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残部进入井冈山——位于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倾远山区，这里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自此悄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招募无业农民、收编当地土匪武装，毛创建了一个小型武装根据地。1928年春，朱德率一千余士兵来到井冈山与毛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力量，朱德担任了红军总司令。其后21年的革命战争年代，朱德一直是毛的亲密战友。 正是在井冈山的边界地区，毛开始形成了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略思想。从1928年到1930年，毛的军队学会了运用游击战的策略，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通过大量吸收农民入伍、颁布激进的土地改革方案，“朱毛军队”迅速壮大，逐渐从军事上控制了江西省南部地区，并于1931年在这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 虽然毛开创了农村革命的独立进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尚未步入这一轨道。在毛致力于巩固江西农村根据地的几年时间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正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率领小股农民起义部队进攻大城市。但是，士气低落的工人阶级没有回应这些革命召唤。1930年底，共产党人重新获得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希望破灭了。失败后的共产党力量或是转移到了江西苏区，或是退到十多个较小的农村苏维埃根据地，多数位于长江上游地区。在以后的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内部，共产国际支持的领导人与毛及其拥护者之间，在党和红军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斗争。斗争发生在与外界隔绝的、革命与革命者都被囿其中的农村地区——地理位置显然对毛有利。 1931年11月正式宣告成立、定都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三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管理着约一万五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和约三百万人口。以后陆续建立的十多个小的农村苏维埃地区扩大了中央苏区的面积，总人数约六百万人。红军数量也增加到30万人，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战斗力。 中华苏维埃的历史是短暂的，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提供的历史经验却有深远影响。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一个颇见规模、卓有成效的文职政府机构，虽然这个政府垮台了，但幸免于难的政府成员成为有经验的政治管理者和成熟的革命者。1930年代初，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创造的游击战术不断发展，在大规模的战争中经受了考验。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共产党人懂得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发动农民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他们认识到，发动农民革命的首要条件是红军在军事上的优势能保证农民的安全。农民愿意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作出牺牲，但如果在形势毫无希望并面临反革命力量报复的情况下，他们就会畏缩不前。他们还认识到，在一个仅处于生存水平的农业社会里，要获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能实行激进的社会平均主义政策，这会威胁到生产水平较高的中等农民利益，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有害的。他们明白，要实行有深远意义的土地改革，不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强加给农民，只有通过各个村庄的农民组织和农民的参与，才能实现土地改革。 正如列宁将1905年的俄国革命看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预演”一样，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预演”。但是，这场“预演”使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农民支持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34年，在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瓦解。同年秋季，共产党人被迫放弃了江西根据地，开始了历时一年的非凡的北向进军，这就是闻名于世、可歌可泣的长征。 长征的政治和心理意义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的残余部队，突破了甘肃省六盘山敌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了陕北。在中国西北这块偏远、原始、人口稀少的土地上，来自各省的共产党人找到了自己的避难地。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天堂，但却能为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以重新发动革命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机会。 1934年10月15日夜，有约八万名红军士兵和35名妇女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在艰辛的历程中，只有不到一万人幸存，跟随毛到达位于长城南面的陕西。在迂回曲折的漫漫长征途上，无数红军战士长眠在中国西部变幻莫测的高山、河流和沼泽中，其中许多人是毛的亲密朋友和同志，他们与追赶的国民党军队和沿途的军阀武装份子拼搏，在血腥战斗中牺牲。在那些失踪并永远找不到的人中，有毛的两个孩子，他们与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因为年龄太小，无法参加 如果不谈个人政治观点，那么，无论以何种人类壮举的标准来衡量，人们都会同意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把长征比喻为“现代无与伦比的奥德赛”(an "Odyssey"* unequalled in modern times)的说法。[1]但是，不应用英雄主义和伟大的人类诗史来模糊这样一个事实：长征始于政治与军事的失败，其结局几乎是灾难性的。共产党人在成功地击退了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后，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无力再对付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为第五次围剿设计的“围堵”战术。 放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听任支持过自己的农民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报复，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失败。在次年的残酷环境里，红军的大部分力量被摧毁这一事实，也很难被当成一场胜利。长征后到达陕北那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所能庆祝的充其量是他们还活着这一简单的事实。 然而，长征揭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时期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获得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在江西苏区时，毛曾被共产国际支持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剥夺了领导权力，被迫离开了领导核心。“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由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受训的一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组成的小团体，负责在中国执行斯大林的指令。直到在1935年1月的长征途中，这个小团体的权力才被剥夺，毛泽东成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在后来的岁月里，毛的领导地位也曾受到过挑战，但是，他现在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党(和军队)，实施自己的革命战略。中国共产党终于甩掉了共产国际的梦魇。