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隐蔽的，因为官方没有正式统计这个部门。[14]它的就业人员数只能从来自人口普查所计算的真实的就业人员总数减除各种登记类型单位所上报的人员数而得出。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是，非正规经济人员在2008年占据城镇3.02亿总就业人员中的1.82亿，也就是60%（见表1）。

我们如果加上"乡村"（包含县城关镇以下的城镇）的非农就业人员，即乡镇企业的1.5亿人、[15]乡村私营企业的0.3亿人以及0.2亿的个体户，就要再加上2亿人员（表3）。最后，如果再加上务农人员，因为他们大多也是缺少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的人，非正规经济人员的总数将高达6.5亿人，亦即2008年全国民经济（城镇+乡村）的7.72亿就业人员的84%。（表1，2，3；黄宗智：2010a：第8章；黄宗智2009b）

整个非正规经济都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正视。即便是讨论到，例如在蔡昉引用刘易斯（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论（即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传统部门以及一个现代的城市部门）（Lewis 1954，1955）的论文那样，它被认作一个很快就要消失的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刘易斯论证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中国：中国的二元经济体系很快即将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化的、全国劳动市场. (蔡昉 2007；黄宗智2009b)

事实上，非正规经济非但没有减缩到即将消失的地步，它其实一直在爆发性地扩增，正如上面已经指出，今天占据到中国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员。我们如果考虑到正规经济的职工（即主要是表1和表2从国有到外资的六个登记类型），在1978年到2006年将近30年间，只增加了0.2亿人（从0.95亿到1.15亿），再把这个数目和非正规经济的6.5亿人员数目（其中估计有1.0～1.5亿的务农人员是过剩劳动力）相比，就能看到，宣布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多么地远离实际。事实是，非正规经济之整合于正规经济只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艰巨和漫长的过程。

主流制度经济学，正因为它把法律和产权认作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自然把注意力集中于正规经济部门，因此忽视了非正规经济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Walder－钱的分析虽然突出地方政府所创办、经营或控制的企业，同样忽视了在改革后期快速膨胀的经济体中的既非民营公司也非政府企业，而是在其间起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非正规行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非正规经济。

对非正规经济的忽视也意味对发展的社会维度的忽视，不仅是当前的，也是历史上的。说"历史上的"，是因为不会与之对比也就因此看不到，计划经济之为大多数人所提供的有效医疗、教育和福利保障（正如诺贝尔奖得主Amartya Sen多年前指出，改革前的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上，即人们的寿命预期、教育水平以及婴儿死亡率上，其成就远远超越当时人均GDP和中国基本相同的印度）。（Drèze and Sen 1995： 第4章； 黄宗智2010a：第1章）至于对当前的情况，同样会忽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所附带的社会问题，看不到非正规经济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

（四）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方法含义

这一切并不否定过去的分析的正确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能够激发企业家们和民营公司的积极性，这点在中国经验中是得到证实的。同时，反对其原教旨市场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内涵的论者，正确指出了地方政府及其乡镇企业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如哈耶克多年前已经从内部人的视角指出，许多经济学家过分依赖理论前提，倾向把实际等同于理论构想（Hayek 1980[1948])：尤见第2章）。主流经济学的论析多从计划与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以及计划经济的全盘错误出发。一方面，它们对计划经济的批评，例如其沉重的官僚体制、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对创业和竞争的压制，显然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们忽略了改革前的计划经济的正面成绩，例如其快速发展的重工业、覆盖大多数人民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以及强大的组织能力。我们也许可以客观公正地说，哈耶克－科尔奈－科斯的制度经济理论其实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理想类型，而不是历史性－经验性的分析。

笔者认为，真实的历史更多寓于本文提倡的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研究进路。也就是说，要依赖历史视野并扎根于经验证据，但又要具有理论关怀与含义。正是如此从实际出发的研究进路，方才可能挖掘出被理论和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维度。这里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的非正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非正规经济。

应该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吸引外来投资不仅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因为它得自计划经济所建立的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基础、快速的重工业发展和基础建设、以及组织能力（这点特别容易因过去极端的群众运动而忽视）。但中国发展经验最突出的特点不是以上这些，而是其当前的集权的分权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其中地方政府为召引外来投资而激烈竞争，所依赖的是非正规的补贴和支撑，以及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正是这样的组合才能同时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与环境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科斯－科尔奈以及诺斯、舒尔茨等的主流制度经济学，虽然名义上特别强调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和经济史维度，居然完全忽视了中国发展经验中这个巨大的制度－历史实际。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和其它结合前工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正规经济实践占据不容忽视的位置，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强调的那样；第二，和其它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一样，非正规经济起到协调旧计划经济和新市场经济的作用；第三，其庞大和看似无限的规模再次突出中国巨大的人口这个基本国情，也是一个唯有印度等几个个别国家才能与之相比的国情；最后，它所突出的真正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性是，其特殊政治经济体制之与其非正规经济的结合。

