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论争不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对抗，其核心在于怎样在我们的世俗与精神生活中重新安置“儒学”。而这一问题的背后，更为深刻恼人的，则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焦虑：在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格局中，中国是什么？中国应当是什么？这是关涉到“立国之本”的大事，值得“天下英雄竞折腰”，值得才智之士为之付出更多的艰辛思考。韦伯有言：“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的坟墓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是什么样的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儒学本身从被动守势、逐渐式微中迅速崛起，时至今日，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这一阶段的儒学热潮，一边继续在以往国学复兴的道路上踵事增华，通过大众媒体将国学热推向更大范围的草根阶层；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则在制度层面大力发掘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希冀发挥儒学的政治制度功能，产生了政治儒学、宪政儒学、生活儒学、民主仁学等提法。儒学者们不再后退，不再满足于信守心性，专注于私人领域，也不再甘愿成为学院里的已经丧失生命力的研究标本。这一质的变化扭转了第三期儒学的方向。无疑，它继承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国人对整体性根本问题的思想探索，同时它也是当下中国国力变化大背景下的自然产物。或许我们也还应当意识到，它的兴起与现代性本身遭遇全球性危机也不无关系。

就此而言，“人民儒学”的提出，就完全不是一个纯粹学院化的哲学史、思想史命题，而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当下命题。“人民儒学”的提法是否恰当地概括了新一期儒学的本质特征，是否儒学新生的方向，或有可商，但这种总结与归纳已经刻不容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命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游戏。这是我们与诸位儒学先进发起此次笔谈的初衷。

姚中秋的文章就“人民儒学”的内涵、面向、议题、方法给出界定。目的是推动儒学实现出发点从君王为本到人民为本的根本转变，恢复儒学的经学地位。并期望将儒学带回到构建和维护现代国家秩序的问题场域中，致力于发展一套以儒家核心价值为本的现代价值、思想和制度的体系。毫无疑问，这是对近代以来，儒学从经学到国学，再到文史哲分殊的学科之学的一次彻底反动。

任锋的文章同样对当下儒学蜷缩于学院书斋，沦为妆点学问深致不满，在梳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缘由的同时，他认为应当将儒家的政治理论与数千年的专制政体分开，进而挖掘出儒学与公民国家秩序相结合的良好可能，使其成为现代国民生活与生命的传统之基。这种回归，不但不排斥西方价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吸收西方良善价值，来实现旧邦新命的伟大愿景。

彭永捷的文章为我们再次梳理了儒家的民本传统、道统传统和民代传统，并认为人民儒学是对这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儒学是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追求正义，保持和发扬了传统儒学中最朴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