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中国古代对平等的诉求(2)

3、关于实质平等

儒家也支持一种等级制下的“均平”思想，亦即民众生活和财富的大致平等。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33 ；孟子拥护井田制，主张相当平均地“制民之产”，还有《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之说，都表现出儒家也主张一种“实质平等”的倾向。

这里有必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区分∶即官员（包括候补、退休官员）与一般民众的二分，亦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两分。官、民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官、民之间在权力、财富与声望方面差距悬殊，然而儒者又不断有“均平”之说，历代王朝又时有“均田”之令以及抑制兼并，缩小贫富之策，那么，这些平均主义的论说和政策究竟何指？它们实际是指要在民众内部实行某种平等。官员毕竟占人口的极少数，民众是绝大多数，使这一绝大多数的物质生活尽量不太悬殊，不仅可以使他们大致能安居乐业，客观上也可使其中想上升到统治层的人们置于一个比较平等的起点上，即不仅保证一种前途考虑的平等，也考虑一种手段的平等。当然，这只是就“均平”政策的理想而言。总之，多数和少数、大众与贤能、常人与英才的福利是不同的，是两分的，这可以见之于《礼记•礼运》有关大同理想的那一段著名的话，一方面是“选贤与（举）能”，另一方面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而皆有所养。”

对平等的暴力诉求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一种旨在平等的暴力实践。平等的要求可以说本来就潜存于人们的心中，当战国之后封闭的世袭制被打破，社会上、下层不再如天堑那样难于相通，就为平等意识的觉醒与平等要求的萌发提供了机会，而实现这些平等的要求则有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的不同道路。

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周期性的平等要求的猛烈迸发。这种平民（主要是农民）的暴动常常是以“平等”为号召的，是对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一种激烈的、行动的抗议，虽然这方面的思想史料并不是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摘抄几条，以显示要求“平等”的激情在这些暴烈的实践中的分量∶

1、“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又在号召戍卒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34

2、张鲁“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35

3、王仙芝在举事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亦曾自称为“天补大将军”，“天补均平大将军”，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36

4、王小波∶“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37

李顺∶“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拨，大赈贫乏。”38

5、钟相∶“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39

6、李自成∶“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40又“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41

7、洪秀全∶“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圣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42

这种暴烈行动所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在此，也许有必要区分发动者与群众，区分动机与实际行为和效果。从发动者来说，其动机包含着一种改变个人命运的努力，他们要争平等，但首先是为自己争平等，从对佣耕“怅恨久之”的陈涉，到屡试不第的王仙芝、黄巢、洪秀全，被斥革的举人牛金星等，他们自然都不是民间的等闲人物，但由于运气不佳，或仕进标准与自己的才能不符，又值有举事之机或生死逼迫，便铤而走险而举大事。他们无疑期望改变自己政治上的卑微地位，但如果认为他们期望为所有人争取一种普遍的政治与社会平等，则显然与事实不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亦不可能。43

所以，往往在最初一段振奋人心的的同甘共苦、平等相处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建立起一种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44

例如开始告诫“毋相忘”的陈涉后来不仅淡忘了自己原来的伙伴，甚至为了维护等级的威严而杀了他们。这并非一种诛心之论，也并不意味他们原来的想法不真诚或有意欺骗，而是说即使完全真诚，由于地位和时势变了，原先的想法也就可能改变。

但是，我们又确实可以看到他们想为群众所争取的一种平等，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并相当地见诸于行动。但这种平等并非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平等，并非“贵贱”方面的平等，而主要是一种经济和物质需求方面的平等、“贫富”方面的平等，45

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基本生存方面的平等。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常常为活不下去的民众打开了一条生路。故农民暴动一般总是发生在贫困地区，且常值灾荒年景，甚至陷入一种濒死境地，此时正如陈胜、吴广所言：“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除了暴政和外患，历代皇朝末年的大动荡常常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累积所造成的经济压力，所以，当大动荡过去，人口锐减，土地空余并趋于比较平均时，新统治者慑于记忆忧新的暴乱经验（有的自身就是与乱者，自然深谙内情）便着意于一种较平等的民生，一轮新的循环就又可以预期了。

