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前《新左翼评论》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着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起源》等着作，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和社会学系。

　　如果说20世纪受俄国革命的轨迹主导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单一事件，那么21世纪的形貌便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苏维埃国家，这个一战的产儿，二战的胜利者，于第三次的冷战中被击败，问世70年之后在几乎未发一颗子弹的状况下解体，迅速得如同它当初突然出现。现存的俄罗斯，面积小于启蒙时代所知的俄国，人口不及原苏联的一半，而且与沙俄末日相较，如今重建起的资本主义更加依赖原材料出口。即使不排除未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至少目前看来，无论怎样积极评价，十月革命的遗存都十分有限。其最为深远巨大的成就，是在消极意义上：苏联的确击败了纳粹，这是任何其他欧洲政权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结论。

　　而中国革命的后果却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在进入第七个10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经济的一架引擎，对欧洲、日本、美国三地同为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上持有最多外汇储备，也是有史以来，最大数量的人口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保持最快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国家。其大城市在商业和建筑领域有着无可匹敌的雄心，其商品无处不售。它的建设商、探矿者以及外交官为寻求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影响力而游走全球。无论是昔日的敌人还是朋友，此刻都在献殷勤；这个“中央之国”在其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权，影响及于所有大洲。关于前苏联解体，关于其所标志的整个局势的转折，“共产主义的失败”成为无出其右的最经典表述。可是20年之后，这个封号看起来有点欧洲中心。从某种眼光来看，共产主义不但仍然存在，而且还成了这个时代的成功范例(译者注1)。不消说，在这一成就的特质与规模中，有着不止一处令人不快的反讽。但是谈到革命在中国与俄国的命运之不同，则是毋庸置疑的。

　　如何解释这一对照呢？这个问题尽管有着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重要份量，却从来没有被充分讨论过。当然，其中关键不仅仅是要比较两次极为相似却又各有特色的大动荡，比如曾为人熟稔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俄国革命之比较，被考察的两者在各自不同背景下并没有其他关联。而中国革命则直接发源于俄国革命，并且一直与后者紧密相连，从中获取启发或教训，直至二者在1980年代末同时到了见真章的时刻。这两场革命的历史经验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构成了自觉的连续演进 。无论怎样考察中俄革命的不同后果，二者的关联都必然要进入视野。而要解释这些问题，又需要进一步在若干层面上进行反思。本文将分疏其中的四个层面。第一，这两场革命的政治动力——即两国各自的政党，及其各自所采用的战略——从其主观意识上讲，在多大程度上相异？第二，当两个掌权的政党各自开始实施改革时，它们的客观出发点——包括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是什么？第三，两个政党各自采纳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第四，哪些来自于两个社会各自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成份，可以被视为是导致了两场革命及其改革最终结局的内在决定性因素？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健在而苏联已消失，而且前者的未来似乎也是国际政治面临的中心困扰，本文结构上将以中国为中心，以俄国为其投影之镜监——俄国并不是唯一相关的镜监，但却是其他镜监难以回避的条件，这一点很快就会得以明确。

　　一、革命的孕育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是一场极为迅疾的城市起义，仅仅数天就在俄罗斯那些重要城市中成功夺权。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的速度与领导革命成功的政党集结成型的速度恰相匹配。在尼古拉二世退位前夕的1917年1月还只有不超过两万四千名党员的布尔什维克，9个月后倾覆克伦斯基政权时，已经迅速壮大到20多万人的规模。他们的社会基础在于年轻的俄罗斯工人阶级，而这个阶级在全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3%。他们在农村毫无影响，那是超过80% 的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地方；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至少没有比社会革命党做得更多，而后者1917年曾得到农村广泛的云集响应。俄国革命仅凭如此单薄的支持力量便迅速获得胜利，完全是因为一战中惨败于德国人的沙俄政权已筋疲力尽：军事失利引发叛乱，瓦解了沙皇在国内的镇压体制，而二月革命也只留下了一个犹如摇摇欲坠的棚屋一般的继任政权。

