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主义

——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

实力、理想、制度

在《大外交》开篇处，基辛格说道：“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基辛格于此指出了分析国家力量的两大要素：实力与理想。此处所谓的实力，是指国家力量的物质层面，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所谓的理想，则是指国家力量的精神层面，包括该国所拥有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及它所奉行的价值观等。对于领导性国家来说，实力与理想是互为倚靠的两个要素。如果没有实力作为支撑，则理想只能是空想；如果没有理想作引导，则实力将会蜕化为暴力。理想赋予实力以方向，是一种能动性要素；实力使得理想发展为现实，是理想的约束性要素。

在现实的政治过程当中，还需要制度作为实力与理想的中介性要素。制度可将理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以实力为依托使其获得实行。同时，适当的制度，还能使理想所面临的物质约束性边界在政策制定中获得反映，弥合理想所需实力与现实所拥实力之间的差距。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由于大权操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的野心绑架了国家的理想，以致其无边的野心无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约束，超过了实力允许的边界，最后导致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大败亏输；而英国的议会制度，拥有较为复杂的政策形成机制，各种利益的声音都有机会得到表达，实力的边界在此过程中便会反映出来，亦可对领导人的野心构成约束，使英国成为一个有节制的霸主，才得长久。

实力、理想（或曰精神）、制度，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具备的几个要素，否则便无以自存。那么，领导性国家的特殊性又体现在何处呢？答案是，它需要实现自我超越。简单说来，领导性国家一定要为世界提供公共品，才能担当起领导地位；而为了能够有效地提供世界公共品，它需要在前述三种要素上都具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主义性格，其领导地位才可持续。

就实力要素而言，领导性国家在经济上应是世界的领导力量，同时在军事上应是世界霸权国，以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和平秩序。就制度要素而言，其军事霸权所支撑的应当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普遍主义的规则秩序，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其支撑的不是一个开放性的秩序，则其封闭性将使其败于能够持开放性的竞争者，因为开放性的秩序会在全世界获得盟友，而封闭性秩序则是将世界大部分地区作为对手。同时，领导性国家的内政秩序应与这种世界秩序之间有一种内外通贯的关系，世界秩序成为其内政秩序的某种外化，如此才不至于内政与外交之间格不入，无法执行一贯的政策。更进一步，在内政方面，还要能够形成有效的动员机制，将民意基础整合为政策表达，形成国家内部的合力。就精神要素而言，领导性国家要能够秉持一种超越本国之上、表达出时代精神的普遍性价值追求，以此为其所支撑的世界秩序进行伦理辩护，使得该秩序成为可欲的，从而在维护该秩序方面形成某种国际共识。在具体的国际政治实践中，领导性国家的国家利益一定是通过这个普遍主义秩序而实现的，也只有通过该普遍主义秩序，才能最大化其国家利益。

由于领导性国家所支撑秩序的开放性，使得挑战者可以在其给定秩序中成长起来，于是领导国家可能会更迭。挑战者国家一定是先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种领导性、构成性力量，在经济层面上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经济的成长通常会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如果该国在这个阶段上能够完成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解放——亦即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本国的超越，便有可能成为全面的领导性国家。如果它无法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则最终可能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走向一种四面树敌的状态，甚至走向毁灭。实力与理想两个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会伴行于该国制度的逐渐调整，从内政层面的民意整合机制的建立，到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的通贯性的形成，最终成为真正的新晋领导性国家。

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

谈论世界领导性国家，不能脱离开历史和地理抽象地谈论；把它还原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谈论霸权史。近代世界争夺国际霸权的争斗起于地理大发现，穿插其间的有海上争霸和陆地争霸两条线索。海上争霸是塑造全球秩序的主线；陆地争霸则是塑造区域秩序的主线。这两种霸权不只是地缘不同，更在其生存原则上蕴含着深刻的差别。简单说，海洋霸主所建立的必须是个自由秩序；陆地霸主则不一定。

近代以来的海洋霸主曾经几次易位。最初的霸主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尤其是后者，它控制了最重要的东方海上航道达百年之久，通过远洋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1493年，西葡两国为解决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和航线归属等问题，在教皇的协调下，以所谓教皇子午线将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的整个地球做了两分，线西统归西班牙，线东统归葡萄牙，葡萄牙以此主张自己对于东方航线以及东方贸易的排他性主权。这种主张受到了新兴海洋国家的挑战，最终，荷兰成功地颠覆了葡萄牙的海洋霸权，并通过格劳修斯的著作《海洋自由论》为自己的颠覆行为进行了极为有力的辩护。

