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民粹主义对农民的信念，支配着毛主义备受赞扬的“群众路线”，以及党的干部在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时所遵循的各种原则和规定。知识分子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这项毛主义的准则在延安时期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假若情况不是这样，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也就无法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

　　毛关于农民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观点，不仅与马克思不同，也与列宁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意识的载体只能是城巿无产阶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意识是由组织成具有高度纪律的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灌输给“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农民在革命进程中只起辅助作用。毛之不同于列宁主义，不仅表现在他对城巿工人阶级全无兴趣，而且反映在他就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观点。列宁认为，党是神圣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具体体现，不存在谁是先生谁是学生的问题。而在毛看来，这恰恰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不愿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反而充分地定义有组织的党的意识与群众的自发革命意识之间的关系。他关于党是革命意识的载体的信念是不完全的，因为这里涉及他对农民所持的民粹主义信念，他相信，真正的革命知识和创造性最终源于人民自己。虽然毛在组织和战略问题上堪称大师，但他设计的组织方式或他实行的革命战略与严格的列宁主义原则大相径庭。毛可能绝对相信他自己的革命智慧，但他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任却远不如列宁主义那样绝对。

　　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几乎不可能充分把握战争时期提供的革命时机，更不消说利用这种时机发动一场纯粹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恰恰是毛的非正统思想，才使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捕捉到这些机会。正是毛关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力量能够创造历史现实的这种唯意志信念，才使他对那些本来可能抑制革命活动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前提与社会阶级的考虑置之不顾。正是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才使他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获得群众的支持，使他从城市走向了农村。也正是毛对农民群众自发的革命力量的民粹主义信念，才使他采取和实行了非正统的“人民战争”的战略。

　　延安的马克思主义

　　延安时期是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战略家最多产的时期。后来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量著作，都是写作于这个时期。虽然毛延安时期的著作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更模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义版本的本质，但这些著作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些著作奠定了毛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获得政治的独立，现在可以宣称他们在思想上亦已独立，他们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毛关于辩证法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中一些独有的特征提供了基本的哲学基础。最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毛与其他人所撰写的)，旨在重申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为许多新党员灌输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合理性。

　　然而，即使毛和党的其他领袖实现了上述最后一个目标，这是令人满意的，但尚未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关键的理论问题。毛的著述中没有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几乎完全与城市和城市无产阶级隔绝、完全依靠农民支持的共产党，如何实现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虽然要经过一个不定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个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解决的难题，而且更是一个直接关乎革命的目标和未来的重大实践问题。农民虽然热衷于社会经济改革和土地再分配，但即使相信农民自然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毛泽东，实际上也不相信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愿意(自发地或以其他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农民最激进的要求，也不过是在个体农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分配土地。诚然，这也是农民革命，但无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它都不过是一场排除了社会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革命。不管是在毛主义或是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都没有什么能说明这样的农民会是社会主义未来的载体。

　　那么，谁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表？在毛的理论文献中，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的重复——无产阶级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对列宁主义的重复——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体现。毛只是补充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产生于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战略，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正式宣布。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理论公式，政府代表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联盟是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的联盟，这就是说，最终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分析这类理论公式不会有什么收获。实际情况是，在重要的延安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缺乏城市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持，他们也没有努力争取这种支持。事实上，以农民作为革命根本力量，发动农民后，就会形成革命的农村包围非革命的城市这个局面，并最终夺取城市，这种战略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争取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努力。

　　历史中的“主观因素”，特别是党的领袖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自觉决心，是决定革命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根本因素，这是毛主义不遗余力强调的观点。无论这种革命战略是如何地非正统，毛主义者依然坚定地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虽然他们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但他们追求的却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的政治、社会目标和历史责任。这种“主观因素”对决定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方向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这样，在毛主义的理论中含蓄、实践中明确表达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载体是那些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他们独立于任何社会阶级而存在，既不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实际存在，也不隶属于农民阶级。革命精英(党及其领袖)在思想上坚定地把握着社会主义目标，领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意识”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固有意识，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过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和社会主义世界观，(通过革命活动)实现精神和思想上的转变。

　　当然，强调意识在创造历史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反映了毛由来已久的唯意志思想和民粹主义观点，以及毛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独特理解。诚然，毛一直密切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客观阶级状况，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是阶级斗争热心推动者。但是，他同样也倾向于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标准，而非按照客观的社会阶级标准来判断人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一个潜在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产生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前提；而在毛看来，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证明一个革命阶级的存在。

　　延安传统

　　延安时期不仅对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给胜利者留下了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后来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既然那些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就是那些在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的领导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1949年后实行的政策深深地打造了他们在早期的英雄年代获得的经验的烙印。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作为英雄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而颂扬。但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年代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纪念革命年代，但它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的需要了。对于成为统治者的革命者来说，这种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但对其他人、特别是对毛和深受毛影响的人来说，延安经验不能简单地成为纪念的对象，它是一种能提供未来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毛主义者高度珍视的延安传统，部分是制度上的遗产，部分是神圣的革命价值观念的遗产，二者难以截然分开。毛主义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中许多独特的作法，在延安岁月中就已有端倪。在政治领域，备受推崇的群众路线政策，制约着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精兵简政”运动；根据地方的需要和条件下放权力、调整政治结构；要求党的干部、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定期与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的“下放”与“下乡”运动……这些措施旨在缩小(还谈不上根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鸿沟，它们也是毛时代的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前奏。