　　然而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在这样的真空中被轻而易举地夺取，那么它一定很难维持。大片俄国领土被德国人占领。而当德国本身于1918年落败时，十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塞尔维亚、芬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法国，以及日本——分别派出远征军前来支持白军，企图摧毁新政权。这场艰苦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20年。当战争最终结束时，先后经历了世界大战和内战的俄国已是满目疮痍：乡村里，到处饥馑；城市中，工厂废弃；工人阶级被战乱以及国家工业化的倒退所摧毁。列宁的政党，其社会基础或者被瓦解，或者已被吸收到新国家的结构中，成为孤悬于残破不堪的广袤国土之上的权力架构：其统治与内战的悲惨联系在一起，而不再令人联想到十月革命曾带来和平与土地的厚礼。

　　十月革命以超绝努力造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覆盖了前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拒绝以疆界为基础来界定自己的现代国家，新生的苏联并未诉诸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或是民族构建。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全世界劳工运动的团结一致。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巨大的落后国家——经济几乎都还是农业，而人口大多是文盲——取得了政权，苦于在这样一个尚没有任何完整的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的社会里坚持社会主义的激进承诺，曾指望欧洲更为发达、更工业化的国家发生革命，帮助他们脱困。这是个四面受困的执政者很快就输掉的赌博，而且从一开始便对其治下的大众没有多大意义。既缺少国内支持，也无法从国外获得援助，苏维埃政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尽快实现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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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起源于俄国革命的感召，中国革命却改写了几乎所有俄国革命的条件。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4年后党员仍然不足一千；此时她第一次开始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既受到中国沿海城市工人阶级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斗争精神大爆发的催生，又得益于至关重要的苏联顾问和孙中山领导下羽翼未丰的广东国民党政权的物质支援。从这一奠基时刻到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横亘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其间的里程碑事件家喻户晓：1926年的北伐战争，联合了国共两党讨伐主要的军阀政权；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随后的白色恐怖；1931年成立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国民党旨在将其铲除的五次围剿；1934-1935年间从江西到延安的红军长征，以及中共领导下西北边区的创建；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还有1946-1949年的最后一场内战，人民解放军最终横扫了整个中国。

　　将这一经验与俄国的政权易帜区别开来的，不只是截然不同的时间向度。两者的夺权方式也是迥异的。按照韦伯的著名公式，如果将国家定义为在确定疆域内对正当性暴力的垄断，那么革命就总是要打破这种垄断，并出现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称之为双重权力的局面。从逻辑上说，这种局面可以经由三种不同方式达成，各自与韦伯公式中的三个关键词相对应。首先，革命可以用摧毁统治正当性来打破国家对权力的垄断，造成国家无法使用强制手段来镇压反对它的运动。伊朗革命可以视为一个例证，这场革命并没有发生战斗，王室倒台的时候，军队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另一种情况是，革命可以使用造反的暴力直接反抗国家暴力体制，在尚未获得普遍正当性之前，就用一记毁灭性打击将其彻底击垮。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模式，这种模式只有在对手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

　　最后，革命还可以在打破国家的权力垄断时，既不是从根本上剥夺其正当性，也不是暴风骤雨般地解除其武装力量，而是通过蚕食足够多的领土来建立一个对立政权，如此一来，它迟早会腐蚀掉国家所占有的势力和人民的认可。这是中国革命的模式。这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游击力量夺取政权的一般路径，南斯拉夫和古巴的革命者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不在于革命在国家内部相继建立的一系列“反叛政权”，而在于他们交相延续的长久。需要解释的，正是这种持续性所依托的条件。

　　在世纪之交，罗曼诺夫王朝无论有多么孱弱，都无可比拟地大大强于清王朝：作为本土的固有体制，能够为其所用的不但有若干发达工业的基地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庞大的军队以及深厚的爱国主义忠诚——这是来源于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在远东，俄国在蚕食中华帝国的欧洲列强中最为贪婪。只是因为战争中先后面对日本和德国的两次严重溃败，才引爆了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而清王朝则与此不同，早在19世纪中叶就因被看作是外来政权而遭到憎恨，很快又因贪腐到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而受唾弃。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王朝从来没能重新获得对全国各地武力的中央控制。清政府已经变得如此虚弱，以致于1911年，在没有遭遇到任何协调一致的反抗运动的情况下便轰然倒塌。后续政权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韦伯公式里的国家标准。中华民国先是分化为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后来又发展为以南京为基础的混合政权，其中国民党控制着围绕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各地军人政权分掌周边地区：蒋介石从来没有控制过中国传统上18个省区的一半以上，通常连一半都不到。