格劳修斯提出，不同于陆地，海洋由于无法被“实际占有”，从而在上面便不能设置主权，“大海不识主权者”，它只能作为全人类的“共有物”存在；同时，贸易的自由属于自然法，也不能被哪个国家所垄断。所以，教皇子午线对于地球所作的划分，以及葡萄牙因此所提出的主张，都是无效的。

格劳修斯揭示出海权的一个秘密，无法被排他性占有的海洋只能是自由的。法权上是如此，技术上来说也是如此，任何试图将海洋（公海）进行垄断封闭的努力，都只能落于失败。海面上无法设置隘口，无法设定边界，试图封闭海洋的国家只能依靠自己舰队不间断、无缝隙的巡航。但海洋过于广袤，这种巡航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试图封闭海洋的霸主国家，既会因无缝隙巡航之累难以维系，也会因为政策无法落实而威信丧尽，最后败下阵来。海权的另一个秘密在于，它只能是独霸的。陆地上可以设置防御阵地，从而会出现相持战，对峙双方相持不下划界而治；公海上无法设置防御阵地，从而也不存在相持战，一旦在公海上打起来便必定是歼灭战，歼灭掉敌方的远洋力量，将其还原为一个近海防御的力量。从而公海上便是独霸的结构，任何海上多强的结构都只能是个过渡阶段而不会是常态，但这种过渡阶段可能预示着某种霸权转移过程。海战对于国家财政能力的需求是相当高的，这带来一个结果，只有岛国才能够作为海洋霸主存在，因其无需再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其在海军建设方面的财政自由度是最高的。

公海联通全球，这个独霸的海洋霸主也必定是个全球霸主国家；但是由于海洋的自由本性，这个国家对于海洋的垄断实则是对于海上安全秩序掌控权的垄断，而不会是对于海洋贸易航线与海外贸易权的垄断——对贸易权的垄断若存在，绝不会是因为政治原因（霸主国的海洋垄断），而只会是因为经济原因（霸主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其若试图以政治或军事手段垄断航线与贸易，便会是对海洋霸主生存原则的违背，是自我否定。所以，霸主国反倒会促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以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其对海洋安全的垄断（或说提供），实际上便成为一种全球公共品，可为所有国家共享。对海洋霸主来说，其生存线在于海洋安全，其财富线在于以本土的经济实力支撑起来的海外贸易，生存与财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合并为一条线。有了对这条线的掌握，其对于海外领土的实际占有并不成为必须，国家的财政自由度进一步提高。由于霸主所提供的是一个普遍开放的秩序规则，从法权上来说这便是一种平等的秩序，天然没有差序格局，因为任何差序格局的维系都需要霸主做出其无法承担的投入，与其生存原则相违背；虽然这并不妨碍在实际的经贸循环中会有一种差序格局。

所以，这个全球帝国一定是个具有开放品性的自由帝国。它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海上安全以及自由贸易秩序，在这个普遍秩序下具体的贸易过程，虽则各国有着同等的机会，但霸主国占据着最大份额，其国家利益便在此中获得了实现。海洋霸主的生存原则逼迫着它在实力、制度两个层面都必须具有世界主义品性；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便有了基本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洋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型，是物质引导精神。

陆地霸主则不一样。它始终面临着陆上强邻所带来的生存压力；由于陆战从原则上来说的相持特性，这种压力可以说是一种宿命。从而，陆地国家的生存线在于陆上安全，其财富线则端视其具体的经济结构，两条线无法像海洋国家一样大致合并，国家的财政自由度便受到压缩，无力再去海上争霸。这样陆地霸主国家便只能建立起一种以陆地为基础的区域秩序，这种秩序并不必然是开放的，也不必然是平等无差序的。陆地霸主在实力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的世界主义转型不一定像海洋国家那样会自发出现；相反，它更加有可能将自己超国界的力量转化为一种放大版的民族主义，试图对周边国家进行压制，以邻国为代价来巩固自身的霸权。这种做法会激起邻国联合起来对抗它，甚至邻国会引来作为全球霸主的海洋国家来共同对抗、击败它。

陆地霸主若能在跌倒后有一种精神的世界主义转型，则此后其超国界的实力会使其转化为一个区域合作秩序的引导者，建立起超越本国之上的区域制度，从而成为区域性的领导国家。若是不能进行精神转型，则只能再次经历失败的痛苦。所以，与海洋国家相反，陆地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型，很可能是精神引导物质。

