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还批判了同时期存在的一些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其他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特别是以康豪瑟（Kornhauser，1959）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和以亨廷顿（Huntington，1968）为代表的现代涂尔干视角（有的学者把二者统称为崩溃理论，breakdown theory）（Oberschall，1973；von Eschen et al.，1971；Useem，1980）。康豪瑟在1959年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作为美国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的主题是解释集权主义运动兴起与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此书出版时，国家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尚未发展起来，以社会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正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康豪瑟很自然地把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去掉托克维尔理论中的国家视角后，他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层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他认为，中层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被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地动员到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但同时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集权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下所建立的政权就是集权政体（totalitarian regime）。

　　康豪瑟的理论遭到多方面的批判（Halebsky，1976；Oberschall，1973；Pinard，1975；Tilly，1978）。其中最主要的是，若恰如康豪瑟所说，中层组织能对社会运动起到压制作用，那么社会上频繁参加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薄弱的人。批评者们为此做了许多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那些在一般组织和人际网络中表现活跃的人，参加运动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高得多。据此，他们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网络和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他的整个理论可用图5来表示。图中的横轴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纵轴表示制度化的速率，中间斜率为45度的直线表示社会变迁与制度化的速率相等，即所有社会变迁都被适当地制度化了，因此不会产生社会运动。45度线上方的曲线说明制度化快，社会变迁慢，是一种停滞不前的社会。45度线下方的曲线表示社会变迁快而制度化跟不上。亨廷顿认为，变革中的社会就基本处于这种境况，处在这种境况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对于亨廷顿的理论，梯利（Tilly，1973）曾经著文批驳。梯利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在1830年以后法国城市化较快的时期，却是发生集体性暴力事件较少的时期。在此基础上，梯利强调了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

　　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但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部分思想的政治过程理论仍是一统天下的理论范式，当年奋起论战的青年教授也早已成了学术权威。

　　作为这场论战的局外人，我认为，他们当年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处处存在偏颇，并且，直到今天某些偏颇依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政治过程理论强烈反对传统理论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甚至把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之类的行为都解释成理性行为。事实上，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牛，我相信，失火之后它们也会惊恐万分地四散奔逃。但是，如果说牛因惊恐而奔逃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理性选择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博弈论）的最大问题，就是它把任何符合逻辑（不管是出于本能、情感或策略）的东西统统推理成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为了强调运动参与者行为的理性特征，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传统理论的非理性假设的同时，把传统理论所强调的人的情感和本能的一面也一并抛弃了。最近，尽管一些学者重提了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Goodwin，1997；Goodwin & Jasper，2004；Jasper，1997），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大多数工作还赶不上当年有些工作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政治过程理论对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失偏颇的。康豪瑟认为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政治过程理论却强调组织／网络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这两个看上去是截然相反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们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想解释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起源，而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中小规模的改良性运动。的确，正如政治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的，人际网络和组织在微观的运动动员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美国发达的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促进了政治稳定。

　　梯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很成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带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明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如格尔）或社会学机制（如康豪瑟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等）往往忽略了。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有大而空的感觉。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往往用的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有着很好的感觉，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惟一条件，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Goldstone，1991；McAdam，1982；Tarrow，1998），包括梯利本人最近的著作（见McAdam et al.，2001：17），仍把社会变迁置于其模型中的重要位置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梯利在1973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在欧洲近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找出任何直接关系呢？这很好理解：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在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强的国家，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推迟甚至避免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会接踵而至。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不可能呈现出任何简单的关系。

　　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之处，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研究对象高度复杂，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的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受到忽视的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能够导出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正是对传统理论中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的批判，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各种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形式模型（formal models）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如Lichbach，1995；Marwell et al.，1988；Olson，1965）。正是由于对康豪瑟的批判，人们才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的微观机制，网络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也因此才能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Gould，1991；Klandermans & Oegema，1987；Marwell et al.，1988；McAdam，1986；McAdam & Paulsen，1993；McCarthy，1987；Opp & Gem，1993；Snow et al.，1980；Walsh & Warland，1983）。也正是对像格尔和亨廷顿理论的批判，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资源和机会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的偏颇，也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其中一部分已在别的理论的冲击下得到弥补，另一些则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研究。在下一节，我将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欧洲社会运动理论传入美国，以及国家理论的兴起对政治过程理论发展的影响。

　　四、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不仅美国发生了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西欧和日本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运动。6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由于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差异，各国学者对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解大相径庭。从总体上看，由于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左派传统，欧洲的社会科学家在实证主义道路上没有像美国学者走得那么远。因此，欧洲学者在理解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时，一般仍以发展于19世纪的宏观社会学视角为出发点。他们认为，欧洲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伴而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Inglehart，1990）。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无需为温饱问题而斗争，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女权、人权和动物权）则日益受到重视。旧的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日益削弱，新的先进阶层（如学生）（Touraine，1971）和新的认同（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逐渐兴起。因此，欧洲60年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Cohen，1985），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Habermas，1975），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Melucci，1989），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Touraine，1985）。