　　正是在这诸多权力中心相争斗的迷宫里，中共才有可能在不同管辖权的夹缝中落脚，并建立起具有机动性的反抗力量。但是，尽管中共从未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与一个统一的国家机器正面对抗，它的对手却更难对付，失败的风险也更高。国民党政权虽然被局限在由其牢固掌控的战略要地范围内，但直到寿终正寝，它都既不是一种绝对主义统治，也不是虚有其名的过渡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与其时代共生的对抗者，它们以相同的组织形式组建而成：这是同等现代的对手，企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掌握中国。不过，国民党有着远为强大的军队，配备有重型装甲，并在一系列培训与战事中受到过德国军事精锐——冯？塞克特(Von Seeckt)将军和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调教。同时，国民党还坐拥中国最富庶地区的税收。假若日本没有在1937年对南京政府发起全面攻击的话，则无论长征曾体现出何等的英雄主义，国民党也一定早在1930年代末就把共产党扫荡殆尽了。

　　在日本入侵造成的紧急状态中，蒋介石——错失了他的猎物，却仍然执着相信共产主义是更大的危险——证明了他抵抗外来侵略者时的无能为力。这位日本军方的长期合作者——他策画1927年上海清党大屠杀时即与日方合作，并曾于事后不久飞往东京与日军总参谋部签署一项协议——本来已默认了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如今只能退守内陆；珍珠港事件后，他更想着坐等美国去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以便他能用毫发无损的嫡系部队继续对付共产党。然而，日本1944年在中国发动最后的“一号会战”(译者注2)，将国民党的精锐师团重创到难以重建的地步，让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因为拒绝全力抗日卫国，蒋介石独裁统治所招致的名誉损失不在军事失利之下。

　　在国民党控制与日军深入的范围之外，中共则以偏僻的延安边区根据地为依托，在整个华北展开了日益卓有成效的抗日游击战。中共力量的壮大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将农村改革——减租减息，免除债务，有限度的土地再分配——与抵抗外敌相结合。这两者的结合在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中，带来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为中共提供了俄国共产党从未获得过的深厚社会根基。在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中共党员人数从4万增长到120万，军队从9万成长为90万大军的规模。一旦日本投降，中共撒下的火种就在华北平原发展为燎原之势：到1947年内战再次爆发之际，中共党员人数又翻了一倍多，达到270万人的规模。与此同时，在中部与南方的国统区，猖狂的腐败与通货膨胀摧毁了都市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尽管拥有美械装备，仍然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对手。随着解放军向南方挺进，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将领选择投诚或倒戈：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几乎没有用到一枪一炮，中国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手中失落。

　　俄国的内战发生于革命之后。就像是对革命的报应，内战让俄国陷入了比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还要糟糕的境况。而在中国，革命结束了内战，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彷佛是一种救赎。在超过百年的岁月里，中国还没有看到过一个能够对外抵御列强侵略、对内维持全国秩序的中央政府。共产党却同时带来了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随着国民党的溃败，美国军官、英国炮舰、日本滞留人员，全都被迫卷铺盖走人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反倒带来了复苏和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腐败被消除，各种供给也恢复了。在乡村，地主被打倒；在城市，并没有大规模徵用的必要，因为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业在国民党治下就属于国有，而买办资本已逃往香港或台湾。中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末期早已离心离德，以致于共产党到来时，许多人非但没有抵抗，反倒终于松了一口气。随着生产的恢复，工人回复正常就业，重又领取薪金。体现着爱国主义理想和社会风纪的人民共和国，在其诞生之际，就赢得了苏联从未奢求过的大众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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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相异的基质特征分别在两个革命政权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印记，其中，使用强力与获取同意所占的不同比例始终对比鲜明。在斯大林治下，内战之后的苏共曾先后两次获得大众的主动支持。第一次是出于那些来自农村的新一代工人，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工业化运动中被动员起来，感染着虽然未必普遍但却真实存在的集体主义热情和狂飙突进的氛围。第二次是在二战期间，在举国上下与纳粹侵略者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苏联政府得以仰赖更为广泛的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支持。但是这两次都没能改变统治者对他们所统治的大众的不信任。当大众的拥护上升时，苏维埃体制就抓住机会利用。但是其基础在于压迫。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年代，秘密警察成为比共产党本身更为核心也更有权力的机构。暴力无所不在：对付现实的或想像中的敌人，暴力都不由自主地成为首选，对付自己人时尤其毫不手软。

