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历了1949年天地玄黄的变幻，台湾孤悬海外，它的存在构成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华文明内部的一股独特张力。经历半世纪的爱恨交织，两岸尽管同文同种，但在政治架构、经济模式、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诸方面，均显示出迥然相异的格局。对于大陆而言，台湾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中华文明更加值得期待的未来，不在于这种内部张力中一方的压倒性胜利，也不是强者大度地赋予弱者以体面的恩赐，而在于二者之间通过对话寻求理解，共同创造能够包容所有中国人的现代实践的文明形态。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才能矫正集体的戾气，实现政治体的自我进化；只有进入纵深、破除心结，理解台湾人的深层精神结构，才能真正达至两岸融合，并作为反思大陆文化重建的借鉴。

这种对话可能是困难的，其间免不了自说自话和一厢情愿。正如刘兆隆先生所言，对彼此内心世界的难以理解，其实也是现在两岸沟通的最大障碍。因为双方彼此永远在不同的频道上对话，用自以为对方理解的词汇，论述着彼此无法理解的观点。但是，如果没有对话，没有发自内心的真切的了解愿望，我们只会渐行渐远，愈发把对方视为一个“问题”。

我们期待通过本期笔谈，更加全面地展示台湾作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若干方面。赵刚先生以嬉笑怒骂的风格，针砭了台湾的政治狂热病，体现了台湾知识界的自省精神，引导我们反思民主化背面所隐藏的缺失，更提醒我们，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确，可能是阻碍民主继续深化的大敌。周安安女士则从大陆年轻学人的旁观角度，对人间佛教在台湾的兴盛作了细致的考察，在分析“佛法昌隆”背后的社会机理的同时，也揭示出其角色所隐含的深层悖论。而刘兆隆先生从日常生活的事例出发，点明了台湾社会因为历史波折而形成的特有的“过客心态”。对于多数国人而言，习惯了以恒定持久的大国心态挥斥方遒，应当承认这是大陆读者难以体察的视觉盲区。马祥先生通过对台湾环保运动和本土意识建构相互关系的梳理，展示出环保运动对于政治意识变迁的强大的潜在推动力。杨伟中先生则以小见大，回顾了40多年前台湾官民交锋的一段痛史，台大学生功败垂成的“青年自觉运动”，在社会力尚未成熟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过早夭折，却不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重建的历史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