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长期以来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一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有流亡海外，但他们那卓越的先锋文化却被斯大林埋葬了。斯大林死后，“解冻”曾带来过一丝希望，然而，甚至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前，继任政权的粗鲁无知便很快让这丝希望破灭了。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这个历史上对俄国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阶层当中，几乎所有思潮，无论以什么形态出现，都认为共产主义十分令人厌恶。就连传统上的两个指标性派别，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也在反对苏维埃的统治秩序这一点上联合起来了。不过，前者尽管分享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也只是历史余韵，而后者则占据了左右话语权的地位。自由派对西方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殷切期望加入其中；他们很快就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者定调；他们提供的想法和目标，比戈尔巴乔夫自己想出来的要明确得多。对自由派来说，真正的改革只能意味着两件相互关联的事：引进包括自由竞选的民主；确立以生产工具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即使戈尔巴乔夫要提倡实现自由派的第二个目标，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也不可能这样做，何况他并没有这个意愿。不过他拥抱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指望着能在制度设计上保证他可以通过全民普选而赢取对他自己权力的认定，帮助他从对政党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愈发地不信任苏共，而苏共也不再信任他了。政治改革，即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建立代议制民主，成为了首要任务。而经济改革原本是“改革”口号的主要内涵，这时却被搁置了。这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战略顺序：他们需要先打破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然后才能对计划经济的基础发起攻击。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率先发动政治改革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废除言论管制和开放自由选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易行——说到底，无非就是解除各种限制措施。重组经济则远为困难——相较而言，这是个异常艰钜的任务。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坎坷难行的道路。

　　既然西方式民主体制将被引进到国内，那又何必要在国际上与之作对呢？从冷战中全面退缩不仅会赢得知识分子们的赞赏——知识分子当时已经和媒体融合一体并成为社会中主导舆论的制造者——而且还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利益，减轻庞大的军备开支造成的财政压力。并且还不止如此：作为统治者，用最为友好的方式和西方国家政要，尤其是与美国总统交往，而且还将和平与善意带到世界各国——他所赢得的国际声誉必然有助于打造他国内的闪亮形象。从1987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愈来愈多地致力于国际访问和聚会，成为西方舆论的宠儿，并显然陶醉于他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出的自我形象之中。而他花在吃力不讨好的国内经济调控上的时间，却愈来愈少。

　　经济方面，起初一些欠考虑的推动集体合作企业的计划都无疾而终了；随后，试图扩大企业自主权，戈尔巴乔夫抛出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举措，却仍旧收效甚微。而此时，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正向苏联袭来——它直接起源于在重振国家的改革中，将政治置于经济之先。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收入高度依赖于石油出口——已经开始下跌了。石油收入日益微薄，苏联政府的财政危机随之持续恶化。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都是不可小视的困难。而让这些困难最终转化为灾难性崩溃的，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职：他对苏共事务不管不问，一心追求大受国际欢迎的个人神圣形象。计划经济依赖于执政党的能力，那种可以按照中央的需要，调运企业产品和物资并进行重行分配的能力。一旦这个党失去了有效权力，又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企业经营者便不再按照指定价格向国家提交产品，转而将产品出售给随便什么人，以换取随便什么好处。结果，曾经维系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的中央调拨机制崩溃了；由此造成经济交换的链条处处中断，混乱状况在跨加盟共和国的贸易之中尤为严重。

　　随着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国家也愈来愈难以从企业或各加盟共和国收取税款，遂选择印发更多货币，以保障食品补贴和各种社会福利支出的需要。伴随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是赤字财政愈来愈大的预算缺口，因为政府企图用进口消费品来平息民怨，带来外债急速增长，外债在五年之内整整翻了一番。到了1989年，苏联政府已濒临破产。而更加灾难性的是，苏联自身也正处于瓦解的边缘，其原因与经济崩溃的原因同出一源。戈尔巴乔夫架空了苏共政党系统的组织脉络，他自己则成为了既游离于苏共之外却又凌驾于其上的个人统治者，如此一来，再没有什么东西还能将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结合为一个整体了。没有了苏共的约束性架构，苏联便没有了贯穿全联邦的纽带。直到最后，戈尔巴乔夫仍然沉浸在自己作为冷战终结者与东欧解放者的角色之中，他对这一全国性问题视而不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对经济困境的漠然。1991年，当旧秩序的残余最终对他发动叛乱，让他和旧秩序自身一道垮台时，苏联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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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共产党开始改革的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启动了改革。那时候中国是比俄国贫穷落后得多的国家 。在1980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苏联的十四分之一。超过7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生产上，而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总数的14%。几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中国大学的数量甚至不及印度的零头。几乎可以这样断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一个观察者，曾预见到中俄两个社会的相对地位会在30年后截然颠倒过来。不过，从一开始，就有一些苏联遭受过的阻碍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一系列表现为改革起始条件的消极优势——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在并不那么明显的意义上，为中国改革提供了便利。