下面我们在海、陆两线的历史中来具体地看一下霸主国家的自我超越是如何实现的。

海洋霸主的自我超越：从英国到美国

英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初期，都是无疑义的海洋霸主。这个霸主是它从荷兰手里抢来的，后者在其鼎盛时期，商船吨位占了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以此垄断了东西方海上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

英国为打破荷兰的海上贸易垄断地位，在1651年颁布了“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或其殖民地所拥有、制造的船只可以运装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其他国家的制造产品，必须经由英国本土，而不能直接运销殖民地。英国于此挑战的并不是作为抽象原则的海洋自由，而是自由的海洋上荷兰人对于商船的垄断地位。这种挑战带来了绵延的战争，英国既要与荷兰争斗，又要与同样觊觎海上霸主地位的法国争斗。最终，城邦规模的荷兰败给了国家规模的英国；在与法国的争斗中，英国的岛国地位又被证明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它可以资助陆上盟友对抗法国的陆地霸权，自己则放手在海外行动。最终在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英国彻底毁灭了法国的海上帝国，成为独霸的海上霸主。

英国得以击败法国，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的重要性不得不提。该银行成立后，便成为英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极大地便利了英国政府的战争筹款工作，使得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英国，却能够比法国更容易地筹到战款，终于将后者拖垮。作为私人银行，必须考虑风险收益比的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敢于大量购买英国国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信用基础。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稳定地确立起议会与君主共治的结构，在英国人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颠覆性的革命，只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古老的自由”。革命后的议会掌握着财政权，国王掌握着行政权。在英国，发行国债的决策要通过议会批准，这就意味着发行出来的国债有着可靠的国家财政能力做担保；而在法国，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国债的发行只由君主决定，这意味着它只以君主本人的筹款能力为担保，风险远高于英国。英国自由的内政制度使得其国际战略得以顺畅展开，在此已经显示出其世界主义转型的潜力。

七年战争结束后没多久，英国便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继军事之后，其经济也成为世界性的领导力量。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此前，土地阶层、商业阶层和金融阶层是英国社会中最有力量的群体。包括后两个阶层在内，这些人多半都有贵族身份，都是大地主，他们掌控议会，操控国家大政方针。“航海条例”正是在商业和金融阶层的联手下获得了通过，并一直延续下来；1815年，在土地阶层的推动下，英国又通过了“谷物法”，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以保护农业经营者免受外国廉价谷物的竞争。这两部法律对于新兴的工业阶层都是不利的，航海条例所带来的航运垄断，提高了制造业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谷物法则提高了英国的谷物价格，进而提高了自由劳动力的成本。工业阶层亟欲改变不利条件，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入议会，通过议会程序来推翻这两部法律。

于是，在工业阶层的不断抗争和努力下，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依人口分布变迁重划了选区，又重定了选举权的条件，使得工业阶层终于在议会中有了自己的代言人。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口子一开，后续的改革就不那么困难了。1867年、1884年又经历了两次议会改革，使得议会内部的人员构成更能够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更能够聚合民意。在此过程中，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到19世纪中期英国确立了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向英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都向它们实行自由贸易。英国的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也在悄悄转型，逐渐与工业资本合流，土地阶层不再垄断政治。资本的无界、流动性原则终于战胜了土地的有界、固定性原则，英国在制度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也完成了。

伴随着工业革命，一场精神革命也在英国发生，这就是起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写就皇皇巨著《国富论》，促成了英国在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斯密在书中极力批评了通过殖民地贸易垄断制度来积累财富的做法，谴责这种制度破坏了英国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在他看来，最终的均衡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均衡，而是全球作为一个统一大市场的普遍均衡。所谓“看不见的手”，以全球范围内的比较优势为引导，依托于一个具有普遍开放性的自由制度，达致那种普遍均衡。如果人为设限，反倒会使得秩序紊乱。斯密更进一步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洲非洲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这将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斯密的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英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主义的领导性国家。

英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一世界主义转型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由于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进口的是原材料和粮食，出口的是制成品。自由贸易可以降低制成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令英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作为海洋霸主和国际金融中心，英国也有能力操控全球的金融和贸易规则。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四个机制之上的，分别是均势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英国支撑起来的金本位是这四个制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金本位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尝试；均势体系是金本位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通过金本位来运转；自由主义国家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从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国家利益与其世界主义取向的深刻关联。

到19世纪后期，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内燃机、化工等产业为主导。英国在这些领域没有优势，逐渐将制造业龙头的地位让给了美国和德国。但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掌控国际金本位，从而掌握着国际经贸秩序的根本；帝国海军仍然是世界海洋和平的保障。英国仍旧是世界霸主，美国和德国正是在英国给定的规则秩序内崛起的。