欧洲新左派的上述理解显然是有误的。首先，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各类罢工和示威在西方仍然十分常见，只不过这类抗争大多已被体制化了而已。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和马克思所推崇的工人阶级一样，曾被图海纳（Touraine）大为推崇的学生根本就担当不起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后现代的重任，而各种新社会运动，比如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一直与各种右翼运动并存于西方社会，迄今为止，它们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限制是有限的。当然，如果从学术渊源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话语和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它实际上是融汇了欧洲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三大社会学传统（见图3）。

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一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地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才开始进行学术交流。初次接触让双方都吃了一惊：同是面对60年代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竟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学者之间，特别是由像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 & Tarrow，1988）这样的学者在两边穿针引线，开始了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洲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而美国学者则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一些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曾经被美国学者抛弃了的，或从来就不重视的因素，在交流过程中，被引入了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见图3）。

在本文中，我始终强调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共同点，并认为它们之间虽然有重大差别，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加以讨论。我的这种做法目前在美国已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在梯利等人提出对抗性政治概念后）。但是，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美国学者往往把社会运动与革命区分开来，并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70年代以后主要是政治过程理论，而在革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则是在摩尔（Moore，1966）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托克维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见图3）。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梯利对社会运动的定义（见图4）。在梯利的定义中，既然政体（这里主要是指国家）是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对象，那么，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理应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也许会认为，从革命研究而来的国家理论会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上，由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在美国80年代和90年代仍是各自为政，所以，直到今天，国家理论虽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Goldstone，2003；Meyer et al.，2002；Zhao，2001），但仍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尽管政治过程理论的核心是政体或国家，却一直未得到国家理论的支持。在政治过程理论中，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简化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然而，我马上就会谈到，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在本文末尾部分，我还将进一步强调，国家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往往是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形式的关键。因此，在讨论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家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国家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十分盛行。原因很简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德国始终处于后进位置，因此德国的知识分子（就像今天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一样）一般都推崇国家力量，希望借助国家力量使德国能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欧洲其他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许多坚持国家中心理论的学者倒向法西斯，所以法西斯倒台以后，国家中心理论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没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学界流行的是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把国家简单地看作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仅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自由主义），或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有改观。其中原因有二，一是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学者们发现，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腾飞，主要是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有能力一方面把国内经济导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使之免于在成熟前即被国际市场压垮（Amsden，1989；Deyo，1987；Evens， 1995；Haggard，1990；Wade，1990；Zhao，1994；Zhao & Hall，1994）。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来自对社会革命的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契波（Skocpol，1979）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作品）。在此书中，斯考契波认为，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发生革命的最大原因是传统国家的崩溃（state breakdown）。崩溃主要源于国家在国际战争中的失败。为了弥补战争失败，国家不得不实施改革和提高税收，结果势必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破坏并激起地方势力的抵制，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引发革命。斯考契波在书中忽略了领袖人物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此外，她的历史社会学解释是没有时间维度的，也就是说，她可能会用满清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因此，此书发表后，她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所做的具体分析，一直受到各个方面的批判（如McDaniel，1988、1991；Sewell，1985）。但是，在该书中，斯考契波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独立的利益，国家有着独立的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经济发展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理论与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Evans et al.，1985），在国家理论上升的过程中，斯考契波的著作也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五、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在欧洲理论的冲击下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同时期在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却未能对社会运动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了四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关联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分别是：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McAdam et al.，1996）。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集中于这些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人们还关心警察行为与运动的关系（Della Porta & Reiter，1998），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特征（Tarrow，1998），国际性社会运动（Castells，1997；Guidry et al.，2000；Keek & Sikkink，1998）和西方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Meyer & Tarrow，1998）。这里的社会运动社会是指西方在80年代以来，各类抗议活动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并且社会的全体成员，从贫民到富翁和精英，都学会了运用运动方式去谋取利益，因此，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中明显增多。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发表的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论文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已不再针对整个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和描述，而是只关注运动的某个侧面，比如新闻与运动的关系、运动的策略（或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运动的动员方式，等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往往被分割成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我将对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四个主要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做一批判性介绍。首先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开始。

在梯利和麦克亚当（McAdam，1982；Tilly，1978）所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见图2），但政治机会在他们的模型中只是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特别是泰罗（Klandermans & Tarrow，1988；Tarrow，1998），把政治机会提升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们采用艾辛杰（Eisinger，1973）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的发生频率时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提出，就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炮走红。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发表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都冠以该理论（参见Costain & McFarland，1998；Eisinger，1973；Gamson & Meyer，1996；Jenkins & Klandermans，1995；Kitschelt，1986；Kriesi，1996；Kriesi et al.，1995；McAdam，1996；Meyer & Staggenborg，1996；Meyer & Tarrow，1998；Rucht，1990、1996；Tarrow，1992、1994、1996）。但是，该理论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机会结构在研究中几乎成了任何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的代名词。由于它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自然就失去了一个理论应有的可证伪性。于是，泰罗（Tarrow，1996）、甘姆森和迈耶等学者（Gamson & Meyer，1996；Meyer & Minkoff，2004）设法对政治机会结构概念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滥用这一概念。