　　这里首要的一条是，中国经济中，过时的老旧工业的负担不那么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固定资本比苏联的更先进，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更低。那时，中国“铁锈地带”的出路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任何人只要看过王兵《铁西区》三部曲——这不妨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纪录片，记录了渖阳那个遍布烟囱的工业区及那里工人们的最终命运——都不会忘记。但相对来说，这个地带比起苏联来得要小。中国需要清除的旧工厂也相对要少。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计划一直比它的苏联样板要松弛得多。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地方传统更深厚，基础设施更薄弱，经济的内在关联要比苏联含混得多，要像苏联国家计委那样将无所不包的指令强加到中国经济体上，是完全不可行的。从一开始，中国各省市领导，就享有了比苏联体制下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多的自主权。而文化大革命还有意地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力，为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而，工业产量的指标相当有限，完成指标的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其结果是一个权力更为下放的经济体制，其中，由地处北京的中央确定价格并统一分配的商品种类最多不超过六百种，只有苏联的百分之一。由于牵制较少，这个制度框架下可能存在更大的弹性，也可以有非破坏性的变革。

　　在社会方面，相比于苏联，中国也有一个巨大而关键的优势。当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并不像在苏联那样失去了以往活力，无精打采、闷闷不乐。中国农民既没有倦怠也没有什么疏离感，而是充满了潜在的能量，等待着被释放出来，就像随后的事件即将展示的那样。历史上，中国的农民阶层从来没享有过能和俄国的“米尔”(译者注3)相匹敌的集体机构。中国北方的乡村社会长期以来都是原子化的，而南方也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震动下趋于松散；由于好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市场脉动，中国农村得以在大跃进之后重新恢复生机。进一步讲，不存在深刻的农民离心离德，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乡村社会间的区别。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在苏联，与其地位最相似，但在人口比例上并没有那么大优势的，应该是工业劳工阶级。这个阶级虽然没有像集体农庄成员那样彻底失去活力，但到了1980年代，它作为一支社会力量也已经彻底地不再受蒙蔽了，对统治政权极不信任，惯于消极怠工，生产率低下，以补偿其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名义角色和其在等级特权中的实际位置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中国，农民不但在大跃进之后被禁止进城，而且本来就得不到城市工人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明文规定的城乡差别比苏联更为严重。不过，再怎么说，中共的意识型态并没有告诉过农民，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在中国，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道德鸿沟不那么显着，起初的希望和随后的感受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中国农民受到很大的伤害，也得到过一些实惠，但总而言之，中国乡村仍旧是执政党的后备力量。

