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此为一显而易见之事实。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对此尚未做好准备。中国和世界都将因此面临巨大风险。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和丰富政治智慧的新兴大国，主动权在中国手里。唯有透过内修文德，中国文化之复兴也即“新生转进”，中国才有意愿、也才有能力见义而勇为，外平天下，膺承中国的世界历史天命。

中国时刻，问题时刻

尽管遭遇过诸多挫折，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极大推进。尤其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物质性力量有极大增长。中国在极大地改变世界，推动世界秩序之调整，并且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调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展开。

外人感受到了这一点。“中国威胁论”之不时出现，对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期许，“中美国”概念之出现，在在都表明，外人认识到，中国已与以前完全不同，而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世界性角色。中国注定了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至少是之一。整个世界，包括现在领导世界的大国，均须认真对待中国，不论以友善或敌意的方式。对几乎所有国家，以更为恰当的态度对待世界地位日渐上升之中国，已是最为重要的外交与战略问题。

中国人也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官员、商人。他们认为，过去30年，中国已有长足发展，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已可与西方平起平坐。面对西方，这些精英甚至有一定优越感。至少在最近几年，中国似乎更好地解决了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保持了社会稳定，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他们也承认，中国仍需学习西方，但是，中国不必过于谦卑地做西方的小学生了。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已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对世界描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然而，对中国的物质力量相当自豪的官、商精英，其实，对这一点，可能有最为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不少具有眼光的中国商人到非洲进行能源等战略性投资——这完全不同于早期浙江等地商人自发到非洲做贸易。非洲人当然欢迎中国的钱。但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商人不知道如何向非洲本地人、向整个世界表述自己的事业。事实是，他们在非洲所做的事情只是赚钱。非洲当地人对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人只知赚钱，没有任何价值诉求。对当地社会、当地政治，中国商人也没有任何关切。

中国政府同样相当困扰。中国固然强大了，但中国不知道如何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似乎也没有足以吸引人们的核心价值，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概括言之，中国没有软实力。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甚至日本等国兴起过程中，其精英都有伟大的抱负，为世界立法之抱负，开创、起码是为世界增加一种文明样式之抱负。由此，他们致力于国家制度之创新，也通常会提出自己的世界秩序想象。他们关心国家利益，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价值，有一个世界秩序想象。他们在追求国家利益之外，旨在实现这些价值与世界秩序想象，甚至让国家利益服从于前者。这让他们具有饱满之生命力。

反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越来越重要，精英群体却缺乏抱负，缺乏生命力。因此，对中国，外人或有忧惧，因而不能不与中国周旋；外人也欢迎中国的资本，但对中国商人、对中国，外人却缺乏敬意。中国除了金钱，没有其他东西对外人具有道德感召力。外人也对中国不信任。因为，外人不了解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准备去往哪儿，准备把世界带往哪儿。中国确实是富裕的，强大的，但中国在世界上是孤独的。

这样的中国精英，即便背后有财富、力量支持，也依然没有自信。近几年来，面对周边国家的挑衅，中国进退失据。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当中国被外人关注、乃至忧惧的时候，中国的精英，包括那些最为高调地赞美中国之物质力量的精英，却大量移民，或者为其家属办理移民。

这是过去几百年中，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它最为清楚地说明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时刻。整体上，中国精英之世界历史意识处在迷惑而含混的状态，没有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待中国，没有严肃而系统地重新定位自己的世界历史角色，也没有形成和展示确定而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因而没有清晰而坚定的世界历史责任感。中国精英群体迷失了自我，中国没有为承担世界历史责任做好准备。

问题出在哪儿？

迷失自我的中国时刻

在16世纪之前，没有世界。地球上存在着若干大体相互隔绝——至少没有深度交往——的文明体，华夏--中国自成一体。最为可观的是，至少从尧舜时代始，华夏--中国就一直保持着文明的连续性。今日国人仍托命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大道，虽然极不自觉。

