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电话会谈，核心就是气候变化谈判——随着12月底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的“倒计时”开始，如何令谈判达成共识成为全球领导人的忙碌议题。

“关键是要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基本原则，锁定巴厘岛路线图谈判已经取得的成果。”胡锦涛主席如此表示。

这似乎是对9月底举行的曼谷会议上传出的危险信号的直接回应。欧盟在曼谷会议上提出，要以一个新的“单一法律框架”来取代《京都议定书》。提议一出，即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意欲终结《京都议定书》这一迄今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针对全球减排“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将受到挑战。

作为全球非政府组织参与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的核心人员、及多年致力于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专家，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项目总监吉姆·卡斯坦森（Kim Carstensen,）也对欧盟的提议分外忧虑。

“废弃《京都议定书》完全是个政治错误。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卡斯坦森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做出的错误而危险的选择。

曼谷会议的横生枝节让卡斯坦森感到，本来就已时间紧迫的气候谈判仍在浪费时间，胶着不前，“机遇窗口正在关闭”。

而令他欣慰的是，全球各国首脑已在9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传达出了共同愿景，只是这种政治意愿的落实需要时间。卡斯坦森也看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误解颇深，他们怀疑发展中国家是否采取了实质而有效的减排措施。

因此，卡斯坦森建议发展中国家能够更清晰的传达出业已取得的减排成果，“如果中国能够公布碳排放‘显著’降低的具体数据，会非常吸引人。”

废弃《京都议定书》

完全是个政治错误

《21世纪》：距离哥本哈根会议还有不足两月，但在刚刚结束的曼谷会议上，发达国家减排承诺和资金问题的谈判仍旧没有进展。你认为至今的谈判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么？

Carstensen：的确在浪费时间。我们所看到的谈判进程非常缓慢，没有在核心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我们已经把谈判文本从200页减到130页，这也反映了各方已达成的一些共识。

我们也看到在政治层面上，各方高层的确力求达成共识。9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可以清楚看到：100多位各国首脑到会，有很多积极的表态。

但是谈判层面的情况与政治层面不相符。这可能因为政治愿景讲得比较原则，也可能气候峰会只在曼谷会议的前几天结束，这种政治愿景还没有来得及贯彻。现在重要的是，当谈判各方从曼谷会议回到家后，应该着手制定出清晰而强有力的执行措施。

《21世纪》：曼谷会议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京都议定书》的存废产生了很大分歧。欧盟提出要废弃《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是什么？

Carstensen：我认为，废弃《京都议定书》完全是个政治错误。欧盟挑起的这个建议是非常不明智的。虽然欧盟建议保留议定书的框架和核心内容，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确信有能力这样做吗？他们确信这样做是受欢迎的吗？

谈判至今，他们这样做是在错误时间做出的错误选择，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欧盟知道美国不会加入《京都议定书》（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欧盟要通过这种办法为美国的加入打开窗口。

《21世纪》：从技术上讲，《京都议定书》可能被取代吗？

Carstensen：从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意味着推倒“巴厘岛路线图”，发展中国家不会同意。

如果此时各方同意，那么我们需要看到你是否能拿出一个新协议，比《京都议定书》更好的传达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历史责任原则，以及更强有力的减排指标、资金、适应等方面的承诺。但现在我们看不到有更好的。

美国对中国的减排存在很大误解

《21世纪》：发展中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强制减排的压力，你认为“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否应该坚持？

Carstensen：我认为，应该在过去和未来的碳排放情景下来进行整个气候变化谈判。发达国家对历史排放的责任承担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有能力来减排。基于这两点，发达国家需要首先做出更有力的减排承诺。

“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非常关键，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实质行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这么做，但我们还没有在国际协议中看到相关承诺。

《21世纪》：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所作的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三点具体承诺，是否已经足够?

Carstensen：胡锦涛主席谈到的三点都非常重要。可再生能源和对增加森林碳汇方面都非常清楚和具体。在对未来碳强度的承诺上，中国说将会“显著”降低；如果日后公布一个具体数据的话，我想会非常吸引人，也希望很快能看到。

另外，我希望在中美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其在气候变化上已经做到的成果做出更清楚有力、令人信服的表述。因为至少美国有很大的误解，就是中国什么都没做。当然这种误解与现实不符，但的确存在。

《21世纪》：美国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的审议。美国国内先行气候立法的做法遭到批评，因为这等于迫使其他国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接受它的国内立法。这种做法公平吗？

Carstensen：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美国会说，这是美国人的想法，也可以是国际社会的想法。美国的确是个超级大国，对气候变化谈判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美国必须学会倾听和与人合作。

在硬币的另一面，美国不能因为国内先立法的原因，而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做法，美国不能在哥本哈根再次重演。

要关注资金从哪里来

《21世纪》：在曼谷会议上，资金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症结在哪里？

Carstensen：发达国家很难在此时在资金问题上做出进一步承诺，他们已经存在较大的赤字。他们不知道金融危机何时结束。

我们需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取得对资金总盘子的谈判进展。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说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欧盟委员会也说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欧元。这虽然不够，但已经是个开始。

现在重要的不是讨论资金支持的总量，而是这些资金从哪里来。所以我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要在资金来源上达成共识，比如来自于碳交易、CDM项目等。然后要关注由什么机构来监管这些资金，保证管理机构对UNFCCC负责，透明高效的运作。这样就有了一揽子计划。

《21世纪》：不少专家都对哥本哈根会议抱着悲观的预期，你也悲观吗？

Carstensen：无论悲观还是乐观，我们的确时间紧迫，谈判的机遇窗口正在关闭。弃置《京都议定书》的做法是愚蠢的。《京都议定书》的原则必须坚持。

我们也不奢望在哥本哈根有个终极谈判结果，但是我们可以期望一个比政治承诺更进一步的协议。然后可以在哥本哈根之后的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2013年前完成细节制定。

我们可以预期，哥本哈根会议在关键议题上会有清晰的政治承诺；会看到在资金（资金来源、管理机构）上，在减排水平、适应、森林议题上，在纳入国际框架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