　　国际上，中国的处境也给了它很大的灵活性。它没有耗费高昂的卫星国负担，那要靠军队和补贴去维系控制。它并不处在参与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位置，也没有试图去参与。然而，比摆脱这些束缚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极其不同的关系。经过与苏联长达10年、直至边境冲突的紧张关系之后，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转而与美国寻求和解。不管尼克松的访问及其后续效应多么引人注目，只要毛泽东在世，就只不过是外交上的开放，并没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但这意味着，当中国转向国内改革时，其外部环境是有利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和睦关系，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对抗，创造出了这样的条件：世界资本的司令部以及它五花八门的地区扈从，已经准备好为中国走向市场的任何动向提供金融资助。与国内不存在严重的农民离心离德的情况相对应的是，在国外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且，中国也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解体危险。它并非是由15个不同族裔的加盟共和国组成。中国在种族构成上比大多数国族—国家更为同质化，并且要面对境内反叛的民族——藏族和维吾尔族——而这是苏联在半个世纪当中都没有遭遇过的。但这些民族在整个人口中的份量和十年后解体苏联的那些民族的份量相比，微乎其微。在中共的议程表上，比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所导致的持续问题更重要的，是仍未完成的收复台湾的使命；在那里，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建立了一个岛屿堡垒，仍然声称代表真正的中华民国，而且经济繁荣。中共的首要关注并不是解体的危险，而是重新占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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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改革的开端，中俄两国所有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恐怕还是在其政治领导的性格。掌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不是一群与众隔离、缺乏经验的官员，身边围绕着对西方事物充满天真向往的秘书和公关助理，而是从最初的革命以来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些领导人曾是毛泽东的同僚，吃过他的苦头，但既没有忘却他们的战略手段，也没有失去自信。实际上，邓小平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毛泽东在世时曾将他召回任职。毛泽东死后，邓的威望如此之高，他很快就成为党内无可置疑的裁断者，而无需以个人的手段去获取这一显要地位，甚至不必占据党内最高职位。但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一起重返的还有陈云、薄一波、彭真、杨尚昆以及其他人，共同形成了一个紧密、直言、且均势平衡的圈子——即所谓的“八大老”。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激烈分歧，但都和邓小平一起将路线转到改革上来。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处于强势，不仅享有因在战争和国家建设中的角色而带来的威信，而且也享有终结文革所带来的声望——文革的终结在城市里受到普遍欢迎。

　　面对毛泽东留下的摊子，以邓为首的领导群体仍然保持着他们革命者的本色。他们的性情是列宁主义式的：激进、纪律严明、富于想像力——既有策略上的耐心与审慎的试验能力，也能推行最大胆的创新和最具戏剧性的方向改变。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了长征，并赢得了内战。这时，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去面对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僵局。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强烈意识到环境的改变，而这是苏共那些凌驾于一个更发达社会的政治官僚所没有意识到的。西欧当然比俄国更富裕更发达，但这从来都是如此，而二者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别——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欧洲共同体经历了持久的经济下降趋势——也并没有大到震撼苏联统治者的程度，甚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早期还是如此，因而未能促使领导人重新思考那些国家成功所系的基本假设。

另一方面，在东亚，日本自195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打破了此前所有的历史纪录——不但欧洲，而且连美国都被远远甩在后面。一个二战结束时仅余灰烬的经济体，取得如此令人瞠目的重振——创造出具有超级竞争力的出口工业和一个充分现代化的消费社会——与中国的相对贫穷和专制(无论毛泽东时代已经有多少实质的发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尽管日本高居邻国之上，但其成功却并非独一无二。到了1970年代末，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而且最令人惊愕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没有落后多远。这一环境带给中国的压力是无法逃避的。十年之后，在1989年政治危机的关口，邓小平给了这种压力一个生动的表述。他指出，如果中国继续闭关自守，“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接下去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

　　弥补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与东亚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个任务对于任何改革规划来说，都是令人生畏的议程。但元老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以魄力来面对这一任务，这魄力不仅仅是来自他们曾造就的革命那仍然活跃的冲动，也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的千年自信——虽然曾在一个世纪里饱受摧残，但仍屹立不倒的自信。毛泽东的活力，不管好坏都是这种自信恢复的一个表现。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时代将会是另一个表现。在这种历史的自信当中，有着中俄两国的一个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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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识型态上，沙皇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弱的弥赛亚特征，这种特征传给了俄罗斯精英，后来又传给了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这些观念包括将俄罗斯视为罗马第三，斯拉夫人的救星，将人类从西方的物质主义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在革命前的那个世纪，这一思潮的不同版本可以在阿克萨可夫兄弟(the Aksakovs)、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Rozanov)、布洛克(Blok)那里看到。但这只是一种补偿机制。正如所有俄罗斯人都知道的那样，俄国始终只是欧洲的一个落后边缘，只是因为幅员广大而令人敬畏。不带宗教或者族群瑕疵的西方化，一直是驱动她最伟大的统治者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愿景；而且在20世纪初以前，这种西化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变体——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主导着她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特殊使命的渴望仍然持续下来，产生出一种反覆出现、直到今天仍可看到的精神分裂。列宁主义曾通过向俄国的落后性宣战克服了这种分裂，但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而是借助西方自身产生的最深刻的自我批判来反抗西方。

