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岳：

    尊敬的孙绍骋副部长，尊敬的孙伟林局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午好！

    本着沟通、合作、发展的良好愿望，肩负责任、使命、并满怀希望，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9年年会今天垄断开幕了，我是论坛发起单位之一，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秘书长，也是首届论坛的轮值主席，我谨代表论坛组委会对各位代表莅临本会表示热烈地欢迎。

    这次论坛的发起和召开得到了民政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孙绍骋副部长、孙伟林局长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开幕式，我们对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本次论坛是由几家优秀的非公募基金会共同参与并发起，在座的发起单位负责人是：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论坛组委会轮值主席徐永光先生；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论坛组委会副主席邓娅女士；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论坛组委会副主席杨平先生；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晓东先生；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绍基先生；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东平先生；

    本次论坛由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中心主任饶锦兴先生，担任论坛秘书长，参加论坛年会的代表近500人，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还有部分公募基金会，服务类公益组织和境外基金会北京代表机构，及国际组织的嘉宾，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记者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本次论坛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成长中的第一次盛会，也是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一次盛会。

    首先我们有请论坛组委会顾问，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孙伟林局长致辞，大家欢迎。

孙伟林：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在北京隆重地召开了，这是我国公益领域的一件大事、喜事，论坛的举行必将对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民政部对这次论坛非常重视，我们孙绍骋副部长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亲自来出席论坛的开幕式。在这里我代表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

    中华民族具有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但是作为慈善的组织形式，我国基金会在1981年才出现，2004年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律地位。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企业和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捐赠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还可以以企业和个人的名义命名，这为他们从事公益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极大地调动了捐赠的积极性，鼓励了民间的公益慈善行为。

    按照我国的立法原意和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民政部门，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一直持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态。

    一是给了比较宽松的政策，相比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设立的门槛低，在名称、业务范围、公益支出的比例，人员构成等的要求也都比较宽松。

    二是帮助解决设立遇到的困难。双重管理体制是我国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业务主管单位是指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对于非公募基金会来说，由于业务范围往往比较宽泛，民间色彩也比较强，有时难以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是业务涉及民政所主管的社会福利、慈善等领域的非公募基金会，民政部和地方民政部门都积极承担了业务主管的职责。

    三是争取税收上的优惠，2008年底民政部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对基金会和公益性社团申请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政策予以了明确，由过去的特批变成了普惠，今后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一样，只要满足条件都能获得公益捐赠、税收税前扣除的资格，这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捐赠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新设立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捐赠，也可以享受所得税前的扣除，地方了企业和个人设立基金会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我们还配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研究非营利组织，包括非公募基金会本身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四是注重引导和培育，各级民政部门很重视对非公募基金会工作的指导，不仅利用年检、评估来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为进行引导，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研讨，促进非公募基金会的交流与进步。

    自条例实施以来，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截止去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597个，比上年增加19.2%，其中非公募基金会643个，2005年底这个数字只有253个非公募基金会，那么现在是2005年底的2.5倍。非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有些已经在公益领域崭露头角，同时非公募基金会的类型不断丰富，企业和个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意愿持续增长，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慷慨捐赠后，很多企业在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到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考虑选择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模式。

    虽然2009年我们遇到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但还是有不少个人和企业捐资申请设立非公募基金会，这充分说明非公募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是源于社会的内在动力，是社会走向成熟的结果。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与社会的要求和民众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有的资金量偏小，难有作为，有的和捐赠企业绑得过紧，商业色彩浓厚，公益性不足。有的缺乏活力开展活动比较少，有的缺乏合理的定位和规划，不会做公益，不善于和其他组织合作，有的变相公募。非公募基金会还普遍欠缺内部建设，缺乏专业人才。

    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在我国目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社会各界对非公募基金会还处在观望和初步认识的阶段，非公募基金会本身对公益道路的探索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相对于我国日益多样化的公益需求和不断增长的公益意识，全社会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期望日益增强，非公募基金会必将大有作为。

    非公募基金会自身，包括所有志在通过非公募基金会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坚定信心，积极探索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成功之路。一方面学习国外公益慈善组织成熟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入商业运作中的成功经验。

    作为登记管理社会组织和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府部门，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今后将进一步推动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我国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改进双重管理体制，鼓励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加强监管、督促非公募基金会遵守章程、履行职责，为公益慈善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帮助指导非公募基金会加大公开、透明的程度，提高社会的公信力，为基金会的发展争取更多的优惠措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增加税收的优惠。

    我们还要探索如何为非公募基金会的交流、沟通搭建平台，向非公募基金会介绍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增进基金会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合作交流，支持基金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另外我们希望非公募基金会扩大与其他类型公益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加强对基层公益慈善机构的资助与培育，为未来的事业发展培育公益合作的伙伴。

    各位来宾、各位代表，这次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八家社会组织共同发起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论坛，百余家非公募基金会济济一堂，是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聚会、大联合。来参加论坛的多是我国非公募基金会中的中坚力量，论坛既安排了优秀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的演讲报告，又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对话和项目交流，充分考虑了非公募基金会的需求，必将会有良好的收效。

    希望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建立基金会的自律制度和行业互律机制，促进非公募基金会之间以及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合作，引导并推动民间公益慈善事业健康、规范和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预祝首届论坛年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杨岳：

    刚才孙局长讲到200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个条例中第一次明确了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律地位。那么在我国基金会的发展历史上，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为了探讨条例实施以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近五年来的发展状况，并试图勾画出发展脉络，判断其发展趋势。论坛组委会在部分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支持下，发布了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

    下面请论坛组委会轮值主席，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先生介绍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大家欢迎。

徐永光：

2008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基于专家、小组的研究成果，全文已经印发，我今天主要是作一些概要说明，而且这个说明和大家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个文本也不一样，因为要压缩很多篇幅。

民政部孙绍骋副部长，主持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我受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的委托，向大会做《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概要介绍。

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继续迅猛发展，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转型期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使中国民间公益的一支新生力量--非公募基金会得以破茧而出。