总之，这种暴烈的争取平等的行动，其最成功的，也只是对统治层成员的一次大量和急剧的更换，它并不改变社会政治的等级结构，甚至不会从表面形式上改变，它所提供的上升之路极其狭小，并极其冒险，所要求的才能也仍属单一（主要是政治动员、组织和军事的才能，当然，这种才能是和平时期下民不易满足和实现的），而它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则极其惨重，有时全国人口经大动荡之后减少一大半。46

往往不论哪一方，都只留下不多的幸存者，能够上升的自然更少，而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之命运的就更少而又少了。群众总是可悯的，那种暴烈的实践即便成功，往往也只是为极少数人提供了机会，尤其是为一个人──一个新的皇帝提供了机会。自秦至晚清，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与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并无性质上的大差别，缺乏积累的社会进展或变革因素，无论其成也好，败也好，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然而，客观上它却成了一轮轮历史循环的转换器（有时这种转换器的作用由异族入侵的战争履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要紧的、但却是非常态的环节。所以，说到平等的趋向，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另一种常态的、和平的、虽然进展缓慢但却不断积累的、不仅改变统治阶层成分，也导致社会结构改变的变化──这就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

注释：

1、美国一位学者孟旦认为：先秦儒家与道家都主张一种人的自然属性的平等，西方则主张一种人的价值上的平等，见D. Munr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但在我看来，儒家对人的自然差别一直是敏感和强调的，下面我要讲到的“人格平等”、“形式平等”的观点都是属于从人的价值上讲平等。

2、这并不是说在春秋之前就没有类似的思想，由于中国思想连续性的特点，纵使在巨变时期亦非决裂，下列思想在春秋前就有萌芽，但它们还是在百家争鸣时代才有一集中的发展，并有了一种新时代的意蕴和转折。所以，我们仅围绕这一时代列举各种观点。

3、《论语•卫灵公》，又见《论语•颜渊》。

4、《礼记•中庸》。

5、《论语•雍也》。

6、《墨子•法仪》。

7、《道德经》第77章。

8、《道德经》第3章。

9、《庄子•马蹄》。

10、尤其是在由道入法的思想家如慎子等那里。

11、《管子•形势》。

12、《礼记•孔子闲居》。

13、《吕氏春秋•贵公》。

14、比方说古希腊曾把奴隶、印度曾把贱民排除在外。

15、《论语•卫灵公》。

16 《论语•述而》。

17 《尸子》，载《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页378。

18 《论语•子张》。

19 《孟子•公孙丑上》。

20 同上。

21 《孟子•离娄上》。

22 《荀子•儒效》。

23 《荀子•王制》。

24 《荀子•君道》。

25 《墨子•尚贤下》。

26 《墨子•尚贤中》。

27 《墨子•尚贤上》。

28 《墨子•尚贤上》。

29 《墨子•尚同上》。

30 如韩非说∶“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以事，谋之以功。”《韩非子•难三》。

31 《韩非子•有度》。

32 《墨子•兼爱下》。

33 《论语•季氏》。

34 《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35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36 《旧唐书》卷二百下，“黄巢传”。

37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05。

38 沈括∶《梦溪笔谈》。

39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二月。

40 查继佐《罪惟录》纪十七。

41 同上书，传三十一，“李自成传”。

42 《天朝田亩制度》。王庆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和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归于‘主’的专制社会，它与近代的平等观念不相容。”“它们从未包含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内容。”见其《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42。

43 马克思主义学者亦承认这一点，并解释为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

44 按莫斯卡（Mosca）的说法；这是政治组织的一般趋势，也是为了有力量。

45 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或持久地实行，《天朝田亩制度》就并未实行，所以它经常还只是一种号召。并且，作为号召来说，“均贫富”常常还不如“不纳粮”“抗税”等针对政府而非富人的口号来得有力。

46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表40∶“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人口损失”，他根据县志较为精确地统计了皖、浙、苏8个县太平天国前后人口的变化，最多的两个县减少人口83％以上，最少的也减少了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239。

本文节选自《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何怀宏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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