　　在斯大林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促成了向带有更为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回归，包括其一系列自我防卫机制，虽然这始终是与马克思主义主题共存的。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沙文主义消褪了，但却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品来接续。在赫鲁晓夫治下仍然存在的国际主义余烬，很快就熄灭了，留下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型态真空。到了改革时代开始时，不但是几乎全体的知识阶层，就连统治精英中的很多人，由于对国家的停滞不前感到沮丧，已回复到从历史上来说，被称为放弃全盘西化的意识型态立场，只不过此时的精神状态更趋于自卑而非野心勃勃。

　　中国的地缘文化传统截然不同。这个中原帝国自从秦始皇完成统一(即西方布匿战争时期)以来就主导着周边的已知世界；有时曾被征服，但却从来没有在这一地区遭遇过任何可与之并驾齐驱的国家，而始终是最广大、最富裕、也是最先进的，是其他国家只能对之进贡而不能期待建立平等关系的强权。在清朝统治下，帝国版图比以前更为辽阔，甚至深入到中亚。前后各朝代的意识型态五花八门——满族王朝的祭拜对象比大多数其他朝代都更为多样——但帝国绝对高于其他所有无论远近的较小统治者的声称，却始终不变。中国是文明的中心，也是文明最自然的顶点。

　　在19世纪，西方的入侵粉碎了这些古老而自鸣得意的主张。一旦皇权在内外打击下摇摇欲坠这一点开始明朗，士大夫——正常情况下维系帝国行政体系的那些人——的警觫就变得日益尖锐。而在新生的民国遭遇到最初的失败时，他们的反应表现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激进转向。不同的思潮相互激荡，当1919年学生抗议针对日本对华要求及支持其要求的凡尔赛条约时，各种思潮交汇在围绕着学生抗议而成形的五四文化中。但是其核心主张是彻底废除儒家经学，后者自从汉代以来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统治性教条，也是有教化的生活的道德框架。在数年之内，这一传统就没有多少东西遗留了：任何可比的信条，在各自文明的意识型态穹窿中占据类似地位的世界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它们的反对者从来没有取得过可以与此相匹敌的成就。攻击中国的过去，在梁启超那里已经断续发生并且足够慷慨激昂，而在《新青年》的思想中坚陈独秀那里更变得毫不妥协并且是全方位的 。

　　这种对于本土传统的拒绝，其表现之激烈，跟当时日本的所有感受都完全不同，并不反映出——而这与日本也完全不同——任何来自西方的强烈诱惑。在中国，西方列强的掠夺记录太过于触目惊心，以至于不可能允许西化运动(zapadnichestvo)。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相互屠杀为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贪欲提供了佐证，二者在凡尔赛的结合促发了五四运动。在科举考试体制崩溃之后，这个知识阶层的最大标志，是憎恶传统的过去，并且反感资本主义的现在，而这些正在军阀统治的中国交集在一起。这个群体最伟大的灵魂——鲁迅，在这两方面都给出了令人难忘的表述。他不否认这两个制度中都潜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以讽刺味十足的蒙田的精神，敦促他的同胞们以反客为主的“拿来主义”从两个制度中截取他们能找到的好东西——但他一直是这两个制度永不和解的敌人。但是，他的立场的极端性，恰恰来自他所批评的文化的力量。

　　仰慕鲁迅的毛泽东，以更大的规模吸取了鲁迅的建议，将鲁迅的否定性转化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肯定性综合，一方面更系统地接受西方的思想上的颠覆，同时也更深刻地附着于帝国过去的政治传统——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矛盾论》；又在达到权力高峰时，将国事放在一边，重读司马光的《资治通监》。鲁迅对辩证唯物主义知之甚少，对专制的编年史也兴趣缺缺。但今天的自由派对这两位都很厌恶，他们在那位批判者的“整体主义”和那位统治者的“极权主义”之间看到一种关联，而这种观察并不是全然错误的。这两个人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危机的有创造性魄力的反应，而这种魄力在俄国1920年代之后就再没见到过。这种魄力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同时也受到外来压迫更大威胁的文化那最深邃的资源之中。从五四到文革，无论是以富于成效还是刚愎任性的方式，相关的能量都在运行之中。从1919-1949年——有自信去否定，然后有自信去反抗。从1958-1976年——过度自信的建设，然后是过度自信的毁灭。最后，在1978年之后，是对改革和重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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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革命家组成的元老院在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所具有的内在的高度安全感，最早体现在他们处理中共的过去和未来的方式之中。在俄国，去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作为个别领导人煽情而偷偷摸摸的行为，他以一篇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演讲震惊了苏共二十大，但他没有就这篇演讲谘询过任何人。这篇演讲情绪化而充满琐闻轶事，对于他选择性报告的压迫情事如何成为可能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而只不过是提供了空洞的官僚化的托词：“个人崇拜”。直到改革时代来临，这篇凌乱的演讲从来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后续的、来自当时乃至以后的领导人的任何更为实质的文件说明或分析。