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为增强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公益事业，帮助困难群体分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于公民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非公募基金会叩开了民间力量设立基金会的厚厚大门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金会都带有很强“官办”色彩，只有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才有设立基金会的可能，个人或者企业想成立基金会却因制度的缺位而无法如愿以偿。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与公募基金会相比，《基金会管理条例》和相关政策对非公募基金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积极态度，在基金会的名称、登记条件、负责人任职资格、资金使用等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宽松，目的在于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身于公益事业。

自2004年以来，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增长势头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截止2008年年底，全国各级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643家；其中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有604家，占总数的94%，成为非公募基金会中的主力军。

我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正处于起飞的初期阶段，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期间还将是设立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高潮期。这与世界上各国基金会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

可见，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突破了只能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立基金会的制度屏障，叩开了民间资源设立基金会的厚重大门，开辟出了以民间资源设立慈善组织的一片蓝海。

二、非公募基金会优化慈善资源配置，改变了民间公益发展生态

    我国的公募基金会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些基金会的资金筹集、善款使用和日常管理等方方面面，难以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民间捐赠的使用往往与政府的财政资源混在一起，这种混同导致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功能过强，慈善捐赠最终无法体现民间公益的地位和作用。这既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大势不符，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生长发育，消减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崛起无疑是改变民间公益生态的一大举措。非公募基金会可以自主地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成为补充政府职能缺陷的有生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慈善资源将更多地流向政府系统所未能覆盖的区域和领域，将成为民间公益服务机构（俗称草根组织）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民间公益发展的生态环境。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在2008年的表现圈可点，无论是面对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还是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全面发展方面，都表现出反映迅速，勇于担当；援助独到，以少博多；项目多元，匠心独具等特征。真可谓是“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职责和使命，诠释了社会组织的价值和理念，提升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形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褒扬。”

通过对非公募基金会宗旨和活动领域的分析研究，发现目前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扎堆于传统慈善领域，公益项目的设计也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把握和远瞻，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使用上还比较粗放。

三、非公募基金会在独立性和治理结构上的制度障碍已经突破

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体现于其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创办者的社会性格。基金会的章程所确定的宗旨使命是其灵魂所系，所确定的治理结构是其骨架所在。

基金会和一切民间组织的独立性要求其理事会依据法律和章程，通过治理结构所确定的议事规则独立自主地决定组织的各种事项。然而，非公募基金会出现之前，我国的“官办”基金会因其与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

非公募基金会的独立性没有“官办”基金会的“先天不足”。它们与政府之间没有财产上的纠葛，也无人事上的交错。《基金会管理条例》为非公募基金会确保其独立性并实现以理事会为决策核心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制度的“先天”优良条件并不意味非公募基金会的“后天”发展必然健康。最令人担忧的是对机构独立性的追求和实现。一些非公募基金会无论在人力资源、办公场所还是资金来源上对创办者有着浓重的依赖关系，有的是直接由公司员工兼任基金会管理职务。与公募基金会相比，非公募基金会保持其独立性并无制度障碍，但从现实状况看，相当数量的非公募基金会连形式上的独立都不具备，理事会形体虚设。这是值得业界严重注意的问题。

四、非公募基金会是培育民间公益理念、实现个人公益理想的上选途径

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在合法的前提下，对于基金会宗旨和使命的确定具有完全的意思自治。非公募基金会摆脱了基金会原有的浓重的官方色彩，在运作和管理上更为灵活和现代，对于公益目的的贯彻更为独立和独到。它们在确定自身宗旨与使命时，完全建立在创办者对于中国现实的判断之上，是融合自身对于公益事业和美好社会目标的理解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因此可以充分体现基金会在价值追求上的多元化。

宗旨和使命是非公募基金会的灵魂所在。非公募基金会在创办之时就应当明确基金会组织宗旨和使命。从目前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宗旨来看，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所确定的宗旨较为单一，大多集中于教育事业和弱势群体扶助方面，其他，诸如公共政策倡导、公共安全研究、社区发展、艺术促进、环境保护等领域则鲜有涉及。

五、非公募基金会业已成为企业持续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组织形式

以非公募基金会组织形式从事公益事业，完成了企业捐助的质的飞跃。企业从被动的、临时的、随意的、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的、长期的、独立的、系统性的、有规划的捐助，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新型形式，不仅有助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公益理念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型基金会对公益行业的加盟，使大量熟谙现代公司治理和市场营销专业知识的人士投身公益领域，势必对原有的公募基金会构成挑战和竞争，促使基金会的优胜劣汰和行业的整体发展。

   从非公募基金会的财产来源分析，非公募基金会的后续捐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靠创办者和理事会成员的捐助。不少非公募基金会希望借鉴国外私人基金会的成功经验，以自身资金投资收益维系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国家相关税收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即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继续用于公益事业一概予以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专业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非公募基金会有能力吸纳大量专业人士，改变慈善领域人才匮乏的局面

   非公募基金会出现之前，“官办”基金会因其行政化倾向，缺乏吸引优秀专业人才的机制，中国民间公益慈善领域人才极度匮乏。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大多为营利领域的成功人士，积累了丰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发展规划、资金运作、机构治理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具有将这些知识、技术和管理智慧运用到慈善领域的条件与主动性。非公募基金会有条件以接近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酬待遇吸引大批知识结构新、综合素质高的专业人才，这将对改善民间公益领域的人才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目前非公募基金会行业对于提高机构专业化、管理人员职业化水平的意识运远不够，从业人员普遍缺乏公益领域的从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人才匮乏仍然是制约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障碍之一。

七、社会认知度逐渐提高，公信力面临更大挑战

   非公募基金会随着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同时，随着公众公益参与热情的提高，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质疑之声也日盛。非公募基金会需要通过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建立自律机制来提高公信力。

   信息公开应该是非公募基金会主动承担社会问责的体现。除了根据政府规章要求公开必要信息和内容之外，非公募基金会还应该选择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但是从这次发展报告收集的信息来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还不习惯于将自己透明化，很多非公募基金会没有机构网站和网页，甚至专家小组的问卷调查也遭遇到冷遇。下发的几百份问卷仅仅回收了十多份。回收率之低在社会调查中实属罕见，也就无法为本次发展报告提供有效数据。

