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治(theRuleof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机构，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这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它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机构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以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私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令政治结社合法化的思想。因此私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机构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其它二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的大部，无法实施法律。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感到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机构的出现，我们可以更好理解，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机构的发展。人类的机构很“粘糊”。这是指，它们长期持续，唯经受重重艰难，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机构，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制会继续向公民提供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制(patrimonialism)——如没有遇上强大的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産团体更延伸其优势，或阻扰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机构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格兰为中心。它可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再直达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多元化，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团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机构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机构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它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的大量研究，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都侧重英格兰作为首位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格兰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説，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做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机构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或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鈎。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和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权威国家——像南韩、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地那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攀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书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准备和参加战争，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2集中争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1集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日的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的。本书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式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即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它社会的楷模。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艾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著重西方是不难理解的。1800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机构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书着重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机构的进化。现代政治机构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1千8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书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而查询其它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查询其它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它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机构的始作俑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説，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它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和中南美洲的文明。在此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集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请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为基础，而非血缘关系。第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较为贴切的称号可以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共产式的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复制，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一致命缺陷，后代的作家，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同类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便不再能维持曾凝聚他们的共产价值。随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市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的巅峰。

　　在第2集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一个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特别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私人和基于能力的官僚招聘制度，比罗马的公共管理部门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的媲美，而中国人口比例中受统一法规管辖的，要远远超过罗马的。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类似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2500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从而走上一段弯道。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候，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奴隶军人这一奇特机构，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主要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它之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机构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是法治起源的钥匙，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中东和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机构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幸存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就此而言，欧洲不是齐整一致的：负责制政府在英格兰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且提早数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之兴起，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彻底击败或消除古代的封建机构，譬如代表议会。

　　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出现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的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塑造它们现在长得如何，但过去与现在之间，没有单一路径。

　　底下无数龟

　　本书的宗旨，与其説是介绍政治发展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机构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尽力提炼普遍规律，或适用于其它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普及，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书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结构，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二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倍增。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机构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机构可得到精心设计和选择，不像基因；它们的代代传播，凭藉文化而非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固有价值，变得不易变革。人类机构固有的保守性解释，政治发展为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触发机构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纳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结构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类似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机构发展的因素，是多重且复杂的，经常依赖于意外或伴随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説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机构(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削弱了国家机构(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它的(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它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和宗教。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和拥有相应技术(马匹)地区的战争，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和沙漠地区的，会发挥决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书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遗失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体制。在各历史章节里，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3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断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镜花水月。有人认为这样做了，并已达到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希望这不是我采取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是真实的故事，是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venHawking)转告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张光碟。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自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其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的开发国家机构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