此外，战争和封锁造成的艰苦条件，使边区和游击区在经济上不得不自给自足，各种经济活动的试验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也应运而生。为了维持战争年代的农业生产，共产党人吸取了农村传统的互助方式，推行合作劳动的组织形式。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一些新工厂，以满足军事需要，同时也给农民提供基本的非农产品——农民过去通过与城市的贸易获得这些产品。在整个农村地区，由于没有资金来源，新的合作制工厂主要依靠劳动密集方式，采用简单的土法技术，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原材料。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发挥地方创造性——成为延安时期的口号和经济政策原则，从运用这些原则的经验中，产生了在农村环境中把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同时，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形成了延安时期的教育政策。其重点是通过半工半读学校、夜校和各式各样边劳动边学习的计划，实行普及教育。这些教育政策不仅是促使人们看书识字和提高政治觉悟，还提供了切合当地特殊需要的实用技术知识。

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些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针和实践，对毛主义解决革命胜利后面临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隐藏在这些方针和实践背后的价值观体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延安精神”主要涉及精神和道德问题，更具体地说，是涉及对继续革命的进程至关重要的那些社会与价值观念及生活态度。毛主义在延安时代形成并成为英雄的革命年代特征的那些观念，从根本上说是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这些观念包括为人民利益无私斗争、自我牺牲、勤奋努力、自我批评、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及自我约束等。在延安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事实上实践着这些观念，艰苦严峻的革命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要求的斯巴达式的苦行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别无选择。在毛看来，这些观念不仅是过去胜利的泉源，也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革命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体系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但正是从这一进程中，(在许多方面)派生出对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目标独特的、富建设性的做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肯定不会想到，在一场导向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农村的革命力量会包围和战胜不革命的城市，城市工人阶级只是被动地等待由农民组成革命军队来解放自己。而在延安时代，在实行最不正统的革命战略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奇妙地和谐一致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延安实践，显然是实现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步骤。[11]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是实现消灭城乡差距、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个更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首要而根本的步骤。后来，毛主义也正是如此评价和颂扬延安传统的。延安时期要求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对中国传统上特别突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至少是象征性的一击。毛主义关于延安游击队领导人应是思想纯洁的，能够从事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工作的理想要求，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不谋而合。正是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里形成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和价值观，这是二十世纪中其他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无法比拟的。

然而，延安传统不是通向解放的唯一价值观念。延安时期还是这样一个时代：毛和毛主义者制定了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严格教义和正统理论，对那些背离正统的人进行迫害，对政治和思想上的不同政见者进行无情镇压。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上的“解放”，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这种矛盾现象既是1949年前、也是1949年后的毛主义的特征。

延安十年的经验，强化了毛主义的各个观念，例如精神力量高于物质力量、人的因素重于机器因素的信仰、真正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是在农村而不是城巿、思想和道德上的团结比任何官僚组织人为地强加的团结更为重要等。更重要的是，正有赖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支持，规模宏大的人民社会革命才得以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共两党脆弱的停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内战，国民党军队比共产党正规的军队力量除了在人数上拥有四比一的优势外，还拥有主要由美国提供的现代军事技术和装备。然而，无论牺牲和困难有多大，共产党最终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1946-1949年内战的各大战役。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生动描写的那样，这是“历史上弱小但具有献身精神的、组织良好、得到群众支持的军队，战胜强大但不得人心、士气低落、领导无方的军队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2]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此时的蒋介石及其军队和政府的残部，已逃到了台湾岛，对怀有敌意的岛上人民实施统治，并向美国的第七舰队寻求庇护。

共产党人正确地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延安时期的思维和实践。这些思维将不会被遗忘。在革命胜利后的岁月里，它们将不时被一再提出，成为新革命纪元的开始。

注释

 [1] 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页177。

 [2] 斯诺，《与毛泽东会晤》("Interview with Mao")，《新共和国》(New Republic, February 27, 1965)，页17-23。

 [3] 斯诺，前揭书，页67。

 [4] 毛泽东，《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171。

 [5] 引自米达尔(Jan Myrdal)，《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导》(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65)，页xxvii。

 [6] 引自斯诺，《红色中国随记，1936-1945》(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页60-61。

 [7] 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明天的中国》(Tomorrow's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1948)，页18。

 [8]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页96。

 [9] 这是毛泽东19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10] 前揭文，参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页41。

 [1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在革命后采取的步骤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I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73。

 [12]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页210。

 [13] 在这里"gentry"译“豪绅”，前此译成“士绅”。因清末科举已废，故也。(此一注释在中文版正文中没有标出对应项目号，正文标注处为电子书校对者所加。——校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