   总之，非公募基金会在中国的涌现，对于促进我国公益事业发展，改变慈善事业体制格局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性作用，她将背负起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那样，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有些来自于处于特定历史阶段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有些来自于现有制度方面的掣肘；但是更多的，我们该躬身自问，在制度闸门已经打开，相关鼓励扶持政策也相继出台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十分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籍本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召开，业内同仁通过交流沟通，探讨合作发展，将进一步深刻了解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任重道远，一定能够自觉担当，自律慎行，不辱使命，努力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谱写辉煌的篇章。

    谢谢大家！

杨岳：

    刚才我们发布的这个年度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金锦萍博士担任主笔，下面我们有请金锦萍博士发言，大家欢迎。

金锦萍：

    尊敬的孙部长、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为起草本报告我们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家组成员除我之外还有刘忠祥先生，刘培峰先生，朱卫国先生、饶锦兴先生，韩俊魁先生和黄震、陈旭清。

    今天我受专家组的委托，就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做进一步地说明。目前已经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在已登记的社会组织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一部分，截止到去年年底是643比41万，如果以百分比来计的话，那就是千分之一点五六，非公募基金会的资产目前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相信在国民生产组织中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今天我们需要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来关注非公募基金会，原因除了刚才徐永光先生所揭示的这些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就是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所赋有的使命、价值和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数据本身。或许在更开阔的历史视野里面，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本身所具有的慈善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所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一个多世纪以前在西方社会曾经兴起了一场叫科学慈善运动，当时工业化，机器化大生产造成了城市工人失业，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城市贫民数量剧增，由于慈善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共福利和改善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机制，因此对于慈善的批评之声也就日益尖锐。例如认为慈善只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表层，而无法从根本上去致力于社会病态，认为慈善甚至会使贫困者更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已经依赖于他人的恩赐，认为志愿性的，非专业性的慈善管理会造成浪费、重复和低效率，这些批评对慈善提出了更高要求，意味着慈善必须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更为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转型。

    因此科学慈善运动要求将科学的专业知识，组织管理和策略注入到慈善领域，要求慈善要吸纳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来参与管理，要求慈善必须要透过现象本身去关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样的变革是根本性的，这场运动使西方的慈善事业大有改观，慈善的含义变得更为宽泛和灵活，让我们也看到应急行地、暂时性去缓解困苦的这样一个传统慈善，逐渐转向具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慈善事业逐渐吸收了科学化的管理和运作，将系统化的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慈善领域。在这个活动中人的理性高扬，慈善成为了人类应用理性去主动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之一，从那场运动开始，慈善逐渐趋向组织化、专业化和制度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慈善在各种自然灾害和紧急事件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人们的日益关注，激发了人们的爱心，但几乎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旨意。例如对于未进慈善组织作为中介，直接由捐助者去帮助受赠者而导致的纠纷日益增多。对于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和从业人员的素质的置疑，对于慈善组织的善款的去向的置疑，对于慈善动机的置疑，对于现行慈善制度包括行政管理体制，乃至税收政策的置疑，这些置疑有些是蛮不讲理的，但是需要我们及时作出回应，我国的慈善也正经历着这样一种转型，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恰恰就是慈善转型的一种表现，这意味着中国慈善事业也逐渐地从临时性地，对于慈善受助对象的直接资助，转为设立基金会进行长期地、有规划的侧山事业，表明中国的慈善已满足于捐助行为本身，更想通过慈善这个途径，去阐释和实践自己对于美好社会的理解。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是慈善组织化的体现，传统慈善更多地是捐助者对于受益人的直接帮助，或者通过现成的慈善组织去进行捐助，与此不同的是，慈善科学运动所出现的是大量的私立机会会，比如说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这些基金会经过几十年乃至百年之久，尽管其创办者可能已经先去，但是基金会却依然按照原有所设立的宗旨在不断地运行，慈善的组织化使财富的拥有者得以设立永续性的、纪念性质的基金会，来可以超越他本身的生命周期，来持续治理于某种慈善目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自从小洛克菲勒担任第一次会长以来，目前已经是第五代来做会长了，但是其名称依旧、初衷不改。

    我国的非公募基金会自2004年来正经历快速的发展期，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资产规模上，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些都显示着富裕阶层对于社会公益的关注和投入，凸显了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来反哺社会的热情和梦想，正通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逐步实现。如果说慈善的组织化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将是慈善的专业化和制度化，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只是实现了慈善的组织化，如何去培养更加专业的人才，如何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些将是更为深入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论坛将在下面的几个分论坛里面进行深入探讨。

    但是关于制度我只想重复有人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他说让基金会成为可能的制度和体制都是值得维系的，但是非公募基金会，如何可能成为百年老店呢？商界里的成功人士，能否在慈善领域里继续成功之旅呢？当市场机制在慈善领域里面无用武之地的时候，我们依靠什么来凝聚和激励我们的团队？依靠什么来判断我们是否成功，用什么来保持基金会的初衷呢？如果缺乏对非公募基金会的正确定位，这些都是疑问，甚至会转化成置疑。

    尽管按照立法原意，非公募基金会并非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圈募活动，只是不能够向不特定的公众去进行募集。但是从更纯粹意义而言，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为了散财，而非聚财，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可能就是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办者最好的写照。

    但是我想说的是，既是给予也没有被获取更为容易，这是因为：

    第一，非公募却要公共、公益，这里的公共并非指财产权上的公共，这里的公共指的是非公募的基金会的财产，尽管它依然要实行一个私有制上的，或者法人的所有权，但是被赋于了一定公共目的的限制，要符合社会公益的检验。私人的资产通过这样一种公共利益的限制，被赋于了一种公共的责任。公共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在宗旨的选择上、资产使用等方面，势必要影响公共领域，这也就是他应当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原因所在。

    第二，非公募但是却要公道、公平。有人非常形象地来描述基金会，他说基金会是什么呢？就是被一大群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团团包围的一大笔钱，如果没有成立基金会，如何去处置财产本身是属于意识自治的范畴，可以赠送给任何你喜欢的或者甚至你讨厌的人，但是一旦设立了基金会就不能够随意去确定受益人。在基金会的宗旨范围内，在众多的需要救助的人群里，我们必须要体现得公平和公道。所以公益项目需要通过一定的公开竞争的方式来进行，所以需要向公众说明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变成了受益人。所以需要有程序来筛选受助对象，所以需要追踪、监督和评估公益项目的运行。一位志者曾经说过，财富的捐赠绝对不能使受益者更加堕落或者进一步陷入贫困，因为赖行不施比吝啬本身更为罪恶。

