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第三个重点是关于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但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我们将其视为对美国主流的政治过程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挑战。表面上看，运动的话语与符号性行为和情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但如果更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对一个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凡认为它取决于策略性行为的学者，一般都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作用，凡认为它决定于文化的学者，则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把这两种有所不同的研究归入一类。

这方面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三大块。（1）第一块强调政治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中的作用（如Furet，1981；Hunt，1984；Pye，1990；Sewell，1985）。这一传统中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坚持历史即剧本（History is scripts）的观点，意谓历史就是舞台，社会行动者就是演员，而文化则是剧本（script）。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2）1986年，斯诺及其同事提出了框架整合（flame alignment）的概念（Snow et al.，1986），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斯诺等人看来，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的过程。这些学者也强调文化在框架整合中的作用，但对他们来说，文化不过是一个工具包（tool kit），或是人们理性地选择最佳策略的基础（Swidler，1986）。（3）第三类工作则是旧事重提，即把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但被政治过程理论抛弃了的情感因素重新引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Goodwin，1997，Goodwin & Jasper，2004；Jasper，1997、1998）。

这三类工作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弱点。关于文化理论，我想，很少有人会否定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但一旦用文化来解释某一具体社会现象，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社会的文化内容包罗万象，对于一个已然发生的社会行动，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行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中的作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表现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外一部分（很少有一种社会运动的行动能够一揽无遗地体现所处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以及体现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的行动库（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是怎样变化的（Tilly，1978、1986）。

策略框架理论没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他们来说，一个运动之所以表现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觉得那一部分比较有效，一个社会中社会运动行动库的变化来自无效文化行为的淘汰和有效行为的引入。但这种解释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力量肯定会作为习惯和本能在情感和潜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因此不能接受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第二，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倾向于把一个运动中的所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都看作是组织者的策略。诚如一位策略框架理论学者所说的（Benford，1997：421、412），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要么局限于对概念的理论思辨，要么就是讲一个话语故事（如Evans，1997；Hank，1995；Ryan，1991；Snow et al.，1986，Snow & Benford，1988、1992；Williams & Williams，1995，以及Zou & Benford，1995）。在这些研究者笔下，社会运动动员仿佛不过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个修辞按钮；其推理倾向于把成功的动员过程还原为运动积极分子所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第三，一旦把一个运动的话语过程看作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策略行为，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假设该运动是在极其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有问题了。在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而不是一些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应是运动组织者的话语或符号性行为，而是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所打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运动的组织者转移到作为动员目标的普通大众，并重点阐释普通大众之所以被或不被某些话语所打动的结构性机制。

关于最近兴起的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一系列研究，我认为，在当前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这是十分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说，以情感为基础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最后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即，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说，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支配这一行动的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因为它们往往是同时并存且难以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更有意义的是要回答，为什么有些社会运动较为理性，而另一些社会运动则受情感的左右？这也需要我们回到社会结构层面上去看问题。

对上述分析，我想通过一个例子予以说明。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被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有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Pye，1990；Esherick & Wasserstrom，1990）。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当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和一二·九时要少（Zhao，2000、2001：ch.9）。但比较的结果显示，这个时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的运动更为传统。这一时期的学生使用了一些被他们的五·四前辈们猛烈抨击过的，并早已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五·四运动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传统的美德，如忠义、孝顺、广义亲属关系等。无论在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中，都很少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话语。显然，文化理论在这里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当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传统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一。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所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Garfinkel，1967；Turner & Surace，1956）。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运动中学生行为的传统性不是简单地由中国文化决定的，而是由中国这一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解释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使一些而不是另一些文化成分在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一个运动最后被情绪或理性所驱动。简单地强调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只会导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种治学方法为过时的理论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益处不大。

社会运动研究的最后一个重点是对媒体在运动中的意义，以及媒体、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Gamson & Wolfsfeld，1993；Koopmans & Olzak，2004；Mueller，1997；Myers，2000；Oliver & Maney，2000；Oliver & Myers，1999）。社会运动是一个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Kielbowicz & Scherer，1986；Koopmans & Olzak，2004；Ryan，1991）。美国的传媒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一般来说，媒体不过是复制一些记者的信息来源（Gans，1979），特别是官方意见，对社会运动则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Gitlin，1980；Molotch，1979）。美国的公众舆论一般都是跟着媒体走的（Gamson，1991；Gamson & Modigliani，1989；Lang & Lang，1981；Pride，1995），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那些国家，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而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往往宁愿听信谣言。

