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之难，在于所有国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权。

　　在民众刚性消费需求面前，发达国家绝不情愿放弃眼下的奢侈生活；在疾病、饥饿、贫困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回避发展谈环保，也确实有些奢侈。

　　环保共识需要凝聚，发展共识却早已存在。不过前者应当是全球统一行动，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各打自己的算盘。

　　环保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这一判断的原意大概是，只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能力解决环保问题；然而，在气候谈判面前，对这句话也可以作另一种解读，即环保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权的争取和妥协问题。

　　相对而言，各国对发展权的争取要远远大于妥协，在这一“共识”下，谈判变得冗长甚至无聊。用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政策与研究总监喻捷的话说，“大部分的谈判是乏味的，各国官僚在遍布会场的各个小房间里抠字眼，有些议题抠了十几年，却没有实质进展。真是谈白了少年头！”

　　更重要的是，在气候责任上打折扣并不会受到硬约束。尽管《京都议定书》规定，在下一个承诺期，不履行义务的国家要按30％的利息偿还碳排放债务，但即使罚金最终收回来了，可却把真正的环境保护问题搁置了。况且，如果那些主权国家理直气壮地说不交罚金，谁又能奈何得了呢？

　　唯一可行的出路，可能是在发展与环保这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需要回到“环保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的原意，即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保问题，在不断发展中解决环保问题，最终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和谐统一。

　　在微观的企业层面，这方面例子越来越多：

　　通用电气（GE）宣称，其在2008财年“绿色创想”业务收入已占公司总收入的1／4；西门子公司报告说，2008财年该公司环境业务组合产品及服务实现收入190亿欧元；英国石油公司（BP）耗资2000万美元执行一项公司内部“找碳计划”，居然意外地节约了6．5亿美元。

　　稍加留意，环境与发展相和谐的前景似乎十分广阔：随着传统的化石能源日益枯竭，新能源的利润空间正相对放大；作为石油基产品的替代，可以完全降解的生物基产品越来越受市场欢迎；CDM能够在整体上有利于环境的前提下为减排企业提供经济支持；能源合同管理可以让服务提供商赚到合理的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基于政府和公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垃圾和污水处理业务市场日益向好；节约能源业务被称为人类“第四能源”……

　　现实和前景之间毕竟还有相当距离。万科的王石曾经就工厂化住宅问题说，相比传统施工住宅，工厂化施工住宅每平方米能耗降低20％、水耗降低63％、木模板节省87％、建筑垃圾减少91％。但住宅工厂化生产所提高的成本，市场能接受吗？

　　理论上说，王石的问题应当可以在全球低碳经济浪潮中找到答案，在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得到解决。

　　不过，正如气候谈判久拖不决、艰苦异常一样，在化石能源短缺危机尚未真正降临的时候，人类真的能够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巨大惯性和利益诱惑而实现根本转型吗？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各国真能果断打破贸易壁垒让先进的技术自由流动吗？在急功近利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现在，人们真的愿意牺牲哪怕一丁点儿现实利益而成全环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