    第三，非公募却要公开公众，未设立基金会之前，完全可以用隐私权来对抗所有对你的私有财产有好奇心的人们，但是既然设立了基金会，那么关于基金会的财产状况、善款使用，公益项目运行等情况都要向公众公开，因为向公众公开本身就是公信力的必由之路。

    在这里我不得不抱怨一句，当我们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收集到充分的信息来支撑我们的论点，但是我们发现本应该透明的、阳光的非公募基金会中，有很多组织我们无从获得信息，网络、期刊、报纸、登记管理机关的网站、雅虎、Google、百度、电话、短信、问卷调查，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我们都用了，有成效吗？不是没有，但成效不大。希望下一次续写这样一个报告的时候，信息的获得会变得简便得多。

    第四，非公募却要公心、公信，公心、心灵之心，意味着即便是一个小小的非公募基金会，也要胸怀天下，因为天下为公，公心意味着从事慈善领域的人们，尽管也是凡人，但却要具备涉公的气质和宽厚，公心意味着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们，即便你们是高端志愿者，不收取分文报酬，但是要保持良好品行，不能与基金会的利益有任何冲突。公信，信任之信，是基金会的生存之本，公信源于非公募基金会问责的需要，既然基金会以公益自居，就必须让公众相信这一点，公信意味着基金会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也终将获得公众的支持。

    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志愿者，优秀的合作伙伴，优秀的项目、优秀的社区、优秀的社会，没有公信这也就无从谈起。行善的确是一种美德，但是理性科学的行善是更大的德行。发展报告的撰写过程让我们坚信慈善不仅仅关乎心灵，更关乎的是理性与智慧。

    好，谢谢大家。

杨岳：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是我国国内较早研究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专门学术机构，十余年来研究成果卓著，下面有请王名所长对年度报告进行评论。

王名：

    谢谢会议给我这样一个安排，我是有幸在会议开始之前，就拜读了这个报告，我想主要讲四点。

    一，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论坛，我们大家一起，包括我们的制度建构者，民政部的相关领导、民间组织、管理局的领导，我们基金会条例的制订者，我们的制度践行者，我们来自非公募基金会的领导人和实践者，还有我们这样一些关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这样一些见证者，我们一起在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两年前我在政协有一个提案谈到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我提出了一个，我说中国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应该说就是这个时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弄潮者。

    前面刚才金锦萍和徐永光介绍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应该说对非公募基金会从制度层面，从它的创新各个方面做了非常系统地论证，我觉得这个报告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我们的十位报告的起草人，在一定意义上书写了一个新的历史。尽管这个报告还有一些，我后面还会简单地讲到，有一些遗憾，但是第一次对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做了一个粗线条的素描，非公募基金会从04年开始，我们的制度04年3月份，基金会条例颁布以后开始起步，现在应该说是有五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这个报告对五年的历史过程做了一个，应该说比较系统地梳理，从基本的历史过程，从非公募基金会形成的制度创新，包括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数据和支持，这个报告我觉得它是在这个，对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做了第一次非常系统地、全面地这样一个论述，同时提供的数据，虽然说数据不是非常地细致，但是提供的数据是第一次展示了非公募基金会在五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间形成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的线索。

    另外在这个报告的作为一个附件，其中我看了一下一共是将近20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案例，我觉得这个案例也非常有价值，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的研究，其实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关注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讲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这个报告给我们下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公益事业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进一步研究的这样一些任务、问题和目标。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从制度创新层面，从产权层面，包括在相应的政府的职能、政府的监管层面，非公募基金会自身发展中间，包括怎么样进行有效地保值增值，非公募基金会怎么样进行有效地资助，通过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有一些基金会已经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和探索。

    那么在这个报告中间，对这个方面都做了一些设立，对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形式提出的从理论上、从政策上，包括从法律上、从实践中间提出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应该说为下一步的公益事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蓝本，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这个报告刚才金锦萍刚才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毕竟是第一次，相应的数据还不是非常地详实，确实非常困难，我非常理解，在有限的时间内有一些数据，特别是地方的非公募基金会，我们现在全国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只占很小的比重，十分之一不到，大多数地方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数据还没有反映上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地方，但这也是不是研究者所能够做得到的，其实需要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包括我们相应的监管部门提供更多地配合。

    另外一个方面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形式是不是合理？其实从理想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从一个方面来讲它是一种制度创新，在中国的公益事业，中国基金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从04年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非公募基金会，包括基金会分成这样两种制度形式，是很重要的制度创新，但是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形式？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公募基金会里面，包括了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主要是以私有财产这样一种捐赠的形式成立的，国外叫私人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形式，同时也包括了国有企业，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成立的基金会，他的财产的来源不是私有财产，是国有资产，这样一种制度形式。

    那么还包括了一些大学基金会，那么大学基金会发展也非常地快，在最近这四、五年里，大学基金会从原来的区区几家，那么现在发展到将近有50家，发展的数量不光很快，而且规模发展也非常快，大学基金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形式。当然还有其他的形式，其他的包括若干家企业共同合作成立的基金会。那么我说到的这样一些基金会之间，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这个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形式在国外是没有这样一种比较笼统的，或者说边界比较模糊的制度形式。在美国的话更多的是私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企业基金会这样一些形式，那么我们出现的这样一种，我们把它统称为非公募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中间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当然值得我们下一步进一步地研究，非公募基金会毕竟是，应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一开始说的短短的四年时间，应该说在我们基金会的，包括公益事业的整个部门或者领域里面，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位置，尤其是在去年汶川地震，我们报告里面也提到了非公募基金会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应该说虽然存在我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从制度层面，从政策层面，但是这个报告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应该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我把它叫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这样一个研究报告，希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共同推进非公募基金会和公益事业的相关的研究，来共同推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

杨岳：

    下面是大会的主题演讲，演讲的中心题目是成长中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每位演讲者十分钟。