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呢？主要是因为机会这个概念本身存在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学家经常通过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行动，但社会结构往往很难界定。比如国家（state）这个概念，看起来浅显易懂，其实不然。人大、国务院属于国家范畴，这没有疑义。但街道组织、乡政府是否属于国家范畴？这就有争议了。虽然街道组织和乡政府属于国家机构，但由于街道、乡镇一级组织的官僚体制比中央机构要松散得多，其领导又受到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但是，尽管国家这一概念较难界定，但我们至少知道，某些社会结构概念，比如性别（gender）和阶级肯定不属于国家这一范畴。因此，当我们用国家理论来解释某一社会行动时，其他人就可以反驳说这一社会行动不是由国家性质而是由性别或阶级结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国家理论本身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却不具备这种性质。我们既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性质为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或男女权力结构为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既然任何结构性甚至非结构性因素都可贴上政治机会的标签，那么，社会学家所能做的顶多只是论证到底哪个政治机会维度才是解释某个社会运动的关键，而不能论证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本身是否合理。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本身是不能被证伪的。不难想像，如果我们把任何结构因素都视为机会的话，那么社会学也就成了机会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增强，西方社会科学家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显得越来越有信心，从而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习惯理论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这一趋势的极端例子，就是这里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以及我们经常见到的形形色色的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这类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了。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工具箱，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其中寻找机会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不管一个人对他所处的社会结构是否了解，社会结构同样会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六七岁的小孩无论是否想读书，父母都会把他们送到学校去的原因。不过，这些机会理论和资本理论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们用起来很方便。由于任何结构因素都可以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一个学者，即使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但把现象背后的结构逻辑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总是不会错的。作为懒人的温床，这类理论很有市场。我这里批评的主要是一些把各类资本作为自变量对其他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其实，目前的大量研究实际上往往是把某一类资本（比如社会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当作一个综合指标或者因变量，并对这一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和增减进行分析。在这类工作中，资本概念仅仅是一个指标，如果这一指标设置得好，这类工作是有其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政治机会理论不足取，但政治机会理论旗下的许多工作还是非常出色和有意义的（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研究，比如Kitschelt，1986；Kriesi et al.，1995；Rucht，1996）。这些工作基本上集中于比较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结构对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应该归入国家理论。正是由于国家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政治机会在这些工作中就成了国家结构和性质的代名词。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围绕运动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这个研究领域起源于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自从斯诺及其同事们在1980年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后（Snow et al.，1980），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发表了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文章（见Gould，1991；McAdam，1986；McAdam & Paulsen，1993）。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地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Polletta，2002；Rosenthal et al.，1985），这些因素后来被统称为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McCarthy，1996）。随着这一系列研究的开展，组织和人际网络是运动动员的关键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智慧。

进入90年代，这一传统智慧开始遭遇挑战。挑战首先来自古尔德对法国19世纪革命的研究（Gould，1991、1993、1995）。古尔德的研究显示，在1848年的法兰西内战中，阶级认同在巴黎群众动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1848年后法国政府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工程打破了原来自然形成的市民集聚区；因此，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巴黎群众动员的基础不再是阶层认同，而主要是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古尔德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居住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在分析中，他把居住环境看作是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因此，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这一理论对西方的社会运动来说是比较贴切的，因为西方社会中层组织发达，大多数运动都是在组织的引导下进行的。但在当代许多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异见性网络一般也被国家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如果组织和网络真是社会运动动员的惟一关键的话，那么这些社会中几乎没有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而事实上，这些社会中虽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一旦发生，往往就是大规模的革命性运动。因此，在解释发生于威权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上述只重视组织和网络的理论就显得很不够了。为此，笔者对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进行了研究（Zhao，1998、2001）。在研究中发现，在组织力量很弱的情况下，以宿舍、宿舍楼、学生聚居区、校园，乃至整个行政区的学生居住和活动空间为中心而产生的一个城市的高校生态环境，在学生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生态环境不但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运动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员聚集在同一社会运动空间下，从而为一个一哄而起的运动创造了条件。这种一哄而起的学生动员发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基础上的动员方式。如果深夜一声巨雷把一个城市90%的人都吵醒了，我们不能说这90%的人是通过网络形式来获取雷声这一信息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睡着了没醒，第二天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又打雷又下雨，那么说他是社会网络而得知打雷是成立的。学生运动往往会在校内某一特定地点开始，领头学生在此地一闹，吸引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就围着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游行，呼喊口号发出种种响动以吸引学生。大量的学生于是出来支持、围观、起哄，游行队伍因此而扩大。整个过程与雷声把人惊醒的例子是一样的。笔者进而指出，威权国家虽然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但它决无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事实上，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之下，从而促进了主动的人际交往和被动的直接接触，因此，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往往在发生于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自笔者发表此文以来，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在2001(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