15世纪的大航海开创了“世界”之历史。需特别指出者，其中包括郑和之下南洋、西洋。由此，相互分割的文明体之间开始深度交往，涉及贸易、宗教、军事、教育、生活方式等文明之所有领域。

这样的世界自有其秩序，即“世界秩序”。它是被创造的。创造秩序的是多个文明或政治共同体，其中位于欧洲的若干政治共同体最早呈现为现代“国民--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也因此，其力量迅速增强，而轮替世界的领导权。

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有某国家担任领导者，它缔造世界秩序。这个领导国家也负责维护秩序。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本文所说的某国之“历史时刻”。本文尤其关注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运用自己的力量极大地影响、改变乃至塑造世界秩序构造之历史时刻。

一般认为，按照历史次序，葡萄牙在16世纪，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分别担纲世界秩序之缔造者和领导者。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和苏联等国曾寻求世界领导者地位，然最终遭遇失败。

中国将怎样？令人忧惧。显而易见的是，当下中国之心态、状态，与英国、美国、乃至德国等国家类似时刻之心态、状态，形成巨大的反差。

根本原因在于，双方之兴起与其固有文明之间的关系，起码是精英群体对于这两者关系的认知，完全不同。

这些欧美国家在世界中的兴起，呈现为其文明之自然生长和扩展。比如，这些国家都运用、起码是支持基督教在世界的传播。英国人充分地运用其在中世纪形成的普通法心智，治理其所征服的殖民地，包括香港。这些国家积极地向外投射自身固有之价值，并依凭此价值形成其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他们把内部价值、制度自然地推展至世界，因而一开始就带着一幅世界蓝图，因此而充满文明的自信。

中国自觉的现代化则以价值和制度自觉地去中国化为其基本形态。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精英群体就认识到，与西方的制度和力量相比，中国是落后的。他们对自身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有效性、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们所努力的目标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而已，中国必须谦卑地学习。中国须追赶现代的先驱——欧美。追赶西方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精英群体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心态，直至今日。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追赶的对象不同，追赶的方式不同。

这样，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实都在自觉地、不自觉地偏离中国自身的文明，至少，相当多的精英们希望如此。儒家守护的中国价值是被否定的，中国在其漫长历史中积累形成的各个领域的制度，在法律、政体等层面上被有意地废除。精英群体对自己的文明之世界历史意义毫无信心，甚至毫无感觉、毫无认知。尤其是在文明断裂之后，精英群体对中国固有文明是完全陌生的，中国文明已不在其心智和知识范围之内。

应该说，在追赶西方时期，具有如此心智的精英，倒也毫无困惑。他们知道中国的方向，那就是朝西走。当中国在物质方面追赶上西方后，中国精英就迷茫了，他们丧失了方向感。整体上看，中国精英群体在精神上是孱弱的，没有价值，没有世界秩序想象，也就无力承担中国的世界历史责任。这样的中国精英群体，让中国和世界都面临巨大危险。

另外一个因素，也让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尤其危险。自世界历史展开以来，陆续兴起的大国皆在同一文明体内，也即基督教世界，世界领导权的转移在基督教世界的不同国家间，地中海地区和大西洋都在此文明圈内。中国文明则自成体系，世界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立刻展现一系列高难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中国与美国能否共同治理世界？中国处在上升阶段，一旦超过美国，世界将会怎样？完全可以预测，世界历史的本轮调整触及两个文明体的关系，也许是最为艰难的。现有世界秩序所遭受的冲击，也将是最为深刻的。

然则，解决之道何在？

中国时刻，中国文明复兴的时刻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不能不承担其世界历史责任，这是中国的天命所在。为膺此天命，中国必须通过文化复兴实现中国文明之复兴，进而以“文德”化成更为文明的世界秩序。

西方价值派会质疑：何以断言世界天命降临中国？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已在极大地改变世界。中国模式派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但没有能力回答下一级问题：中国何以膺此天命？