    第一位发言者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她演讲的题目是参与式资助，友成对非公募基金会运作方式的探索。

王平：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9年年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作为此次论坛的发起单位之一，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项目运作方式上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不久前曾有报道说，友成基金会不做资助式基金会，那么这是一种误解，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下阐述。在07年的友成第二次理事会上，我们的确提出不再简单地把自己定义为成立初期提出的资助型基金会，而是将参与式资助作为自己确定的项目运作方式。那么这是一种既不同于纯粹的运作型基金会，也不同于传统的资助型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具体而言参与式资助我们由三个类别组成。

    第一类是以参与为主的项目，这类项目符合友成的长期发展需要，是友成的战略性公益项目。对这样一类项目友成会经过周密的可行性论证，并组织自己的团队来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也资助合作方共同参与。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的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以及社会创新就是这样的项目，在友成内部我们将这类项目比喻为产业投资，这是一种用商业投资的语言来描述的。

    第二类是尚处于种子期或者是初创期的具有社会创新性的公益组织极其项目，在资助此类的项目时，除掉资金以外，友成还投入自身的团队和外部专家团队参与项目的试点，指导或者协助该组织进行公益产品的深度研发、战略规划以及策略制订，以便全面提升被资助者的执行能力，同时还投入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其他的可能调动的资源，协助项目的孵化。这一类项目就有点儿类似于商业领域的VC或者叫风险投资，或者是创业投资，或者是创业投资，友成所资助的两村工程以及去年在512抗震救灾当中的一些实践就属于这个类别。

    第三类项目是资助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比较成熟的这样的公益项目，但是在发展中需要资金，我们会在准确评估项目的前提下，为项目提供资金的资助，这种资助相当于商业领域的PE，也就是股权投资，只不过我们并非真的获取被资助机构的股权。友成对于协作者的资助就是这类项目的典型。那么这也是许多资助型基金会通常所做的一种类型。

    经过近两年的摸索，我们开始在参与式资助这种方式上积累了一点儿经验，那么也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这种模式的一种可行性。

    大家知道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公益基金会分为运作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一般而言中国的大型公募基金会主要是运作型基金会，比如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基金会则属于资助型基金会，例如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

    从历史发展来说，资助型基金会的出现表现一个社会的公益水平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说明了无论是社会大众对社会公益的信任还是公益基金会自身的专业管理和运作能力，都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这就是为什么友成在成立之初，将自己定位于资助性基金会的原因之一。

    但是资助型和运作型的基金会对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它需要很强的嗅觉，也就是要对申请资助方的执行团队和项目有很强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而运作型基金会则更像商业世界当中的实业企业，需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项目管理和运营能力。

    因此简单地说，对参与式资助这种方式而言，需要上述两个方面能力的复合。毫无疑问这对友成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但是事实也证明，正是在迎接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友成不断地成长和发育。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选择参与式资助作为友成的战略之一，绝不是为了寻找一条所谓差异化的发展途径，更不是所谓品牌宣传上的概念创新，选择这个方向既是基于中国国情而作出的判断，也是符合友成基金会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总体而言，我国公益事业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非公募基金会的历史则更短，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似乎遇到了这样一个死循环，一方面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个更大发展必须依赖于更多资助型基金会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公益机构本身存在的这种能力缺陷，却是阻止更多资助型基金会出现的主要原因。友成认识到要想成为优秀的资助型基金会，必须首先具备特殊的能力、公信力和感染力，而这一切必须通过直接的参与才能获得。

    其次对人的关注是友成公益理念和发展战略的核心，对于最终受益人，我们既关注他们的生活改善，更热切于他们能力的提高。对于帮助的方式我们既通过资金来直接帮助，更希望通过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其他资源的调动和整合，最大限度地使收益群体获益。

    我们认为这个理念和认识是符合公民社会发展趋势的，也是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完全一致的，这也要求友成成为一个综合能力和素质都很强的机构，而参与式资助是实现这一战略定位的最好路径。

    第三点我们看到，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公益领域中，相对于成熟的、有执行力的社会组织而言，或者叫草根组织而言，可提供资金资助的公益基金会是比较多的，或者将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许多草根组织所需要的帮助又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更多地是需要项目策划方向的把握，操作理念、执行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资源的配备。因此我们提出参与式资助既是鉴于对中国公益领域需求现状的一种判断，同时也是在公益领域内对商业领域的创业投资经验的一种借鉴。

    女士们先生们以及各位同道，友成作为一个由两岸三地的著名企业家共同发起和资助的非公募基金会，其自身又希望以专业化的参与式资助的方式履行企业家理事赋予我们的社会责任，在我的心目中，如果要用一张资产负债表来表示友成的状况，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在这张表的右侧，也就是负债的象限，主要包括两个科目。其一是来自社会的捐赠，其二是来自社会的期盼，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负债，而在我们的左侧也就是在资产方，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除了可用资金以外，还有通过直接资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通过项目参与所获得的经验和能力，通过项目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给予我们的信任。

    如果我们的资产结构真的如此理想，那么友成才有可能成为我们企业家理事的公益代言人，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基金会，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上个月友成在延安召开了理事会，我们选择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圣地的地方召开理事会，这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策也是正确的，会后无论是我们的理事还是我们与会的一些专家，都深深觉得这个，深感受益匪浅。那么让大家感觉最意味深长的就是这个陈嘉庚先生在延安资助的这么一个故事。在1940年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延安，慰问抗日的将士，在窑洞门前的空地上，毛泽东用自己种植的蔬菜为陈嘉庚设宴接风，事后陈嘉庚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招待我花了800大洋，而毛泽东招待我只用了两块钱，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后来陈嘉庚为抗日募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有两个。

    一，我们其实可以把陈嘉庚先生视作一个资助方的典范，他亲自来到解放区了解了真实需要，因此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使资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都有了万无一失的保证。

    二，我们可以同时将当时的共产党视为一个公益组织，一个公益组织能否获得成功，不在于资助方是否慷慨，而完全取决于其行为是否真正地有利于社会，是否可以触动人们内在的情感。

我希望用这个故事和我们的公益同道们共勉，谢谢大家。

杨岳：

第二位演讲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杨平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公益机构供给能力以创新能力的不足及解决之道。

