适用于解释家庭行为。他的分析最终是成本/收益的分析，例如把成本/收益看作对子女教育（他称作对“人力资本”）投入的抉择的决定性因素（Becker 1991, 1992）。因此，他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家庭经济单位是如何与个人不同，以及如何影响和约束个人的抉择。他的一套分析尤其忽视了中国家庭组织中的三代家庭和强烈的亲子关系，以及与其结伴的伦理观念。譬如，他的方法绝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家庭中，子女仍然相当普遍与已故去的父母亲保持某种形式的象征性通讯——无论是用食品、纸钱、酒、烧香甚或是直接诉告的方式，无论是在墓前还是在家里的某种形式的“灵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