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近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艰难转型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从边疆国家走向整合国家

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局无论是分离还是统一，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地位的对等和对弱势民族政治诉求的认可。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则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对地方主体民族的某些特殊利益的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区域自治的效果明显优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边疆“建省”的方针，表现在对边疆分离主义安抚的同时达到促进政治同质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新疆和内蒙古尤为显著，区域自治的实行似乎标志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省制向这些地区扩张的退潮。而在清代“毋庸代为经理”和民国时期中央政令向未达到的西藏，区域自治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推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特殊状态相当容忍。

众所周知，与西藏的政教统治集团和新疆各族相比，内蒙古民族从20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内蒙古民族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1949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

毛泽东以后，用革命的方式整合边疆民族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民族问题”得以摆脱“阶级斗争”的幽灵，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日程。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改革的气象。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120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作者：刘晓原

单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紫江教授

      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