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还要更加严峻。亨廷顿指出：“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在拉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行政首脑常常无视立法机关，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行延长其任期。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权力漠不关心，歧视少数民族，扼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这位民主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无遗憾地指出：“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

    为什么在非西方国家民主体制往往是“有名无实”甚至走向反面？亨廷顿认为这是因为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他指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

    其实民主政治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承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这在民主的老家希腊城邦中是一种标准的“特权”，而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里则是一个“神话”。政治从来都是精英政治，都是少数人压迫、剥夺多数人的工具。金耀基在评论冷战结局时清醒地指出：“此次民主的胜利或许主要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成功’，而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脱魅’。……‘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竞争……是一场处于理想的幻灭过程中的一场各自不断走向反面的竞争。’核心问题产生于对‘理想’与‘实践’之间差距的巨大失望。民主的‘理想’已经许诺得很多了，而共产主义‘理想’则许诺得更多。无论是民主的‘现实’，还是共产主义的‘现实’都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只不过后者背叛得更彻底一些，终于在这一‘理想的幻灭过程’中走向了覆灭。……共产主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体制所面临的问题从此一笔勾销了。”

    五、讨论：影响政治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现代化过程中，会涌现出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原有的政治体制将面临严重挑战。人类的经验显示，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反应模式，一种是“政治民主化”，另一种是“政治行政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或是在某个阶段上，有些国家选择了政治民主化，有些国家选择了政治行政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影响和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是经济，还是政治，还是文化，还是它们的组合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

    就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至深至广的影响而言，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正确的。没有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很难想象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领域的变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魅力。现代化理论更是强调在现代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确定的联系。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信念”。李普塞特在他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一个国家用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越高，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越高。他认为，工业化和都市化，伴随着人口的集中和增加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从而加快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也会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兴趣，因而民主就有可能随之产生。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家的自主性或独立的影响力。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社会是选择政治行政化道路，还是选择政治民主化道路，（有时）政府的态度、统治策略、贯彻意图的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影响力也许并不一定是“短期现象”。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

    文化也有自己的自主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政治学家都明白“政治文化”的深刻蕴含。中国的政治文化似乎与民主无缘。儒家与法家争论的是“王道”和“霸道”，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来源。尽管儒家认为权力不必来自人民，但必须造福人民。政府必须爱护人民，体察民情，“施仁政”，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垂青，并且被人民推翻。儒家非常重视合法性问题，反复重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金耀基也认为，“儒学从未倡导过一种称为民主的政府形式，事实上，它并不关心政府的‘形式’本身。对昔日的儒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公正地掌管政府。从一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儒学所注重的是治道（或行政）而非政道（或政治）。”

    尽管属于同一个儒家文化圈，东亚各国的政治模式却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朝鲜、日本的政治各不相同。一方面，在朝鲜、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行政取代政治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日本“一党独大”，“有选举，无轮换”。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而且连自由都要打折扣。在日本和新加坡，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政府的行政活动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值得怀疑的。香港没有政治，但是有自由和法治。另一方面，台湾和韩国却正在成功地走向民主化。但是，台湾的案例对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暗示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在台湾，动员和凝聚反专制力量的主要力量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台湾的政治运动本质上是“本省人”反对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的“民族独立运动”。台湾今日的政治格局，与其说是“民主化”的胜利，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如果没有特有的“省籍冲突”，台湾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今日的多元政治格局。到目前为止，除了韩国和作为特例的台湾，在儒家文化圈内还没有其他国家实现了“货真价实”的西方式民主政治。

    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维护和建立政治稳定的根本秘诀是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而如何达成适应并没有固定的答案，更没有唯一的答案。政治探索的空间是开放的。任何人云亦云的预测和亦步亦趋的选择都是“保守的”。实际上，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对于学者和政治家而言，最需要的、也是最缺少的就是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