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气候政治格局中，美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走向。
然而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交错，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也是相互制约，这些都对美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美国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代表的环境外交历程，
可以发现美国不仅关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加关注的是国际气候制度
的发展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塑造，而这一切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直接挂钩。 
  1997 年，美国参议院以 95:0 通过了一项 Byrd-Hagel 决议，由此奠定了美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国际协议方面的基调。其基本含义是如果没有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实质性减
排义务，美国不会通过任何相关的国际协议，由此说明美国重新回到公约和议定书基础上的谈
判异常困难。尽管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版图出现了一些变化，并在国会众议院全院通
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但要争取足够多的参议员支持现行国际气候机制及其协议依
然十分艰难。这是为何美国力图推出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以及积极推动“G2”模式的真实原因。
而美国当前对于气候变化政策的调整，一方面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攀升的失业现状，通
过发展清洁能源等相关产业实现绿色经济复苏，有助于应对短期经济危机和长期气候危机的双
重挑战，满足国际国内政治力量对于环境与发展协调统一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在于更为主动地
融入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过程当中，结合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发挥“巧实力”环境外交
战略，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权利义务分摊机制，调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以及工业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格局。
     对于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美国的立法部门已经开展了大量尝试，
行政部门对于污染物减排的应用也有长期的实践。不管国际国内政治如何发展，美国气候立法
的动向已经较为明显，也即通过建立温室气体的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体系、配套一系列减排成
本控制手段和过渡阶段的国际推动措施，实现政治、经济和环境目标的统一。而为了实现环境
效益、经济效率和外交效果，当前的立法考虑了大量详细的政策措施，包括制定较为激进长期
减排目标并避免短期内大幅度减排，设定排放交易体系管控范围，排放配额的分配、使用、存
借及其分配从免费派发向拍卖获取的过渡，抵偿额度的获取和使用等等。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完全明朗、西方国家为求自保而不惜动用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
中国应当密切关注和研究美国气候立法动向中涉及国际贸易的具体政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涉
及贸易与环境的相关规则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气候立法对于经济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
的关注，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与用能水平或者碳排放相关的行业技术标准、甚至是与产品和服
务的隐含能源或隐含碳排放相挂钩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更应该看到，这样的措施在国际贸易
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不断演进过程中，有可能成为协调国际气候制度和贸易制度的基本
原则，但是客观上也潜在地为贸易保护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趋势不仅不符合现行国际气
候制度的安排，而且也给已有长期减排目标下的实际的不公平排放配额方案增添了更加不公平
的砝码。这样一种策略上的威胁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出口转型将带来更多的压力，因此中国也必
须尽早地关注气候变化层面的动向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尽早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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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立法——分析发展动向及其对中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