对于这种完全不同的媒体、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媒体报道面太窄，导致与事实太过偏离，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的良心负担沉重、民众不得不从其他渠道获取消息。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不全面。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媒体的报道面比改革开放后要窄得多，但当时的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很大的良心负担，而百姓也对当时的大多数新闻深信不疑。此外，许多威权政体虽然会设置一些像美国等国家所没有的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威权国家中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Zhao，2001：ch.10），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使没有政府设置的禁区，美国媒体也很少涉及这些新闻领域。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由市场机制而非政治干涉所控制的，正是市场机制导致了新闻媒体的保守性。在市场条件下，利润因素使得媒体都面临着体制性的人员不足。因此，记者不但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日常新闻（Epstein，1973；Fishman，1980；Ryan，1991），还要依靠能使他们摆脱旷时耗力的调查和可能的诽谤诉讼的专家意见（Soley，1992；Tuchman，1972）。在市场条件下，媒体必须遵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造成阅读率、订购率和广告收入上的损失。由于影响广告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闻对象的购买力，所以面向富人的报纸往往会在竞争中挤垮边缘性报纸（Herman & Chomsky，1988；Curran，1978）。媒体的市场控制机制非常类似于市场自身的特征：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没有人能够创造市场，但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必须遵从市场法则。所以，一些激进的媒体和观念虽然常因受到排挤和压制而处于边缘，但不会激起它们特别针对国家的不满。与此相比，如果一个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那么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立刻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

这种市场导致新闻保守的理论是比较有意思的。在目前，中国媒体虽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而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在基本运作方式上却越来越接近于西方媒体。于是，一些学者也借鉴西方的市场-媒体关系理论来对中国媒体的行为进行分析（Lee，2000；Y.Z.Zhao，1998）。我想指出的是，市场调节理论对理解目前中国媒体的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市场力量并不是决定媒体特征的惟一因素。身处市场的西方媒体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顺从。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娱乐性媒体兴起时，激进媒体才开始走向衰落。导致其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数量上的兴起；它在政治上的兴起巩固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的霸主地位，从而使建立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成为可能；它在数量上的兴起则使娱乐性媒体能够以广告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在经济上把激进媒体挤垮（Cranfield，1978）。因此，西方的媒体就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霸权（Gramsci，1971）下享受着经济实惠并扮演着体制内声音的角色。而中国目前的媒体则缺乏这一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经济表现尚可，记者也从中取得实惠，但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因此，中国目前国家与媒体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缺乏价值基础。这种联盟关系是有缺陷的。

由此可见，国家与媒体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媒体和公众舆论在一个运动中的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是否为广大记者和民众所接受。概括起来说，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之所以在社会运动面前表现出保守性，是因为西方拥有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稳固的文化霸权。相反，在目前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几乎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威权国家几乎不可能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社会精英所认同的，从而能够将其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威权国家的媒体和公众舆论在发生社会运动时往往倾向于激进。

六、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发展方向

值此世纪之交，30年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已俨然成为学术权威。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使他们一直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Meyer，1999；Koopmans，1999；Tilly，2002），为寻找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新世纪的新发展方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三人合著的《对抗性政治的动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MeAdam et al.，2001）。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性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性政治的态势看作有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第三，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研究对抗性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事实上，该书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怎样在各类对抗性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我对该书中的前两个论点是赞同的。的确，许多学科分支分野完全是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和民主化研究的方法是相似的，所创造的理论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将其放在同一框架下研究只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是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及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不断互动而产生的。把时间引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出那种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果之间建立机械对应关系的研究方法。但是，该书提出的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却是有失偏颇的。下面，我将对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弱点作出说明，并进而提出我认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应有的发展方向。

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并不是麦克亚当等人的发明。自默顿（R.Merton）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所谓中层理论实际上都是以机制为中心的理论。它作为社会学研究科学化运动，在美国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自70年代开始即已自觉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因此，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只不过将这一事实明确化和理论化了而已。

以寻找社会机制为目标的中层理论改变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大而空的特征。经过长期研究，社会学家已经了解的社会机制不胜枚举，对大量社会现象我们也因此而取得了比以前深入很多的理解。但这种研究方法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一个社会学的常识是，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往往可以导致同一个社会结果（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连剧院失火后大家四散奔逃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都可以同时用理性选择和生物本能这两个机制来解释），此即所谓多对一难题（many-to-one problem）。因此，当我们要解释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种具体社会现象时，关键是从经验上论证哪种机制最为合理，对一般社会机制的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复杂社会现象，特别是历史现象，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组合所决定的。找出其中的单个机制只是见了树木不见森林，更有意义的研究应该是找出不同层次的社会机制的有机组合及其社会后果。此外，同一个机制在不同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其重要性会随其他机制的存在与否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机制的重要性会上升而另一些机制的重要性则会下降。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为我们了解这些变化提供帮助。