　　邓小平及其同事们的行事方式很不同。大约有四千名党的官员和历史学者被引入到对文革的检讨之中，根据他们的讨论，一个由20-40人组成的起草小组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提炼出一个35，000字的功过评议，并于1981年六月被中共中央委员会采纳为正式决议。虽然这肯定不会是对文革的全面讲述——关于文革，它记录了毛泽东“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的责任，但将其压迫所造成的伤害局限于党内而非人民——但为之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归之于个人错误：党走向权力的道路使其习惯于严酷的阶级斗争，好像这是一个永恒的任务，这成了党的特定的传统；与苏联的斗争所造成的扭曲效果，激发了对内部发生修正主义的恐惧；最后同样重要的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与赫鲁晓夫的诅咒不同的是，该决议承认中央委员会应当与这位现代独裁者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并不试图去削减他对中国革命的整体贡献。

　　继续往前走时，元老们的进路也同样独特。在苏联，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权力交接的问题。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那些驱逐了赫鲁晓夫的人，牢牢把持官位直到衰老。在苏共颤颤巍巍的老人统治政体里，新的世代多半意味着威胁而非希望，只有死亡才能带来领导人的更新。三年时间里，三任总书记先后死在任上，而且全都是七十以上的年龄，最终才换来了一位更年轻的政治人物接手。而在中共党内，不同的是，元老们并没有这种不安全感。他们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就找到了接棒者。他们恢复权力之后，仅仅两年，就已经将权力的日常运作交付给他们的下一代，让胡耀邦当了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成为政府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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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时代开始于土地上的关系转变——如果在时间点上不确切是如此，在实质效果上却是如此。首先，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然后，在扩展到全国各地的连锁滚动过程中，经过安徽和四川这两个省份成功的实验，人民公社停办了，土地的使用权被仔细地划分给曾组成公社的各个农民家庭，给予农民在完成国家徵收指标之外，对于在土地上根据自己需要来种植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当于第二次土地改革，与第一次同样平等，但更有利于促进农民生产。受到新政策的激励，生产率迅速攀升：劳动投入减少，但收成增加，农业产出提高达三分之一。由于节省了劳作时间，乡村工业——纺织厂、砖厂以及其他工业——迅速扩张。其结果是在1978到1984短短几年间，农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30%推升到44%。

　　在工业领域，并没有对俄式中央分配体制作出激烈扭转。相反，国有企业逐渐被允许对超出计划定额的产品收取市场价格，而计划定额的产品只能以固定的价格出售。而这就给了经理们激励，与农民类似，去在官方调拨体系之外生产并获利，但没有取消调拨体系本身。一旦这种价格双轨制在试验中运作良好，计划经济的规模就在事实上冻结了，使得进一步的工业成长得以在计划外发展。实践意义上，国家此时是将企业在合同基础上承包给了经理层，正如农民从国家获得30年土地承包权，而国家仍然保留最终的所有权一样(译者注4)。

　　在大约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这些安排下，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被证明是具有独特混合形式的“乡镇企业”——处于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状态之间的企业，享受低税收以及来自地方政府的便利借贷，而地方政府往往是它们的股东。乡镇企业以惊人速度和竞争力，在较为简单的工业部门蓬勃发展。从改革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工业产量年增长率超过20%，乡镇企业就业人口从2，800万到1亿3，500万，增长了四倍多，乡镇企业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从6%增长到26% 。虽然乡镇企业利润极高，但在苏联开始步入改革时，所有阶层的俄罗斯改革者都忽略了这个现象。在这两个经济体变迁之间的所有反差之中，乡镇企业的表现提供了与苏联日益倾斜地跌入去工业化之间，最具戏剧性的、独一无二的对照。

