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自觉运动”的启示

这几年，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密切，和关于大陆的新闻报道不断增加，一些关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也透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台湾，其中，“公德”、“修养”与“文明”，是不少台湾民众和媒体喜欢议论的话题。

每次拜读这些作品，我都回想起台湾曾经到处竖立、张贴的标语“请勿随地吐痰、随地便溺”等各式各样提倡公德和“精神文明”的口号。这也让我反复思考：台湾社会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公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谈到“公德”或“德性”等问题，很多人是从个人如何“自觉”、如何“服从规范”出发，这样的角度并非全错，不过却有“见树不见林”之憾。为什么在有些社会里，人们做得到“自觉”，有的社会不行？“规范”是谁制定、如何制定的、哪些人需要遵守？生硬的“规范”与社会实际是否合拍，现实社会到底在鼓励怎样的德性？不彻底追问这些问题，泛泛地空谈“公德”或“德性”，终将归于虚无缥缈，或是八股官腔。

从台湾历史来看，过去关于“公德”、“伦理”的讨论与实践中，往往充满了官方与民间角力的痕迹，只不过，这段历史久已被人们淡忘，值得深入挖掘。

  力所不及的伦理教育

在蒋介石版本的“三民主义”之中，“伦理”被摆到“思想本质”的高度，其中一个因素是为了“反共抗俄”。对蒋介石来说，为了对抗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共政权，“继承中华文化道统”、“恢复固有道德”、“宣扬三民主义”和“效忠领袖”是反攻大业的重要法宝，蒋介石的文告和各种讲话、著作之中，无不贯穿这类言论与思想。

在这种“基本国策”下，国民党当局陆续推动“文化改造运动”（1952年）、“文化清洁运动”（1954年）和“战斗文艺运动”（1955年）等，一方面确立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反共抗俄”的精神武器，希望由上到下，全面地进行社会教育和动员，另一方面当然也有统一思想、整顿文坛、控制言论的用意。“赤色的毒”、“黄色的害”和“黑色的罪”（揭发社会黑幕的报道、作品），正是这些运动要铲除的对象。

台湾教育当局则一直高度重视“公德”和“伦理”教育，小学生要上“生活与伦理”课，中学生要读“公民与道德”，学期结束当然还要考试。高中生读的“三民主义”当中，也有很多关于民族道德、伦理教育的内容。此外，不管是军事集训，还是劳动服务，都是推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环节。

在不断的运动、持续的教育和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国民党当局想要达成的“改革社会风气”、“精神动员”、“明礼尚义”等目标，却始终无法真正达成。官方的言论和社会的现实，也始终存在着差距，甚至有日见加深的趋势。

震撼台湾校园的两篇文章

 1963年5月，一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基督徒学生狄仁华（笔名），即将结束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中国文史哲的“特别生”生活时，有感于他在台两年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人情味与公德心》的文章，投到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竟引起强烈回响。  

狄仁华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很尊敬中国文明而且很喜欢中国人”，“欠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的债，无法还清”，但他作为一个外来者，想比较客观地谈谈当时台湾社会的“矛盾与危险”——富有人情味却缺乏公德心。

狄仁华在台湾求学和生活中，亲见“将来要居中国指挥地位”的大学生们，没有排队习惯，考试舞弊，借用他人的廉价车票，住宿生不遵守生活公约等等。而这些自私的行为，却会伤害公众，也就是那些看似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们的利益。

他痛陈道，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些自私或违反规范的行为“虽然害了别人，但因为受害的人不是熟人，所以一点儿都没有自觉有罪”，他质问：“良心麻木的一代能不能尊敬法律，能不能实行法治？”“人情味是中国的一个光荣，但如果人情味侵害法律的范围，就会毒害国家！”狄仁华提出，希望中国青年发起一场提高公德心的运动。

在狄仁华文章刊出前，法律学者俞叔平也在台大的演讲中谈他的“游德观感”，批评台湾学生“以留学为光荣”、为留学而读书的观念。他还指出，和台湾相比，德国的学生“非常俭约而富于朝气”，德国人靠各人能力谋生，没工夫也不需要应酬敷衍。台湾却酬酢频繁，还有所谓礼品店，都是为了“敷衍人情，要求他人破格作弊”。俞叔平批评道，台北有许多酒家，“酒家女郎是商人麻醉公务员的麻醉剂，在办公室里谈不了的事情，在酒家里一定可以解决”。俞叔平的演讲记录，同样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