　　在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个体制发作过两次：1920年代晚期的集体化，以及1930年代的大清洗。在集体化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发动了全面战争，大规模强制迁移和饥荒导致了约600万人的死亡，农民自此成为抑郁且没落的社会力量，而俄国的农业自此再没有恢复过。在大清洗中，不仅所有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老将，而且几乎全部的第二代党和国家核心领导人，以及大批其他的受害者，都被网罗消灭——总人数至少有70万。那些在这场残暴行动中没有立即被处死的人都被送到了劳改营；那些年里，劳改营容纳了200万人，人数多到足够组成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二战胜利后，恐怖统治减弱了。然而，无论斯大林在战场上怎样被神话，恐惧始终是斯大林权威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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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成长于斯大林的影响之下，继承了苏联模式，也发展出与苏联一样的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以及统率的习惯。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意识型态上，中共于1950年代初期创建的新国家都亦步亦趋地仿照着苏联。而且还不止于此：此后的岁月里，共产党统治使中国承受到与苏联体制类似的两次发作。中共的根基在农村，农民也基本上保持了对其领导的信心，因此中共得以在之前的土地分配基础上，几年内就迅速全面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而没有造成俄国农业集体化那样的灾难。但中共决心要加快发展步伐，于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创造出了人民公社，以期既能发展土法上马的群众工业，又能增加粮食产量。结果，劳动力转移到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带来粮食歉收，最终导致了百年来最严重的饥荒，造成至少1500万甚或高达3000万人的死亡。8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刈刀挥向党自身，大批成员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清洗，而且就像苏联一样，清洗延伸到党外。从所有表象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像是因为陷入一种无从更改的动力机制，重演了苏联的两场最糟糕的灾难。

　　不过，尽管这些相似之处可能会令人瞠目，孕育中国革命的不同基质仍在延续。如果就各自人口总数来说，中俄乡村死亡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当，那么造成这些灾难的机制却并不相同，灾难带来的后果也迥然相异。苏联的集体化运动针对富农，尤其是拥有牲畜的农民，旨在铲除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而且起用了军事暴力来推行。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枪口的威胁下，超过200万人的富农被驱赶到荒原地带。随后发生的1932-1933年的饥荒，虽然有灾害气候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第二次内战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摧残。与此对照，不管中国的大跃进是多么狂野的唯意志论实践，其主观目的从来不是要打击农民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既没有强迫迁徙，也没有内政部军队来搜捕顽抗者。官僚主义盲目性——由于缺乏自下而上关于实际粮食产量的真实报告(很自然，这是人为的)——而非警察暴力，才是造成灾难的直接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农民在之后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如苏联那样的疏离。大跃进没有让农村长久地萎靡失落；即使是遭受最严重摧残的地区，乡村生活也以惊人的速度复苏了。

　　中俄两国在动机与后果上的差别，更鲜明地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在19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自上而下地在苏联党政体制内散布恐怖，将目标对准大部分那些曾赋予他苏共中央最高权力的官员，在大清洗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作为间谍、卖国贼或反革命分子给处决了。虽然这种不可理喻行为的全部原因还不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身为个人独裁者的正当性从来就不稳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列宁也曾明确警告过苏共要提防他——斯大林深陷病态的多疑心理，怀疑身边所有的人。而采取行动时，他的基本信念就是，对付潜在怀疑者和潜在对手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死他们。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也将打击目标集中在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曾被迫承认大跃进的失败，并在失败已经无法再掩盖的时候，不得不接受同事们强制实施的农业政策大转弯。不过，他更广义的目的，是要防止中国重新产生出那种僵固的官僚阶层——在他看来，这个官僚阶层正在将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变为与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区别的阶级社会。为了阻遏这样的进程，他并没有诉诸安全系统，中国的安全系统从来没有获得过俄国安全系统那样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诉诸青年学生。毛泽东从社会基层释放出巨大动能，来对抗那些他怀疑会采纳苏联路径的人，而没有自上而下地诛杀他们。由此，他让国家陷入了10年有控制的动乱。