就地缘结构而言，可说美国是一个超级岛国，它也拥有成为海洋霸主的潜力。但美国本身又是个大陆规模的国家，庞大的内部市场使其经济有着相当的自给性；再加上其清教立国精神，拒绝旧大陆的均势政治，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力图构筑一种新的理想政治，迟迟不愿与外部世界发生政治联系。这就使得美国的经济力量一直未能为其带来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转折点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其经济开始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美国的军队成为决定欧洲战场命运的力量；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获得了普遍的赞许，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其在国家理想上遂也有了一种世界主义品性。吊诡的是，这种世界主义伦理，同样来源于清教精神。清教徒自视为上帝选民，孤芳自赏，在自己尚弱小时，宁愿孤立起来，以免被邪恶的旧世界所玷污；但是清教徒也有一种普世情结，希望把自己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以消除旧世界的邪恶，一俟自己的力量足够，便会迸发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热情。

但是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制度框架来作为其理想与实力的中介性要素。他所设计的国际联盟方案缺乏独立的行动力，被英法的意志所劫持，丧失了集体安全的精神；他殚精竭虑斡旋出来的《凡尔赛和约》，在推动民族自决原则上进退维谷，缺乏战后秩序的可行安排，更由于对德国过分苛刻以致丧失正当性。这些问题使得在国际上，威尔逊各种主张的道义真诚性大受质疑；在国内，国会又质疑威尔逊把美国引入旧世界的均势政治之中，遂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这一系列挫败，使得美国在精神上再转回到孤立主义，并未完成世界主义转向。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期美国仍抱守孤立主义，但租借法案已经彰显出其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巨大经济潜力；到正式参战后，美国的巨大生产能力马力全开，令其他所有国家相形见绌，战后初期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占了全球的一半强。战争也使得美国成为真正的海洋霸主。战后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美国所欲想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新秩序获得了可行的制度框架。不久后冷战爆发，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搞均势政治的旧世界，而是另一个抱持普世主义精神、却与美国的理念尖锐对立的阵营，这又将清教徒的普世主义热情强烈地激发出来。美国的国际战略与国民的精神冲动于此形成共振，构成一个巨大的动员力量，内政外交于是联立起来。美国的世界主义转向就此完成，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如何蕴含在这个世界主义框架当中，也就不必多说了。

陆地霸主的自我超越：以德国为例

德国是列强当中的后来者，迟至1871年才完成统一。然而一旦完成统一，德国的发展便走上了快车道。它在军事实力上已然是欧陆第一强国，在经济上也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重工业水平罕有其匹，成为欧陆第一强国，其经济力量具有了超国界的意义。凯恩斯曾在一本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评论道：“欧洲的经济体系是以德国为中心支柱建立起来的，德国以外的欧洲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并入了德国的工业轨道，它们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被调整了。”

德国的迅猛崛起仿佛兑现了此前大半个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承诺。中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更多地是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概念，它处在分裂破碎的状态当中，屡受外敌入侵，生灵迭遭涂炭。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民族主义的时代，它在德国激起了深刻的民族主义思考。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吹响了令德意志民族精神觉醒的号角：“只有德意志人，只有这种本原的、不在任意组合中消失的人，才真正是一个民族，才有权期望做一个民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自己的民族有真正的和合理的爱。”德国浪漫派诸哲则到民间和传统中，寻找德意志的生命力所在，从中解读出德意志引领人类的可能性。破碎的德意志，就这样先在思想中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实体，此亦可为大陆国家“精神引导物质”的一个例证。

德国的经济崛起，也并不是到统一后才开始，而是在19世纪30年代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之际即已打下基础。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关税同盟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李斯特批判斯密的经济学为一种空洞的学说，因为它只从个人与世界主义这两个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国家这个中介。李斯特看到了斯密所主张的普遍自由贸易秩序，背后深藏着英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它本身是无害的）也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这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表达，它向下一直影响到马克斯·韦伯早期的经济学思考，后者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演讲中提出，“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这种民族国家中，就像在其他民族国家中一样，经济政策的终极价值标准就是‘国家理由’。”

19世纪后期的德国通过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实现了崛起，拥有了超民族的影响力，但其所构造的经济圈却始终只能作为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下面的一个次级结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只是在工业运行状况上超过英国，但就附加值的产生而言，德国企业界为了实现相近的附加值增长，不得不以比英国快差不多三倍的速度扩大其工业产量。英国依凭自己对于全球资本和贸易秩序的掌控，轻轻松松地获取利润，令德国苦恼不堪。