 风起云涌的青年自觉运动

 在那个高压的戒严时代，青年学生的自觉心被这两篇文章点燃了。狄仁华文章刊出两天后，台大图书馆门前出现了署名“一群你的好同学”的公开信，发起“台大学生自觉运动”，学生喊出“不要让历史评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的口号，发起者希望透过自觉运动，提高大家的公德心，摒弃自私自利，然后把这清风带到社会，改革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不久，台大校园贴满了大字报，写着“台大热烈展开青年自觉运动！全国同胞都等待我们去唤醒他们！”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和《中华日报》，台湾省政府的《新生报》，军方的《青年战士报》等纷纷加以报道、评论，官方的广播与电视公司也播出特别节目。由于官方媒体的大幅报道，几天之内，这场“青年自觉运动”扩展到各大学、中学校园，运动主体从“台大学生”扩展成为“中国青年”。

 当时就读台北市大安初中的马英九，多年后回忆道：“我在教室布告栏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我们不要做颓废的一代，更不要向历史交白卷”。而马英九的学长兼友人、台大哲学系教授，中国统一联盟第一副主席王晓波则回忆，台大爆发自觉运动后，当时在台中念高三的他，本在准备大学联考，结果抛下了课业，“到处去开座谈会，刻钢板”，“然后一张一张去印，发传单、贴海报”。

国民党当局试图引导运动方向

有了国共斗争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当局是惧怕青年运动的，不过这场“青年自觉运动”的基本元素似乎有利于它的统治。

首先，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提倡公德心”，这可以解释成要求青年学生们“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遵循政府颁布的法令，而无论这个法令是否经过人民的同意、是否维护人民的利益。在青年自觉运动之前，蒋介石刚刚在训示中指出，“守时、守份、守法、守信、守密”五项为“当前革新的基本要求”。青年自觉运动的诉求，和蒋介石的“五守运动”不谋而合，更可以看成是青年主动呼应蒋介石训示的表现。

其次，对官方来说，“没有公德”除了是不守秩序之外，也是个人自由过于泛滥的结果。前述俞叔平的演讲中，就提到“从个人自由一方面来讲，我们这里可以说自由得过分，虽然现在还在戒严期中，但三更半夜仍然可以在街上溜达溜达，毫无阻碍”，狄仁华文中也提到了个人自由与法治产生冲突的问题。如果联系到三年前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才遭停刊这个时代背景，国民党当局不会放弃任何机会来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铲除自由思想的火苗。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官方在运动初期会积极加以宣传、引导，《新生报》还以“扩大自觉运动至整个社会”为题发表社论。1963年5月24日，当天的《联合报》有三则关于自觉运动的新闻，在反映青年自觉运动的走向上颇有代表性，也颇具兴味。

一则新闻是政治大学学生代表联席会开会讨论如何响应自觉运动，会中通过了“五五”推展原则：即“五守”；爱国、爱领袖等“五爱”；敬师、敬军等“五敬”；乘车上课守秩序等“五秩”；实干、傻干等“五干”。这反映了运动初期大多数参与者的思想与行动状态，也相当符合官方的主旋律。

另一则新闻报道了台北市警察局长张毓中对自觉运动的“大加赞扬”，他“希望此一运动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运动，藉使社会公共秩序获得改善”，张局长还表示警局将以严格的取缔处罚，配合自觉运动，“俾使社会秩序获得改善，重建国民的公德心，培养遵法守法的新风气”，这正是官方导引此运动的方式。此外，电信管理局藉机呼吁各界爱护公用电话，蒋经国的“救国团”系统以及军方的青年训练活动则把自觉运动与反共大业紧密连接，更称要“以自觉运动精神重振（蒋介石当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

还有则新闻报道了台大方面自觉运动的新进展：十几个学生社团，“现已取得密切的联系，组成一个自觉运动联合推行委员会”，学生还说“将出版有关自觉运动的定期刊物，由同学自由发表意见”。

 青年自觉运动的结晶——《新希望》

 1963年6月，这份刊物终于出版了，这就是《新希望》。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宣言式的长文”《荣耀归于中国——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声》。文章写道：“中国！中国！难道真的就这样丧失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手里？”并进一步指出：“公德心的缺乏，只是当前问题的症候之一，因此，徒喊‘提高公德心’决非解决问题之根本办法，我们唯有把眼光放远，把问题扩大，切实地讨论问题之根源与症结之所在。”于是，青年自觉的层次陡然拔高，渐渐指向国家社会的前途。  

文章呼吁，“中国年轻的一代”要“勇敢的批评，莫再一味地隐恶扬善。我们要有迎接光明的决心，首先必要有面对黑暗、罪恶的勇气”。既然声言要面对黑暗，就背离了官方肃清“黑色的罪”的意图。