杨平：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和各位领导，我今天的发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两分钟做一下广告，第二部分八分钟谈一下我们这个行当，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是83年成立，它是为了纪念中国当代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设立的，孙冶方先生由于一贯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遵循价值规律而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并由于在1980年初的一系列政策，和思想主张，影响和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思想先驱的历史地位，20多年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打造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权威的奖项，影响并塑造了一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及财经官员，进入新世纪以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又设立了冶方研究基金，组织和支持对未来5到10年可能影响中国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社会阶层，以及新型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展开了诸如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发生机制及治理对策，温州商会的调查报告，东亚五国政治转型比较研究，30年来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以及四川汶川大地震重建战略等一系列课题，2008年我们基金会资助并协助创办了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的文化纵横杂志社，试图在财富快速增长的中国社会中，建设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家园，建设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各位袋子里面有我们的杂志，请审视。

今天在首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作为公益机构和NGO的一员，我们更愿意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们这个行业中共同关切的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前进，因此我的发言题目是公益机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不足，及其解决之道。

第一，问题的提出，2008年的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导致社会捐赠井喷式增长，志愿者队伍公益机构各种援助项目，也出现井喷式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公益机构和社会捐助项目的作用却并未同步增长，灾后一年无组织的志愿行为已基本结束，以组织的形式坚持下来的公益行为，也大面积退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的救助与灾后重建高效并高速，创造了世界救灾史，及灾后重建历史的奇迹，导致社会公益组织上述情形的原因很多，但较为突出的原因是专业能力与组织能力不足，不能为灾区提供及时有效的公共产品，尤其无法提供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下，特定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成为灾区政府和灾民的某种负担，此类问题的出现毫不奇怪，回顾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如果我们将公共产品类，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专业化程度不高的产品，比如说宣传、动员、救助、维权，一类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如环保、教育、研究、灾后重建等，应该是凡是专业化程度的较高的公共领域，社会公益组织可为的空间很小，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社会公益组织的生产和发展，其根本的意义在于提供政府能力，及特性不足以完成，企业因无力而不为的公共产品，使得社会能够在自治的情况下，完成社会建设，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支撑并相互制约的良性结构，如果社会自组织力量不能提供有效地公共产品，尤其是提供于政府和企业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则是社会自组织力量的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二，哪些能力不足？第一是专业能力不足，仍然以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为例，据报道，某地区灾民点的安置中急需公共厕所和洁净水的供应，中国救援组织和志愿者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解决，当时来自英国的志愿者，迅速按救灾安置点人数和地理位置，测算出所需厕所数量和每天的饮水量，迅速展开了工作，再以发展类项目为例，某家发展组织，为推动当地替代产业，组织农民与合作社的方式，发展奶牛饲养业，其全过程都有利益相关方的介入，是参与式发展的典型案例，但经过专家评估，认为农民合作社的奶牛饲养，在技术上存在重大缺陷，牛奶的疫病防治，牛奶的含菌量无法控制，经过三聚氰氨事件之后，这种粗放的奶牛饲养业并证明是无法持续的，专业能力的不足是社会公益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缺乏有效地公共产品模式和创新能力，各家公益机构在面对不同的公共问题时，缺乏创新和研发产品的能力，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长时间不见效果，在中国的公益机构中，很少出现独创性的产品，比如孟加拉国游先生的小额贷款的这种创新模式，就很少出现。

第二，缺乏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产品，一个机构往往只能生产一种产品，解决一个问题，这是现在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的公益机构，大都去解决综合性问题，由于专业能力和专业分工不足，迫使公益组织要同时解决公共问题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导致产品粗放，社会效益不佳。

第三，专业人才缺乏，由于公益组织人才市场尚未形成，同时也由于上述专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能力提供不够，不足导致公益组织无法按照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人才需求，其人才培养模式只能向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转变，由此出现了人才进一步短缺的恶性循环，这一点好多组织的人，可能都有感觉。

第四，是缺乏公共产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凭着社会的支持和支援团队的奉献，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公益组织的公共产品生产中，当然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益怎么样，却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以二氧化碳减排为目标的环保项目，其余减排的实际成效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以扶贫为目标的发展项目，也难以将项目成果，与其他因素进行量化的比较和统计，这是专业能力不足。

第五，是组织管理能力不足，公益组织发展壮大，必然面临组织和管理问题，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中国公益组织，人数规模发展到百人以上的少之又少，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组织和管理能力不足，一个是治理能力，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理事会秘书处的权责关系，以及理事会不同成员的权责关系，这里暂且不谈官方色彩较浓的公益组织，一般民间型的公益组织，普遍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理事会形同虚设，导致组织资源无法扩展，同时也导致内部治理缺乏监控和制约机制，二是理事会资源优势替代秘书处，在不成熟的民主机制下，形成多投指挥，内耗增加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个是治理能力，再有就是管理能力，管理能力是一个比较广泛的问题领域，中国公益机构管理能力较为突出的目前有两个，一个是战略管理能力，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人力与无限的事业空间之间，无限的热情之间，普遍缺乏战略目标的制订，以及将资源和人力失去投入一个目标的能力，二是产品生产流程的粗放化问题，由于公益组织生产产品往往专业性不强，缺乏技术性制约，因此在产品生产的组织分工，流程设计等方面不专业，成本高、耗时长、产出低，其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完全无法与同类型商业组织向比拟。第三，为什么能力不足？中国公益组织公共产品供给，及创新能力不足的形成原因很多，首先是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由于众所周知的登记注册门槛过高，主管单位导致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缓慢，发展历程短，人才难以聚集，无法形成有效地竞争，其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自然偏低，其次当代社会的许多公共问题比较复杂，是人类过去很少遇到的，因此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产品，大多处在创新探索阶段，有效地公共产品模式很少，我在说一分钟。以环境问题为例，导致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所推动的工商业发展方式，其对环境资源的掠夺以及倡导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在这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可能彻底改变之前，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就必然是折中的，技术性的，其中充满了曲折退让甚至妥协，人们在面对复杂的环境问题很难找到革命性的创新产品去解决，可以这么说，今天人类在面对大量复杂的公共问题时，犹如当年人类面对结合密集等可怕的传染疾病一样，在黑暗中摸索，付出的代价将十分巨大，因此鼓励创新型公共产品的出现，应该是社会公益组织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六，社会公益组织对于公共产品研发和产品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是导致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由于时间到了，我就不多说了。