笔者的回答是：中国只能依靠“文德”，也即源远流长、而由儒家守护之中国价值，以及中国人的世界秩序想象：天下。

西化派会追问：中国价值有效吗？现代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中国价值及其所支持的制度在现代之无效性，因而也否定了其普适性？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包括古典中国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历史，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及最为重要的，重新讲述刚刚发生的中国故事，以重新发现中国价值及其制度的性质和可能的现代意义。

笔者将通过《华夏治理秩序史》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已揭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保守--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它构成现代中国历史之“正宗”，并在台湾地区结成正果。

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大陆中国过去30年的故事，也立刻可以看到，这个高增长是内生的，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

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本为中国传统，只是到20世纪中期被人为中断。但民众一直在自发地回复传统的经济社会体制：当时用以描述此类事件的政治词汇，即是“复辟”。1970年代末，政府无力继续压制，而部分地承认民众通过自发复归所创新的制度，如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就是“改革”。由此，市场制度开始恢复，而有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身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积极地寻求西方的技术和制度，由此推动了“开放”的过程。总之，大陆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文明复归的结果。

本轮中国文明的复归是全面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之复归。中国出现了强劲的宗教复兴。儒家价值及其所支持的社会制度，比如乡村的宗族、祠堂在复兴。在此，当然最为值得重视的是国学热，尤其是儒学的兴起。各个思想流派都在回到儒家，以重建自己的理论。由此，中国学界开始具有了理论上的自信和创造力。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强大，影响世界，主要是因为中国部分地重回自身文明。过去30年，大陆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良性变化都可由中国文明的复归得到合理而可信的解释，即便这种复归还很不完整。

只是，精英群体对此缺乏自觉。可以说，精英群体之心态、精神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偏离，是中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现在所需要的事情，就是精英群体的文明自觉和文化自信。只有当中国人，尤其是曾经普遍具有全盘性反传统心态的精英群体具有复兴中国文明之自觉，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才算真正开始。中国扮演命中注定的世界历史角色之前提，乃是精英群体自觉地复兴中国文明。也即，现在需要一次拨乱反正，中国精英群体需要对自己是谁，进行一次深刻的文化思考，回到道统，回到中国文明，重建自我的价值认同，重建文明的自我。

首先重建文明的自我，这就是世界历史之中国时刻的特殊之处。这是中国成为健全的大国、并承担世界历史责任的前提。这也应当是当下中国政治之关键所在。

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古、今、中、西框架中的文化抉择问题：是保守中国文明，还是全盘模仿外部文明；是模仿日本，还是模仿苏联或者美国。一切价值、制度问题都从属于这一问题，其方案实由文化抉择之结果决定。这正是中国不断剧烈变动的根源。今天，中国精英群体必须放弃文化可以抉择的百年幻觉，踏踏实实地站在中国文明之大地上，探索其“新生转进”之道。

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树立新的世界观，告别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心态，确立文明主体性意识，自信地站在中国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中国历史将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轨道之中生长，中国现代文明将走向成熟。

这样的中国将会解决目前的价值空虚，树立中国价值。儒家始终守护着中国价值，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等。两千多年来，通过种种教化渠道，中国价值深入民心。然而，百年来，精英群体或相信强权即真理，而完全忽视价值；或人为地将普适价值与中国价值对立，必欲毁之而后快。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不论是内部秩序之不安，还是对外缺乏道德感召力，皆因为价值空虚。中国欲安定内、外人心，就需要永恒而健全的价值。价值不是知识，最为核心、基础的价值不可能来自西方。中国价值就在中国文明中，就在中国经典中，就在儒家理念中。

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中国价值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百年来，中国价值被特殊化，西方价值被普适化为唯一正当的价值。这完全是由于精英群体对中国价值与西方现代秩序的双重无知。只要对中国价值略加分析，对西方现代秩序的复杂性、丰富性略有了解，就不会将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现代价值对立起来，相反，三者多有相同、相通之处。这是一个事实，也应当是一种信心。中国人完全可以儒家所守护的价值作为可普适的中国价值，在内安顿人心，支持其扮演世界历史角色。