其实，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近30年的发展中，这种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已经显露出许多弊病。从我前面所总结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研究的四个重点中就可以看出，对国家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政治机会结构上，对运动动员的研究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对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对媒体、公共舆论与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新闻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这些理论和研究对我们了解社会运动中的许多微观机制不无裨益，但由于所关注的社会运动的侧面不同，所采用的理论不同，它们不仅缺乏整合，甚至会相互冲突；对一个社会运动，不是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来讨论，而是切割成很多方面来分析。因此，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很难获得对于一个具体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在麦克亚当、泰罗和梯利的书中，上述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的弱点几乎暴露无遗。比如，在分析具体个案时，他们所揭示的运动演化机制与其他一些研究所揭示的有很大的不同（多对一难题），人们不由得想问：到底哪些机制才是关键所在？另外，根据库珀曼斯（Koopmans，2003）的统计，这本书中提到的社会机制达44个之多。这些社会机制有的出现在理论分析中，有的出现在一些经验章节中，有的则出现在另外一些经验章节中。我们一点也看不出这些机制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因此，就整本书而言，它所能给予我们的理论洞察力似乎比他们早期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还要少。显然，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但能指明社会机制之间所具有的某些特定关系，而且能在经验研究中帮助我们加深对各个机制之间的联系以及某个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理解。

在上一节中，我批判性地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四个基本方面。在分析中，我一直在强调，将社会运动的四个侧面放在国家-社会关系这个统一框架下进行考察更好。我讨论了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发展将会主要受情绪而不是理性策略驱动；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将显得更为传统；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会在动员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又在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媒体和公众舆论会倾向于激进。这些讨论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把许多原本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社会机制联系了起来，揭示了它们在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性质和组合方式。在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就是一个建立在机制性解释方法基础之上的、并可以把散乱的社会机制有机地联系起来的理论。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甚至不能深入讨论把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宏观框架转变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的基本策略（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hao［2001］）。在结束此文之前，我只能就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各类社会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作进一步说明。

在本文开篇，我就提出了理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大视角（即变迁、结构和话语），并称之为三个超级社会机制。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社会关系。首先，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世界一直经历着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等过程。随着这些过程的推进，国家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性质，并扩张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功能（Mann，1988、1993；Poggi，1990；Tilly，1975、1992）。在此进程中，税收、司法、军事和其他一些以前同时也属于地方团体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日益提高，相应地，国家的权力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背后都有国家的烙印，大多数大型意识形态（话语）也都是产生于国家宣传机器或是针对国家而产生的。因此，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进自己的局部利益所作出的努力。因此，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理解社会运动视角的核心是国家-社会关系，它们在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国家-社会关系才能获得理解。

相对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就更大。从历史上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传统比发达国家要弱得多。因此，它们必须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即发展中国家社会变化的速率要更快）。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Evans，1995；Gershenkron，1952；Migdal，1994：13；Wade，1990；Zhao & Hall，1994）。从后果上说，后发展国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认同感本身也在急剧变化。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约翰逊以及其他继承涂尔干传统的学者们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乱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Huntington，1968；Johnson，1982）。同样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引发弱势群体的不公感。

最后，在面对一场针对地方或中央国家政权进行挑战的运动时，不同性质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承受能力，进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同一个国家中，运动参与者对国家处理方式的反应也依其组织能力和对国家权力的认识而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国家-社会关系中，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能够被边缘化。而在另一些国家-社会关系下，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化，起初是改良性的运动也会被推向极端。因此，一个社会运动一旦开始，其发展方向就将由国家对政治冲突体制化的能力来决定，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

本文在定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概念时，强调了它们作为体制外政治行为这一共同点。从上面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会产生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社会运动体制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决定的。目前有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将西方社会描述为社会运动社会，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体制化了。这样，西方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则趋近于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建立一个能在将大多数社会运动体制化的同时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真谛所在。从这一点上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很有洞察力的。遗憾的是，亨廷顿没能指出一个国家将社会变迁体制化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国家-社会关系。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本文以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做的一次学术报告的录音为基础，经过大量修改而成。占少 华先生整理了报告录音， 冯仕政先生对本文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