第七，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底下来探索，谢谢各位。

杨岳：

第三位演讲者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杨东平先生，演讲题目基金会在推动教育公平，改善教育品质上应起的作用。

杨东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作这个盛会上，来介绍我们西部阳光基金会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为我们成长中的非公募基金会的一个案例，和我们大多数的非公募基金会一样，我们是一个仍然属于婴儿期的基金会，2006年成立的，但是它的成立本身也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这个关注西部农村教育为特点的基金会，它的缘起是由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的一个农村学生叫尚力富，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用自行车骑行在西部农村考察教育，写了两本书，然后在北京的高校做了很多演讲，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最后尚力富一个人对西部农村教育的一种关注，逐渐地变成了一个群体的行为，开始组织越来越多的，组织高校的大学生，利用假期到西部去支教，最后这个行为感动了媒体和很多企业家，最后一个在上海做房地产的台湾企业家，他出资200万，帮助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私募基金会。

一旦从一个人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机构的行为，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探索和逻辑，我们一开始主要的项目还是传统的大学生的暑期支教项目，从这个项目出发，产生了多种为农村教育服务的支持农村教育和社区发展的项目，包括对代课教师的关注，对探索乡村幼儿园，对农村教师培训这个项目的关注，但是如何在作为一个小型的操作型的基金会，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形成自己的专业化的能力，马上就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虽然我们开始逐渐探索来凝聚特色，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三个比较重点的工作领域，甚至开始形成优势，形成特色，形成自己的工作模式。

第一个就是西部农村的教师培训，这个教师培训，一开始是从对于公平的关注开始，对于弱视教师的关注开始，对农村的女教师，代课教师进行培训，那么现在正在发展到通过和地区的基础教育的整体的提升，这么一个综合性的实践相联系，进入到了更加富有成效的和比较专业化的水平。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是农村的乡村幼儿园的建设，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在整个中国的教育发展当中，是一个突出的展板，那么农村的幼儿教育就是更为薄弱，但是在农村尤其是在贫困落后的西部农村，如何来建设乡村的幼儿园，显然不能照搬昂贵的城市化的模式，需要探索新的做法，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八所，明年将会进一步扩大。

这个幼儿园是跟中师毕业生的创业和社区发展的一些项目相联系，使得这些幼儿园能够成为一个农村社区文化的一个生长点，在学校越来越撤离农村以后，使这个幼儿园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生长点，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项目是，长期志愿者项目，因为基于我们暑期支教这种短期的参与行为的局限性，我们意识到我们要在农村推进一些富有成效的项目，必须要有长期志愿者的参与，那么长期志愿者的吸收培训管理，本身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西部的若干个省，已经建立了我们志愿者的团队，并且跟我们项目的能够有机地结合和互为支撑，因为发展志愿者文化，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西部农村教育，也是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宗旨之一。

我们逐渐地开始在整合我们的项目和人力资源，把不同的项目集中使用，尤其是最近我们在甘肃陇南地区的一个县，构建了一个农村基础教育实验的基地和县教委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可以同时建立了借助东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来支援西部教育的这么一个新的机制，我们正在以这个县为基地，明年扩展到另外两个县，就是在陇南地区发展三个县作为我们农村基础教育改善的一个基地，因为我们知道在农村，寄校舍、教育经费，这些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条件初步满足了以后，教育质量的提升，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核心又是教师的培训。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对教育的关注来带动社区的发展，秉实多元化的价值探索，探索多元化的务实的工作，我们认为一个小型的运作型的基金会，他的最终的产出成效是一些能够复制，能够推广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比如说我们的幼儿园的模式，我们的农村教师培训的模式，我们长期志愿者的模式，当然我们同时还致力于成为一个治理有方的有公信力的打造一个干净时尚的品牌，我们希望我们三岁的西部阳光基金会，会成长为一个百年老店，谢谢大家！

杨岳：

第四位演讲者，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演讲题目：未来的核心议题，企业对公益事业的影响。

康晓光：

谢谢大会的组织者，谢谢饶锦兴秘书长，举办了这么一个盛况空前的大会，这么多的朋友都聚集在这里非常不容易，这个名字是饶锦兴给我起的，未来的核心议题，实际上我的准备很单薄支撑不起这个题目，原来安排我是做评论，后来就是让我发言，所以我也充分地准备了一下。

我主要想简单地讲几个问题，最近几年就是企业大规模地开始进入第三部门，开展公益活动，它的基本背景实际上在永光和金锦萍的报告里已经到讲了，那么首先是市场化的改革，然后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的发展，那么这个财富的积累，使得一大批资金雄厚的企业，还有企业家开始出现，与此同时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的不平等在广泛地出现，穷人、弱视群体这样的一些概念开始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新一届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关注，对弱视群体权益的关注，也是推动这个企业进入公益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再者就是当前的这种舆论的压力，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企业家和企业本身的成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利益，越来越会寻找一些更成熟的谋求发展的战略，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图，我们从这个图里可以看到，影响中国第三部门和公益事业发展，实际上有四种最重要的力量，一个是海外的力量，一个是政府的影响，还有就是企业部门的影响，还有我们自己本土的历史和文化。

三年前可以说只要了解政府和海外的因素，我们就可以解释和预测第三部门的行为了，但是今天呢，还有未来这个局面要打破，也就是说在今天和未来，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了企业的态度、策略和行为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描述解释和预测第三部门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成为了一个影响第三部门发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那么企业参与第三部门的形式，实际非常地丰富多样，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直接捐赠，有的是偶然性，这个捐赠有的是偶然性的，有的是经常性的，比如说在企业内部设立基金，有的是简单地捐赠，有的是深入的参与，还有是另一种资金之外的是鼓励员工，作为志愿者来参与公益行为，在一大类就是设立专职的部门，比如说企业内部设立基金，然后成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还有就是成立企业设立一系列的非营利组织，来直接进入第三部门。