重建文明自我之中国，可完成现代制度之构建。即便西方制度完全适合中国，它们要在中国稳定地确立，也必须经过中国文明之濡化，在中国文明的大地中营建。过去百年的中国，诸多学自西方的现代制度虽然建立，但运转失灵。其原因正在于，最初的构建没有文明的自觉。更何况，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建立了诸多制度，其中很多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而健全的。它们不应被忽视，而应获得新生转进。

应当重视中国固有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同体的规模问题。从长周期看，中国文明具有巨大的可扩展性，从而很早就形成了巨大的规模。至少从尧舜时代起，中国立法者和贤哲所思考、解决的问题就是平面铺开的大规模共同体，也即华夏天下之治理，而不是点状的、小规模的城邦。华夏共同体的规模因此也持续扩大，至少到周代，即形成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治理共同体。中国诸多优良治理之理念和制度，皆为应对此一超大规模问题而设计。

这些理念和制度未必与西方相反或不同，但必有一些特出之处。发掘这些制度并予以新生转进，自可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因为，治理13亿人口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确为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西方经验对中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但不应将其制度视为现成的。美国立宪者就为中国人树立了典范：因为新生的美洲合众国之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美国立宪者乃综合英格兰经验、欧洲大陆的理论和希腊、罗马的历史，建立了一门新的宪法科学。今日中国人也不能不有这样的理论自觉，而中国治理秩序史就是这门学科的基础。

重建文明自我之中国可承担自己的世界历史责任，至少可以解决蓝图问题。今日中国对于自己与世界相处的蓝图，对于新的世界秩序，没有任何清楚的构思，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认真的思考。问题并不在于时间仓促，而在于中国人切断了自身历史之后，完全丧失了获取相关知识的可能。

世界大国都是基于自身的历史，而自然地形成其治理世界的蓝图的。与此不同，在过去100年间，中国人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抛弃中国固有的天下架构，而按照自己想象的欧洲现代政治理念，力图将中国重造为欧洲意义上的国民--民族国家。这一想象本身错漏不少，这一努力也始终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边疆的民族、宗教问题似乎无法妥善解决。

更大的问题是，当中国兴起、有些中国精英准备按照19世纪国民--民族国家理念施展自己力量之时，欧美世界反而正在远离这个理念。中国用了100年时间，努力地成为强权政治的玩家，但现在，被迫再度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游戏场中。中国认真地当学生，反而遭到嘲弄。在国际人权与主权辩论中，中国处于严重不利位置。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没有话语权。当中国在追赶西方的时候，这并不成问题，但现在，则是个大问题。没有话语权，就没有文德，没有软实力。

今天的中国，也许不能不抛弃百年来被奉为真理的国民--民族国家理念及强权政治理念。此理念或许适合于弱者之自强，却不适合于中国承担世界历史责任。信奉强权政治理念的国家，是不可能领导世界的。中国不能不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世界秩序蓝图。回归中国文明，或许可以发现，现代之前的中国人始终奉行的天下理念，最适合于面临着世界历史责任之当下中国人。

结语

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只不过，中国精英群体或者拒绝承认这点，或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缺乏具有道德感召力的蓝图。而由此，中国于内、于外都面临严重挑战。中国处在转型的瓶颈期。

突破点在历史的重新认识与文明的自觉。自觉的中国文明复兴，更具体而言，自觉的中国文化复兴，乃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同时承担世界历史责任的关键。这两者统摄于文明复兴的框架内。中国必须推动内部的制度建设，也即宪政化，而惟有置于中国文明脉络中，宪政化才有可能展开；中国必须承担世界责任，而惟有立足于中国文明，中国才有能力承认责任。透过文明复兴，中国人将具有自信，具有价值，具有理念，也有制度构想。经由文明复兴，中国将以与其历史和规模相匹配的方式，领导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