对德国来说，此时其最优策略是，利用其超国界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在欧洲大陆领导建设一个平等、开放的区域秩序，形成一个超德意志的普遍性框架。此区域秩序由于其在世界经贸秩序中所占的巨大份额，将可以对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秩序进行不声不响的改造，以和平的方式把英国所攫取的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

然而德国若想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它的精神必须有一个世界主义转型，实现自我超越，超越过去赖以成功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精神转型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知识群体的精神解放，他们要能够公开地辩论并表达出这种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指出其方向。另一是国内制度的相应转型，通过宪政改革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培养起国民的政治成熟度，使其有政治辨识力，以及使得具体的政策形成机制可以约束领导人的过分野心；而不是像俾斯麦的统治手段那样，以大量的社会福利法案来收买下层民众，将其选票掌握于自己的手中，以驯服议会，独握权柄。

历史现实是，转型所需的这两个条件在当时的德国都不具备。一俟俾斯麦下台，他的后继者没有能力像他那样“同时玩五个球”，欠缺政治成熟度的德意志便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激动下转向对“阳光下的地盘”的攫取。其在国际政治层面，组建了撕裂普遍空间秩序、以对抗性为目的的同盟体系；在国际经济层面，则努力构造着非普遍性的关税体系，以及诸多双边清算体系。这些努力的逻辑终点，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等级国际结构。这令其周边国家恐惧不已，只好引来支撑着开放性体系的全球霸主国家与其对抗。最后，德意志两次走向自我毁灭。

德国的第二次自我毁灭更加彻底，也激起了德国人更为深刻的反思。战后成立的联邦德国，在冷战背景下，面对着两个必须同时实现的任务，一是要国家重建，二是要取得世界的信任。如果仍以民族主义观念来引导的话，则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结果会是哪一个都无法实现。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超德意志的欧洲框架，德国的重建必须以这个框架为前提。阿登纳就此引领德国开始了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他后来回忆道，“我知道，只有欧洲各国人民重新建立起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一国人民对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对西方各国的思想意识和发展，作出他们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贡献，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阿登纳更进一步设想了以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合众国”之引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此使得欧洲有能力应对冷战的挑战，从而奠立欧洲特殊的历史地位。

阿登纳的远见带来了德国与欧洲的和解，启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此后，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而是欧洲人的德国，德意志在欧洲架构内重新定义了自身的意义。看似不可能的双重任务，就这样实现了。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德国的自我超越之精神转型并行的，是法国也出现了这种精神转型。二战行将结束之际，法国哲人科耶夫向戴高乐提交了一篇题为《法国国是纲要》的长文。提出，二战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再怎么优秀，也不可能有效维系自身的地位了。未来是帝国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帝国和苏维埃的东正教帝国将统领世界；法国若不能实现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转型，领导欧洲国家建立起一个拉丁天主教帝国，则法国和欧洲都将沦入二流甚至三流的境地。这篇文献在相当程度上为后来的欧洲联合奠立了伦理基础，科耶夫也成为法国参与欧洲联合的谈判代表。两个引擎国家同步实现世界主义转向，是欧洲联合能够成功的一个前提。大陆国家的世界主义转向是很难孤立完成的，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当中实现。

更进一步，欧洲联合的理想不是二战后才出现的，它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圣皮埃尔在18世纪初所提出的欧洲联邦的主张。如果说欧洲联合是一个国家间契约的话，其致命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一个公认的第三方执行人，对违约施以惩戒，以作为契约会被执行的担保；如果各国面对违约可自力救济，则相当于没有联合；故而欧洲联合长期以来只能作为梦想存在。到了冷战时期，美国作为一个第三方执行人出现了，欧洲联合才成为现实。所以，可说陆地霸主实现转型后所推动建立的区域秩序，仍是全球霸主所给定的全球秩序下的次级结构。只不过，此时无论顶层结构还是次级结构，都已经是一种开放、自由的秩序了。便可相互渗透、进而形成一种融合关系，其间的等级界限便也消弭而去了。

阿登纳和戴高乐等政治家所开启的努力，使得欧洲各国都成为欧洲取向而非本国取向的国家。随着各国实力的变迁，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可以看清，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而欧洲也已成为德国的欧洲。德国在今天对于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欧洲人对其也还是充满了信任和依靠。德国的国家利益便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当中，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

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对自我的全方位超越，是一个领导性国家真正能够成就其领导地位的根本前提。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信夫！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