就是有项目型的就是专门围绕着一个或者是一两类项目，开展活动，还有是能力支持型的，包括从理念专业机能和资金上提供支持，还有就是基金会成立各种各样的公益基金会，像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等，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再者就是一个联合体，阿拉善生态协会什么的，就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群体，在这里组成一个类似于俱乐部这样从事的，但是也是正式地注册。

那么第三部门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就是非公募基金会，在迅速地成长，刚才在报告里我们已经看到，但是这个成长也是高度地不平衡，有的发展非常好，像南都、友成、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扎扎实实的在做工作，还有很多实际上处于这种休眠状态，不是说一种必要的休眠，像这种青蛙、熊、冬天要休眠，一年四季都眠不干什么事，这个也是相当多的，当然还有像基金会进行调查的话，问卷的回收率可以说在所有的调查里应该是回收率最低的，这一个对领域内的这种行业责任，阶级意识实际上非常差，做一个公益基金会，为自己行业内部的发展做点公益的事情都不做，这个确实值得基金会反思，今天来了100多家，回去跟你们领导反映反映。

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企业的行为？怎么解释它的一策略，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那么一种解释，就是传统解释，做慈善，纯粹地慈善，或者是处于良知，或者是处于爱心，或者是处于一种人类的道义和责任等等，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做策略性的，也有是说企业界做慈善不完成，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做公益，那么他是作为企业牟利，企业赢得自身发展的一种放肆方法，很多企业也是如此，他的捐赠的态势，在企业的财务里是在广告费里计算的，我们说的软广告，那么确实也是就是企业通过慈善行为，可以提高知名度，可以改善政府关系，可以改善公众关系，可以开拓市场，可以建立企业文化，凝聚员工等等，就是从事公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利益，因此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企业从事捐赠的时候，才会考虑很多利益，所以这个策略性也是一个动力和机制，再有就是最近几年比较时髦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

还有就是伴随着最近20年，10年伴随着市场注意的兴起，用理性的精神，企业的方式方法来推动公益事业，那么像慈善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些理念开始发展起来。

那么慈善资本主义主要就是要提高，公益部门的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把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技能，企业家在市场中探索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把它引入公益部门，从而有效地提升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率，然后让慈善，让这个社会的慈善资源，无论是支援者的爱心，时间的奉献，还是各种资金和物质，以及理念的激情的投入，更有效地服务于这个社会，那么他特别强调，用市场，用企业的东西来改造慈善的一个领域。

那么最近几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崛起，就是以比尔盖茨的为代表的倡导的这样一种创新的资本主义，他是强调用公益的精神来改造企业，来改造市场，我们后面再说，关于企业和资本进入公益领域的另一种解释，我们把它叫做批判理论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最典型的一种批判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利润的正常性，认为是剩余价值，是从无产者这里骗来的，偷来的，因此他认为慈善捐赠，那么无非也就是一群骗子和强盗，把大头抢走了，拿出了零头给受害者扔回来而已，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捐赠者可以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对他的尊敬，另一方面也维护了这样的一种不平等制度的，持续的运行，所以他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市场的背景下，在私有的制度里，所谓的慈善的，不是为穷人服务的及最主要还是为富人服务的，为了维护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并不是在促进工作中和缓解过程中，而是万世永存，永远的存在下去。

那么本来是因为他的老师，他们是一脉相承，主要就是认为企业和资本进入公共的领域，本身是经济势力，财富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征服了经济领域之后，再把手伸到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中，那么实际上是资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所以也是处于一种批判的态度，所以他马上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公共领域的殖民化，他认为不仅仅要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公共领域，不仅要抵御政府，对这个领域中敢于和殖民统治，还要反对金钱对这个领域中的殖民统治。

那么比尔盖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本身几乎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赠出来了，同时在去年的经济论坛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号召搞慈善创新的改造资本主义，他认为要永世长的力量，和制度创新来服务穷人，他要发展市场，所以他有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在人的本性中，蕴含着两个巨大的力量，一是自立，一个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立的力量，取得了经济缉捕和社会的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

21世纪的新型的资本主义需要对此进行调整，通过市场的力量以及制度的创新，直接服务于穷人，所以比尔盖茨认为新型的资本主义有两个使命，一个是赚钱，一个是让那些无法充分地享受市场利益的人群得到改善。

所以他提出来两个激励手段，一个是利润，另外一个就是认可，也就是说获得社会的承认，获得社会的尊敬，然后以及自己去追求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承认和认可，就是在获取利润的同时追求社会的承认，他认为利用这两种动力机制，那么可以推动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反过来这个又统一于更高尚的一种个人的智力，因为经济获取财富是一种自立，获取人们的尊重实现自我的理想也是一种自立，所以他实际上在一种更高的境界上，实现自我抱负，自我实现的一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说认为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设计出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么他把这种想法，成为创新的资本主义，那么比尔盖茨这个文章里说的非常好，他说无论把人看成多么自私，在人的本性中，明显地存在着某些根本的原则，一个人对改善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让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必需，虽然从中他并不能获得什么，只是看到他感到满足，实际上有实实在在现实的收益的，因为做了好事你心里会感到很舒服，做了坏事，你是感到不安的，所以额个是一个很必要的，所以他这个比尔盖茨当他一想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他的内心激动不已，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实际上比尔盖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更值得我们的企业家去深思，我们在亚当的国富论里可以看到，他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理想画卷中，自立是资本主义的发动机，而且我当时论证了，出于个人的智力，那么无数的人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会不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好处，他马上要看不见的时候，但是挑战的这一神话，他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出来，也就是他创造了一种，为他人赚钱，然后把他的企业经营的非常好的模式，也就是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一种出于利他，来经营，在市场中经营成果企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这里他就是把自立作为动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彻底的颠覆和改变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比尔盖茨，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对我们未来的公益事业，乃至市场本身的发展，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谢谢大家！

杨岳：

主题演讲就暂告一个段落，下面茶歇10分钟，10分钟以后大家还回到这个会场，我们开始分论坛。

明天上午、下午的这个会都在会议室举行，今天晚上的圆桌会在我们这个会场的对面会议室，每位非公募基金会的负责人，有一名参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