　　由此产生的残酷惨剧数不胜数。互不协调的暴力——政治迫害与派别对立、公开侮辱、殴打、枪击、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从一个城市扩散到另一个城市；县一级还出现集体处决。受害者的总数至今尚未得到准确统计，但至少超过了100万 。另一方面，死亡在比例数字上要比苏联政治风暴时期小得多，而且人们的受害并非出于中央的指令，而是发生于各地的恶性争斗中，由于政府机构完全被推翻，藉机报复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叶佐夫或贝利亚这样的指挥官。与苏联的大恐怖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超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这是一次横扫全盘的尝试，试图通过发动青年一代起来造反，达到粉碎官僚结构的目的。当时那种经历——即使仅仅因为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体制权威曾在突然间被打倒——对许多人来说都不啻于一次精神解放，尽管他们后来可能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大失所望，甚至会成为共产党的狂热反对者。文革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用平等主义改造世界观，拒绝接受“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最重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这样的理想在当时的任何社会都只能是乌托邦空想，更不用说在一个像中国一样落后的社会了。然而，这些宣言并不只是门面功夫。比起那一时期的政治迫害，长期停办大学与中学，把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送去上山下乡，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文革中更具特色也是持续时间更长的举措。知青运动没有依赖暴力，还时常伴随着激情，并很好地回应了其他目标。而这些目标也影响到文化大革命中持续进行的党内清洗的具体方式。这种清洗并不包括大规模的屠杀。当众羞辱，降级下放，上山下乡，就是大多数清洗对象的典型命运，很少有人是直接被肉体消灭。思想改造的仪式，理论上秉承了延安时期“治病救人”，“不把人整死”的方针，而在——相当残酷的——实践中，也是处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嫌犯的惯常手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有约1%的共产党员被永远开除出党；而除刘少奇外，其他曾在1966-1969年间受到毛泽东整肃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基本上都存活下来了。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本人曾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没有屠杀那些曾与他共同打天下的老战友。

　　文化变量和政治变量相互缠绕，造就了中俄案例的不同结局。毛泽东成为了现代的帝王，行使着绝对的个人权威。但无论是出于需求还是一时兴起时所使用的暴力有多么残酷，中国的帝王传统在考量统治工具时，从来就更强调教化而非强制。文化大革命的理念——通过改造思想来改造社会，似乎社会关系是由思想观念决定的——应更多归因于儒家，而非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理论。即便如此，这毕竟是一个从社会革命中产生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力量——与毛泽东那句名言不同——不但出自枪杆子，也出自千百万人对这个执政党所持有的道义信任。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这种政治遗产，那么这种遗产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塑造了文化大革命，并最终制约着它。

　　二、异变

　　虽然在当初发生时前后相错了30年，这两个革命以改革规划而告终的时间却相互重叠。两国各自的改革背景分别是此前遭到失败的重建尝试。在苏联，斯大林去世之后，对其暴政的不满立刻爆发。在赫鲁晓夫统治期间，斯大林时代的机构被解散，言论审查放松了，集体农庄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对消费品的投资增加了，而且宣布了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从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21次代表大会，去斯大林化持续了约5年，势头相当猛烈。在此之后，赫鲁晓夫在国际和国内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中先赌运气再撤退；对苏共组织毫无章法的改组；还有轻率上马的农业复兴计划——引起了同僚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了他的突然倒台。对于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以重工业为主导、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设想过是否需要任何基本的改造。这个经济体制在1945年保证了苏联的军事胜利，同时也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基础。肯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所有成就之后，战胜欧洲最先进工业强国所带来的声望也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僵化。在新纪元即将开始、苏联最需要转型为强权的关键时刻，这个体制失去了承载这项重任的灵活性。

　　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增长依然很可观，军事力量也在扩张。他的政策失败表现在后来被称为“停滞阶段”的后续代价，也就是他下台后，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苏联的行政官僚摆脱了赫鲁晓夫变动无序的新政策，也不再担忧武断的逮捕，他们逐渐陷入自满的惰性状态，满足于军备增长，同时却忽视其常规化工业投资的收益正在持续下降。苏联取得了与美国对等的核地位，也被公认为超级大国。但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20年统治将苏共变成了官位拥有者群集的僵化之地，而他们治理下的社会，却是平均寿命下降，经济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调侃无奈的情绪四处蔓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