不管斯大林的脸色如何，毛确立了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在斯大林时代的共产党历史上，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样，长征使毛登上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使他领导的革命者抵达了一个地理上相对安全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发表对日作战宣言，为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标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 * 一首史诗。诗人荷马(Homer)描写奥德修斯(Odysseus)自赛津战役(Trojan War)后经过十年时间，历尽沧桑，回到故乡倚色佳(Ithaca)。 长征的心理意义是无形的。至少就毛而言，长征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信念，即人只要具备相应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克服所有的物质困难，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对那些经受了长征考验的幸存者和受长征精神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经验——无论这种经验在当时多么痛苦——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人们必须先有希望而后才有行动；不但必须具备理想和使命感，还必须具备希望和信心，坚信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能像长征和长征的传奇故事那样，能够给人带来根本的希望和信心，即使身处绝境，意志坚定的人也能战胜命运。正是毛泽东将这种对未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激励起人们的斗志。这种信念不仅存在于那些能够根据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未来的人们心中，而且贯穿于最终实现这些理想所必须的价值观念之中。那些已为人熟知的毛主义情操，如不断斗争、勇于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自己信奉的价值观，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们信奉和实行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这些价值观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这些禁欲主义的价值观，成为后来大力提倡的“延安精神”的核心。 长征中死去的人数远比幸存者多，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长征对“延安精神”的特殊贡献。这么多人都死了而我却还活着，幸存者的这种意识使他们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产生了宗教式的献身感。后来，毛也对自己还活着感到惊奇，他评论说，“看来死神对我不感兴趣。”[2]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其后成为一种象征，长征对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都是最终和最高的考验。毫无疑问，长征经验对毛形成这样一个信念起了巨大的作用，即他的命运就是带领追随者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其他人即使没有毛的这种特殊使命感，也都有着类似的经验，对人员的巨大伤亡感到痛心，铭记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这种心理遗产对延安共产主义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特殊使命感，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使无数牺牲烈士的鲜血不至于白流，随时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不至于无谓。 所以，仅仅还是活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成为一件具重大心理影响的事情。它同时还产生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它不仅证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还证明了领袖政策的正确与领袖智慧的高超。事实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样说似乎并无不当——起源于长征。毛是把红军幸存者带出荒原的先知。虽然陕西不是理想之地，但后来革命的不断胜利，实现了毛的预言，证明他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尽管在延安时代还没有出现1949年后那种对毛及其“思想”的极端崇拜形式，但在毛的名字和他本人周围，已经有了一种神秘和令人敬畏的气氛。早在1937年，斯诺就报道说，毛已经获得了“颇具魅力”的声望。[3] 中国人在后来称颂长征时，把长征说成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保证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成功。然而，在当时看来，胜利似乎并非如此必然。红一方面军所欢呼雀跃的，是他们的生存，仅此而已。1936年，毛在分析形势时，比后来的笔杆子们要坦率得多： 丧失了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4] 诚然，毛把失败归咎于刚刚失势的党内对手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错误，充分地表达了他对最终胜利和他为夺取胜利制定的新战略的信心，但是，他对长征结束时党的情况的评价是悲哀和准确的。 1935年底，刘志丹率领自1931年就一直在陕北进行游击战的数千红军战士与毛会合。刘志丹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原是国民党军官，他的英雄业绩使他在陕西享有罗宾汉式的声望。此外，1935年9月，在毛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前的几星期，还有数千名红军放弃了湖南的小块根据地，来到陕北。1936年，又有两支红军残余部队到达陕北，一支是原在湖南活动的由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另一支是由张国焘、朱德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张曾率部队脱离规定路线，最后取道新疆到达陕北。尽管如此，到1936年下半年，陕北红军总数也不超过3万人。比起围追堵截的蒋介石军队来，这实在是一股小得可怜的力量。 延安时期与农民革命 1936年，共产党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也十分困难。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之一。多少个世纪以来，水土流失使陕北的土地贫瘠荒芜，只能供养很少和极端贫穷的人口。毛泽东曾对一个外国参观者说，陕北“是中国一个非常贫困、落后、不发达和多山的地区。”[5]1936年，周恩来认为，陕北是复兴中国革命最不利的地方，“陕北的农民太穷了。”他当时抱怨说：“这里土地贫瘠……江西苏维埃的人口有300万，这里最多不过60万人……在江西和福建，人们都是带着包袱参加红军的，这里的人参加红军连双筷子都不带；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穷的了。”[6] 至于延安本身，特别是毛和其他领导人曾居住和工作的窑洞，如今已成为供人们参观瞻仰的革命圣地。延安虽然是一座建于约三千年前的古城，但在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在中华文明逐步南移的数世纪里，延安逐渐变成一座偏僻的边城，主要是抵御来自中亚游牧民族入侵的一个军事前哨。1936年底，共产党军队占领延安并把它作为陕甘宁边区首府时，延安只是一个约有一万人的贫困市镇。延安的萧瑟反映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贫穷落后。延安现在的博物馆和圣地展示的，不是历史的名胜，而是现代革命历史的实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作家曾礼貌地赞扬延安的艰苦环境，毛则简短地回答说：“我们别无选择。”[7] 但是，中国人赞颂的是延安时期而不是延安这个地方。然而，人们怎么会在颂扬那个时期的同时又不喜欢那个地方呢？一支衣衫褴褛、与世隔绝、缺乏物质条件的革命队伍，又是如何在短短十年间成长为拥有百万之众的强大军队、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对那些热衷于考察历史偶然性作用的人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无疑是一件最有吸引力的事件。可以很容易地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不会出现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根本条件。延安就还是地处遥远西北省份的一个贫穷巿镇。今天，北京也不会有人颂扬“延安精神”，也就不会有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去思考“延安现象”了。 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国民党人被赶出了大城市，失去了其获得财政和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对国民党来说，战争的破坏导致了经济上的巨大混乱和官僚腐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腐败堕落。