文章还写道：“正燃烧起来的，是我们这一代无数青年一颗火热的心，那是已经积压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心中很久很久了的问题。”“近百年来，可怜的祖国，她受尽了多少的耻辱，她遭致了多少的迫害”，“终于这个担子落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身上了。我们还能自私吗？我们还能苟安毫无理想的活着吗？”这段文字显示的，正是一群青年在自觉运动之中点燃的理想主义之火，而这也是最容易引起官方疑惧的动向，几十年来的“对匪斗争”经验，让国民党当局清楚地知道，青年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演变成“反动思想”与叛逆行动。

从个人自律到规范公权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新希望》提出了一个和官方主旋律截然不同的思考取向，也就是从“个人自律”、“守法守纪”转而指向“规范公权力”。

其实，最初在狄仁华的文章中就隐含了这样的取向。当狄仁华提到个人自由与法律存在的冲突时，他并非简单地附和官方主旋律、片面强调守法守秩序，而是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对法律的尊敬够不够使我们接受它对我们个人自由的限制？”他进一步说：“这个问题特别关乎地位较高的人，因他们有玩弄法律的可能性”。“因此，法治的成功大部分靠有地位的人的良心和他们尊敬法律的态度”。狄仁华指出公德心问题背后的一大症结：当公权力轻蔑、玩弄法律规范时，又怎能让人民对法律尊敬，发扬公德心？

公德，也就是公民之德，看似属于个人行为层面，最终却牵涉到这个社会是否存在一个公平、公正又能维护人性尊严的制度。狄仁华的文章把“公德”与“法治”联系起来，也隐约点出法治有“上行下效”的问题。如果“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遭到践踏，特权横行，有谁愿自觉遵守法律？如果多数人从来不享有“主人翁”的地位，如果制度不能保障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如果没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自我管理、民主决定，那么结果必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人有兴趣、有办法维护公共利益。如果政治氛围是不断要求“顺民”，又如何真正培养公民意识？                        

于是，当年台湾青年自觉运动中最敏锐的思考者，把公德心问题和整个政治社会的问题扣连起来。在前述“宣言式的长文”中，《新希望》的成员提出：“我们希望国家当局者，请听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声：‘我们国家当前最需要的是严格的执行法治’”，“合理而公平的严格执行法治，将使人民更尊重法律，同时也就是在尊重政府”。在随后出版的刊物中，罗素、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也为学生所推介。于是，自觉转为启蒙，如同“五四”一样，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又被敦请出来，成为青年爱国、救国运动的旗帜。

蒋介石虽然把“伦理、民主、科学”当作三民主义的精华要义，当时台湾政治的“潜规则”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方可以拿“伦理、民主、科学”来当作对抗中共政权的口号，民间也可以配合政府演出，摇旗呐喊，但如果民众要自己定义并实践“伦理、民主、科学”，却大有可能被视为“共匪”散播的“毒素”，成为肃清对象。

自觉运动有疾而终

而在行动方面，由当时“救国团”主任蒋经国特准成立的“中国青年自觉运动推行委员会”在此时仍然存在，报纸上偶而可见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劝募与发放救济品给贫民（时称仁爱运动）、捐血敬军，以及响应国民党当局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等。自觉会第二任主席、政大法律系学生许席图也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之中。目前所查到关于自觉运动会的最晚新闻，是在1967年年中。其实，更多当时的参与者还以为运动早已无疾而终，重蹈了青年做事仅“五分钟热度”的毛病。

青年自觉运动其实是“有疾而终”的。1966年5月，中国大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同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在蒋介石的号召下，一场盛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正式展开，用以对抗文革。官方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文复会），广泛动员各机关学校，由上而下地全面推动，此时，青年自觉运动对当局来说早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文复会成立后，除了推动民族精神教育、国语运动和出版文化古籍外，还拟定了《国民生活须知》与《国民礼仪范例》，试图用行政手段来树立生活规范，从日常生活层面来促使国民思想一元化。这份《国民生活须知》，系由蒋介石核定，涵盖食衣住行育乐等生活各方面，如何走路、交谈、进食、乘车、休闲、教养儿童都在规范之列，希望达到“使国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维八德之熏陶下，走向现代化、合理化”的目标。而在“现代化”的招牌之下，《国民生活须知》最强调的却是长幼尊卑的秩序，和个人克己复礼的精神，要把国民生活的节奏全纳入公权力的掌握之中。

从青年自觉运动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折射出官民交锋的一段痛史、一条由政府规训完全取代个体自觉的路径，而和许多类似运动一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必然出现形式化、空洞化的流弊。此后，对于那些关注国家社会前途的青年来说，关于“公德”问题的讨论再也不能激起他们的热情。而要在台湾社会渐渐有了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之后，“公德”和“公民意识”也才慢慢地在民间社会生根，最终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台湾新闻记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