　　而邓小平开始掌权时，中国的混乱局面更为剧烈。整个社会仍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而心有余悸。高等教育已经实际中断了整整10年。文革期间的肆意破坏毁掉了许多名胜古迹，教条主义则压制排除了知识思想的活力。为数众多的青年仍在农村流放。城市里民怨沸腾，国家的首都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抗议，混乱中，位于天安门广场一角的一座公安派出所小楼遭到攻击，愤怒的人群在那里放了一把火——莫斯科根本无法想像这样的混乱。在共产主义道路上，毛泽东曾力求避免走上赫鲁晓夫的政策所引领的方向。他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如今，没有那种在勃列日涅夫治下曾麻痹了整个经济和社会并将苏联拖入退化状态的保守主义官僚阶层，能够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消极目标。不过，他在积极目标上的失败，却也同样彻底。到他去世时，他的政策已经陷入了另一种历史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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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个国家开始跨越改革门槛的时候，苏联从各方面看来都具有获得成功的更好的物质文化条件。苏联当时的GDP比中国高出四到五倍。其工业基础比中国要大得多，工业劳动力总数在中国的两倍以上。苏联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石化燃料，贵重矿产，以及广袤的土地。其城市化水平要高得多，人口的饮食营养也更好，人均摄入热量相当于中国的150%。苏联的基础建设也远为完善发达。但最重要的是，苏联的教育水平是当时的中国完全无法企及的：苏联不仅没有文盲，其高校就读学生的总数更是中国的20倍，并有大批受过良好训练的科技人员。

　　然而，“停滞时期”逐渐抵消了、甚至在一些关键方面削弱了这些天赋条件。在20年中，没有任何政治变化曾搅活过苏联生活的一潭死水。中央计划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可笑的极端状态——具体规定不下6万种商品的价格——阻碍了创新并堆积出各式各样的不合理状况。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停滞不前，资本的投入产出率每况愈下，废弃的工厂得不到清理，而且错失了信息技术发展的良机。但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日益低迷，军备竞赛的压力却与日俱增。陷在与美国这个富裕得多也发达得多的社会的战略对抗中，苏联领导人投入到军事开支中的GDP比例极高，足以危害整体经济，很少甚至没有给其他经济部门留下发展资本，但最终也没能追上美国的军备增长。苏联在东欧和阿富汗的卫星国既需要补助也需要维持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负担。对于苏联来说，冷战除了意味着外交上的僵持，也冻结了苏联发展的源泉。

　　但是，当姗姗来迟的改革时刻终于降临时，苏联僵化体制中最大的赤字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方面。从十月革命开始，执政党已经更迭了四代领导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反叛精神早就不存在了。斯大林式突击队(sturmovshchina)在工业化和战争中的勇猛活力也成为了历史。甚至赫鲁晓夫时期将布尔什维克和突击队精神结合起来的短暂尝试，也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苏共了无生气的大部分——经由组织部派定的干部阶层(nomenklatura)——主要由平庸的行政官僚构成，既缺乏想像力，又没有进取心。但戈尔巴乔夫能够上台似乎表明情况还没有糟糕到极点。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之后，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行动就是迅速清除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最高层官员，让自己精心挑选的人员取而代之并占据政治局的多数，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随后宣布了自己的口号：开放(glasnost)与改革(perestroika)——公共生活将更加开放，国家机构也将迎来重大改变。

　　这两个口号中，第一个带来了言论审查的大幅度放宽，这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由此释放出了长期被压抑的能量，转变为各式各样离经叛道的言论，揭露丑闻的内幕报导，以及各种辩论。但第二个却让人摸不着头脑。“改革”——这是列宁曾偶尔起用过的词——在实践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戈尔巴乔夫虽然有勇气去想像，但他的思路却很含混：虽然在道义上，戈尔巴乔夫已经远离了他曾从中获得高升的勃列日涅夫式的苏联共产党，可是在思想上，他几乎没有任何独立于苏共的理论资源；关于改革，他脑子里只有一些再朦胧不过的想法而已。大部分被他任命到苏共高层实权位置上的人，对改革的了解还不如他；不久，其中很多人就开始抵制他了。为了避开这些人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开始愈发地转向另一种支持基础，以求获得正当性和方向感。(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