在一定程度上，那样的结合也可见于改革前期：我们可以把地方政府在建立乡村企业过程中的众多非正规行为也纳入其中，  并把乡村企业的"离土不离乡"员工纳入非正规经济来考虑。但城镇部门的真正大规模的变迁则有待于改革后期：在各种补贴和绕过国家正式法规的招引下而涌入的外来投资，以及为新兴的城镇企业打工和服务、没有国家法律和福利保障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之爆发性扩增。正是后期的那些主要是城镇的现象，才真正符合国际劳工组织所使用的"非正规经济"一词的原义。

正是改革后期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非正规经济行为，把不清晰的产权和不成熟的市场改作比较优势、把政府对重点企业的非正规支持变成提高它们的收益而借此招引外来投资的手段、把非正规经济变作招引外资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等。同时，也把城乡原有的差别扩大到城镇社会内部的显著不平等。结果是近年来的惊人的GDP增长以及十分迫切的社会不公问题。正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而不是以往分析中的两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才能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成败功过。

三、中国发展往哪里去？

最后，我们要问：以上的讨论具有什么样的实用含义？

用于当前的实际，以上的讨论意味地方政府正因为它们过去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对未来也十分关键。中国眼前的大问题是：怎样应对非正规经济在推动快速GDP发展的同时所附带的严重社会与环境问题？地方政府过去的非正规行为是导致非正规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

这不是一个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非此即彼问题；事实是，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首先可见于与日俱增、每年数以万计的针对不公平和环境污染的民众抗争。对此，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的首先是"捂盖子"的对策，要到抗议者通过组织、媒体曝光等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迫不得已才会作出妥协，把矛盾"摆平"。[16]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和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关联：在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做出大规模投资的现实下，它们和招引的企业利益只可能是一致的，"官商"也只可能是"勾结"的，何况对地方官员来说，在现行的国家的干部考核制度下，最关键的指标正是其招商引资的"政绩"。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和环境危机，如此的对策，在抗争者与国家公安势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固然能够维持基本稳定的治安，但它不可能是长远之计。

过去的发展之不可持续也可见于经济体系之"失衡"。在成为"世界的工厂"大趋势下，中国相当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为外来资本和出口而生产的；根据2004年的统计，出口加工生产占据总贸易的53%（高柏2006：119）。在低工资和依赖非正规经济的现实下，这意味大部分盈利归属外来的投资者而不是中国的工人或中国的经济。[17]正如高柏指出，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此前的发展经验很不一样，后者从未如此程度依赖外资和国际贸易，其进出口对GDP的比例从未超过30%(高柏 2006)。上面已经指出，2005年日本的进出口∕GDP比例才20%，和美国相似，而中国的则是64%。

结论是明显的，也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所更加鲜明地凸显的：要推进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必须扩大国内的需求和消费。这已成为一个跨越左右分歧的共识。

这一切所指向的是另一种发展道路：即用社会发展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显然，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比富裕人群收入提高更直接、快速影响消费，这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所占比例较高。因此，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目前的情况迫切呼唤着要提高占据中国人民大多数的下层和中下层社会群体的收入。

中国政府从世纪之交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取消农业税和提供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虽然并不包括农民工）），但显然还需要做很多。这里，重庆市新近的实验既展示还需要做什么，也展示可能做什么。重庆实验的核心概念是利用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来帮助提高贫穷人民的生活水平（崔之元 2010）。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有：为农民工提供廉价公租房；给予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和社会保障；允许农民用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及林地）权作为贷款抵押；系统扶持小规模企业，用来扩大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大规模的廉价公租房建筑已经开始，预期在三年之中每年造1000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总共可以解决250万农民工（亦即市内300多万农民工的大多数）的住房问题（《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计划中的月租是大约10元∕平方米。这样，为一个青年人或夫妇提供的31平方米的住房房租预计约300元∕月，较成熟的家庭则可以租用80平方米的住房，平均60平米（《黄奇帆：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 不是摆噱头》， 2010 年7月3日）。为了避免形成公租房的贫民窟，新建的公租房将分散于20个不同的商品房大组团，只占每一组团居民的较低比例。（《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户籍制度改革也已于2010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重庆市总人口3200万，其中1000万是城镇居民；计划是在十年中让1000万农民改作城镇居民。第一拨是已在市区工作的三百多万农民工，预计在2010和2011年完成他们的户籍改革，其后每年解决70～80万农民工入城落户的问题。这样，将把非正规经济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的正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人民日报》，2010年7月30日；亦见 Dreyfuss 2009 和 Larson 2010的国外报道；《专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2010年8月21日）这个计划包含给予农民三年过渡期，其间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权益，直到他们把这些权益在政府设立的乡村土地交易所转让出售为止。这样，他们可以带着一定的现金进入城市落户（而政府则把土地纳入其为建设储备的用地）。（《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我们当然要问：必需的资金将从哪里来？重庆政府的实验可以视作中国改革后期发展经验逻辑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主要是借助于可以预期的市场增值（以及凭此贷款）。这样，用亏本的价格来招引外来企业，但在后期可以获得足够的税收和土地增值报酬。如今重庆政府将进一步凭借同样的逻辑来直接参入住房建造，但其目的是把可以预期的增值收益从开发商转移到政府的公租房公共服务投入。