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农村的政权管理机构基本上都被摧毁，作为国民党在农村统治基础的豪绅地主，或逃离农村，或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无助状态。[13]与此同时，富有农村工作经验、擅长游击战争的共产党人则打开了进入广大农村地区的通道。日本侵略者虽然能够占领城市，但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对农村进行有效的控制，共产党游击队的根据地得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迅速发展。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向西部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多数地区土崩瓦解，使共产党人能够走出在陕西偏远的藏身地，将其军事影响和政治影响扩大到华北和华中广大的农村地区。日益强大的延安根据地虽然还是革命的政治与思想中心，但共产党干部的足迹已遍及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他们赢得了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政治支持，在敌后战线组织了许多游击战争。事实证明，共产党于抗战时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来并逐渐增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对共产党赢得1946年再次全面爆发的国共内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抗战时期，共产党人所以能够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主要基于他们提出的全民抗战的爱国主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以新的形式取代了旧的“天命”。国民党领袖先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继而因无力抵抗而失去民族信任，共产党则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革命中心，而且(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征。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延安，献身于共产主义(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事业。在延安，他们中许多人先进入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训练，进行思想“改造”，成为迅速发展的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管理和军事干部。 日本的侵略不仅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危机，而且激发了农民强烈的反帝情绪，共产党人则成功地将农民的反抗情绪转变成现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利用它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目标。在日本侵略者无法控制和占领的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农村地区，日军实行了惨无人道、凶残野蛮的三光政策，更是给共产党创造了这种新的政治机会。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动员农民，共产党这一方针对延安时期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 有这样一种倾向，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解释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或把这场革命视为新的社会精英借助于群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偶然浪潮而获得权力的一个事例。有鉴于此，把整个“农民民族主义”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来看待就格外重要了。中国农民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认同感，与农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并非始于1937年，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久远的特征。即使是农民武装反抗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已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9-1842年鸦片战争。因此，无论是高估农民对现代民族意识的自发性，还是低估共产党在给农民灌输这种现代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都同样会导致极大的误解。早在1937年很久以前，共产党人就是热切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把农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反帝情绪改造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共产党起了主要的作用。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全国各地农民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全国范围的抵抗运动，使这场运动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使命感。共产党不仅仅只是代表民族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把民族主义灌输给农民。 此外，无论是共产党提出的民族主义主张还是群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都没有减轻农民的社会经济苦难，也没有削弱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承诺对农民的吸引力。准确地说，在共产党人发动农民并赢得农民支持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大多数地区，情况正好相反。战争进一步加重了农民本已可怕的经济负担，反而增强了共产党土地改革纲领的吸引力。诚然，延安时期官方的土地政策相对于江西时期的标准是比较温和的。这时的土地改革纲领不再重提剥夺和瓜分地主财产，而采用了减租减息的方式，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遵守战时与国民党结成脆弱联盟的条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不仅力图获得贫农和中农的支持，而且要争取地主和富农的支持。然而，不得超过收成三分之一的地租、废除地主和官僚赖以剥削农民的许多传统的非法方式，对于长期处于最残酷的社会、政治、经济压迫的农民来说，不啻为福音。 再者，并非所有地区都严格遵守这种“温和”的官方土地政策。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地主与国民党军队一同逃走的地区，渴望土地的农民分去地主的财产。在豪绅地主没有逃走的地区，他们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的情况则十分普遍。作为交换，日本人为利用地主传统上的“社会控制”功能在政治上为其服务，允许地主保留剥削农民的传统经济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来说，地主不但是经济上的压迫者，而且还是汉奸。新的民族仇恨更加剧了基于社会经济的固有仇恨，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主张，恰恰迎合了农民的这两种情绪。 在农村多数地区，剥夺地主财产是一项颇得人心的政策。凡剥夺了地主财产的地方，凡共产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农民的安全和他们刚得到的土地的地方，共产党都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当然，条件和政策因地而异。在一些地区，为了民族团结，就必须牺牲社会革命以获得农村所有阶级的支持；在另一些地区，激进的土地政策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其他一些地区，则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经济主张均徒劳无效。但是，即使是在实行温和土地政策的地方，传统的农村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地豪绅精英的政治权力被剥夺，其社会权威和声望受到严重损害，他们仅存的一点经济权力，也依赖于新的政治-军事权力执掌者、即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干部的恩赐。在延安时代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长达两千年中一直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受到破坏甚至被剥夺，标志着自公元前221年封建帝国建立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的开端。 