　　当然，乡镇企业的壮观的发展乃是基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而这在苏联是不具备的。这样，中国第一次从它首要的资源因素中充分受益；对于这个因素，以前受苏联启发的工业化模式——侧重于在重工业领域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并不适合，无论那个模式当时如何必要。乡镇企业以在轻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密集型投资逆转了这一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到198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与固定资产之比是国有企业的9倍。但是后者也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乡镇企业的盈利增加了农民的积蓄，国家银行又将这些转输为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投资，重新装备它们，并使之现代化。

　　非常高的乡村积蓄水平是中国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根植于革命自身的吊诡遗产。其决定因素是几个方面的结合：传统上福利覆盖面仅仅局限于城市；曾为乡村提供过不多但却真实的社会服务的公社体制遭到取消；以及为抑制人口增长而推行的一胎化政策的效应。农民家庭既缺乏国家提供的对抗灾难的安全保障，又没有来自下一代赡养的确定前景，除了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积蓄下来，没有更多的选择，即使在他们的消费增加之后也是如此。国家因此得到双重收益。与苏联不同，国家避免了在其大部分人口身上的福利开支，同时又能通过银行储蓄轻易地获取其现代化计划所需要的资金。

　　资本还可从另外一个途径获得。早在1979-80年，中国就沿着南方海岸建立了经济特区，以吸引海外华人投资，主要针对的是香港、台湾和东南亚财富。在缓慢的启动阶段之后，面向海外企业家的开放政策显示出成功。受到各种特权、进口免税优惠和廉价劳动力所吸引，海外华人企业大规模登陆，带来乡镇企业无法企及的技术，尤其是在出口加工业。中国因而得以借助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累积的经验和资产，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组装制造中心而顺利进入世界市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在电子产品和大型家用电器方面。在这里，也存在一个区域优势；不管苏联经济在其他方面有何优势，在这方面都无法期望与之匹敌。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在关键意义上受益于国家控制经济的权力已经从中央下放，而这是毛主义最富有成果的遗产之一。这不仅仅意味着需要重组的是一个较小的计划帝国，其僵硬的配额与指令等条条框框要少得多，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省份里已经存在一个经济活动自主的多元中心网络。一旦这些中心从北京的干涉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各地方政府立刻摆脱缰绳，在其辖区内以种种手段增加投资，加速发展。没过多久，这就产生了其自身的非理性现象：工业的重复建设，好大喜功的公共工程，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更不要说地方政府互相竞争最大成效时，中央的财政地位被削弱了。但是，不管有多少缺点，中国的省际竞争，正如义大利曾经出现过的城市间竞争一样，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经济活力的一个来源。今天的俄罗斯在名义上是一个联邦，但它广阔的、毫无特色的各个平原地区，从未滋生出强大的区域认同，它的政府也仍然和过去一样集权在中央。其与中国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并非是在宪法上，而是在商业现实中，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充满活力的联邦主义如出一辙。

　　三、断裂点

　　改革进行10年后，到了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从实质上得到了改变。很自然，这些改变的规模和速度，并非对社会或文化毫无影响。在乡村，收入增长在1984年后就平缓下来，但农民生活条件已经有了重大改善，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阶级。知识分子，历史上是社会秩序的另一关键，也从改革进程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他们对政权的态度要更为模棱两可。大学重新开办了，研究机构扩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创造出来了。下乡知青重新返回城市生活，往昔镇压的受害者被释放了。言论自由远比在毛泽东治下要宽松得多，对外国思想和文学的接触基本上没有受到阻碍，由此产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热”。在令人兴奋的追求解放的气氛中，民族的未来是辩论的题目，而压倒性的共识是进一步的改革。

　　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一个争议点，政府的官方目标也是要深化改革进程。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双方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努力，经常相互谘询并交换意见，尤其是在赵紫阳和他的工作班子周围。但是一些紧张关系也随着这第一个10年而加深。党拥有从经济成功中获得的权威，也同样享有将社会从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来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解救并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秩序。在这方面，那些自己曾在大动荡里受到创伤的元老们，除了必须防止陷入任何动乱的警告之外，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早在改革时代刚刚开始的1978年，要求民主的声音就曾被迅速压制，被视为是对稳定的威胁。在那个时候，这些声音相对来说还是孤立现象。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