更具体地说，公租房的工程预计将需要500亿元的投资，重庆政府将投入其中的200亿，主要是已经储备的土地的市场价值，另外的300亿元以公租房为抵押向银行、保险公司、国家社保基金等融资，贷款利息用公租房所得租金来支付（《黄奇帆：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不是摆噱头》，2010年7月3日）。

一方面，重庆的实验令人兴奋地说明借助社会公正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再次指出中国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在具备良好的领导之外，重庆政府也得助于比较偶然的意外之财：2000到2008年间，市政府廉价购入的国有资产每年增值19%，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3%。因此，重庆市政府的财政特别丰厚。虽然如此，它仍然要到2020年才可能把一半的农民纳入城镇户籍；到时农村人民将仍占全市人口的40%，仍然处于城镇福利覆盖面之外。由此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宣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是多么的不符实际。

至于农村，重庆的领导们点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农民现在无法为经营需要而向银行贷款，二是怎样把"小农户"和"大市场"连接起来让农民可以更多地从市场机遇获益。他们已经采取允许农民用其地权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重要方案；但是，在如何促进农民的"纵向一体化"（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让农民获益于市场化的高值农产品的问题上，他们似乎仍然和多年来全国其它地区同样，主要指望所谓"龙头企业"的带动。（《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这点使人稍感诧异。重庆政府在城镇发展上既然采用了凭借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发展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做法？市领导迄今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到依赖资本主义的龙头企业公司之外的其他可能。也许，重庆的领导们和其它地区同样，认为农业发展只可能由具备规模效益的资本主义型大农场来推动。

笔者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新作中详细说明，中国农业正面临着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首先，伴随收入的提高，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正向食用越来越多的高值农产品转型，包括鱼肉、蛋奶、水果和高档蔬菜；第二是城镇化，包括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就业；第三是生育率的降低，如今终于体现于每年新增劳动力人数的递减。汇合起来的结果是一种既是更加资本密集也是更加劳动密集的高值新农业，但仍然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例如，一两亩地的塑胶拱棚蔬菜生产，或四五亩地的 "秸秆养殖"（结合玉米种植和二、三十头猪养殖，用生物剂使秸秆发酵为高质饲料）。

这种新农业的小农场和过去劳动力过剩的农场不同，是接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的生产单位，因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它们依赖的不是"规模经济效益"，而是"不同生产的不同最佳规模"（differential optimums）（比如，粮食和蔬菜生产的不同，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较大规模的加工和销售的不同）以及"范围经济效益"（结合两种以上的互补生产活动）。它们也特别适合于新时代的有机农业生产。

正是这样的新型小农场促使中国农业总产值在改革期间平均每年增长5%以上（在三十年中上升了约五倍），远远高于历史上一般的农业革命，诸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一个世纪中上升了一倍），和20世纪60与70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每年增长约2%，36年才翻一番）。如此的农业发展为蓬勃的城乡贸易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正是亚当·斯密所认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分工和竞争的一个关键条件。（Smith 1976[1776]：401-6； 黄宗智2010a：第1、4、6章）

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时代小家庭农场之兴起导致对合作公司（所有制是合作的，但经营模式是公司型的）的需求，目的是用来连接农户和市场。我们现在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比较全国纵向一体化两大途径的材料：一是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近年来享受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补贴；一是合作组织，一直受到现有体制的排挤，既缺乏政府的大力扶持也不能向银行贷款。虽然如此，近年来合作组织仍然自发扩增到占据所有带动纵向一体化单位销售额的8%（2005年数据，相对于龙头企业的58% 和国家专业批发市场的34%）。它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会员所有的，因此能够为农户生产者争得较高的市场收益，高于为资本家所有的龙头企业而生产。所以说，这些材料证明的其实是合作组织的发展潜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给予合作组织像龙头企业和外资企业那样的扶持，后果会是怎样。（黄宗智2010a，2010b）

重庆政府已经把资助"微型企业"列上日程。计划是为自筹10万元资本的私营企业提供5万元的政府补贴，另外再协助安排10万元的贷款，让它具备30万元的启动资本，并为之提供税收优惠。目的是扩增下层和中下层收入人群的就业和机遇。如果地方政府能为农业合作公司提供如此的扶持，应该会对它们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允许它们首次与龙头企业以同等的条件一较长短。(黄宗智 2010b) 如此的农业发展途径可能更符合重庆政府在城镇发展方面的总体战略，即以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此外，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合作组织也许也可以成为为农村提供社会保障网络的一个有效途径，说不定还能起到协助重新整合今天正在快速原子化的农村社会的作用。

如果简单依赖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甚或进一步把土地完全私有化，将意味类似于印度的结果：其农业近年来经历了和中国相似的向高值农产品生产转化，但其农业从业人员中已有足足45%沦为无地农业雇工，乃是"贫穷中的至贫者"，而且，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其总人口中仍有足足42%的生活水平陷于"贫困线"（每日1.25美元）之下。(黄宗智2010a：尤见第(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