日本侵略者迫使国民党军队及其官僚机构从中国多数地区撤走，使共产党人能够以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重目的去组织农民，客观上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侵略本身并没有创造革命形势——因为它已经存在，但侵略的确强化了革命形势，为革命行动提供了新的时机。然而，无论“革命形势”如何成熟，它自身也不会产生革命。只有革命者才能制造革命，也只有在革命者能够正确地估量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可能性时，他们才能制造革命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要理解延安时代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必须考虑到当时所有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特别是毛泽东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各种倾向。 毛主义的起源 毛主义要到1940年代初才成为共产党的正统教条，但它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纯粹中国式的)解释却始于此前20年。把毛主义简单地看成是延安时期“客观”条件的理论反映，忽视了这样一个公理：人既是历史的创造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设想来创造历史。无论是延安的共产主义或是毛泽东，一概不能例外。正是毛在当时已经成名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延安的共产主义。1935年，毛到达陕北时，脑子决不是一片空白。 1920年，毛成为共产主义信徒时，那些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革命概念的思想倾向业已存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革命经验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倾向。毛早期的思想信念是深刻的唯意志论，即历史(以及发动革命)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意识，即人的观念、意志和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当毛在其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放弃这种信念，忠诚的革命者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改造社会现实。 诚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理论，使毛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某种程度的确信，但最终的分析表明，毛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并非基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对毛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如何思考以及他们决定参加革命活动的决心。这意味着，中国革命无须依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既定水平，革命活动也无须受制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教条。它还暗示着要特别注意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这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毛看来，正确的思想是进行有效革命活动的根本前提。正是这种信念，使毛主义十分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 强调思想上的统一对延安时期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至关重要。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难以实行集中的组织控制，培养人们对共同信念和共同的思维方式(进而是共同的行动方式)的强烈责任感，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共产党人为什么采取“人民战争”战略和游击战策略，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地运用这些战略和策略原则，都与毛和毛主义者着力强调“主观因素”密切相关。 如果说毛的唯意志主义冲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决定论含义，那么，在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来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从其马克思理论生涯之初，毛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冲动便使他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中心。早在1930年，毛就预言：“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8]这种自信反映出他确信，中华民族在建立未来世界革命秩序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作用。毫无疑问，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在这里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密切交织在一起。但是，正是在这个托洛斯基曾称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危险领域里，毛与那些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更多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正统教条束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 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民族主义成份，不仅反映在他对共产国际长期的敌视态度，还反映在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理解，这一点更为重要。其中心思想是，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不如说是来自中国社会外部。真正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面对帝国主义的持续威胁，中国将作为一个潜在的无产阶级国家而自立于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中。为了对抗外部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能够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帜之下。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的人，应该被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从中华民族，或至少从“人民”的行列中驱逐出去。因此，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阶级斗争可以从属于民族斗争，实际上，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并不矛盾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潜在地是革命者，这种看法使毛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革命谮力予以热情的评价，使他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感情服务于共产主义目标。 在毛开始其革命生涯的1919年，他就倡导过“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9]这种民粹主义思想也影响了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它强化了毛关于中国人民在面临外部敌人时要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信念，导致他认为“人民”本能地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源自早期民粹主义信念的一项毛主义口号。1919年，毛就断言：“中国人民有着巨大的内在力量。”[10] 毛的民粹主义思想、本质上的农民倾向和他对“生活与劳动之和谐”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使他把“人民”这一概念限定于农民群众(因为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毕竟是农民)，并高度评价农民具有自发的革命热情。这样，当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时，毛的民粹主义就驱使他把注意力放到农村。1927年2月，毛在其著名的(异端之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他发现中国农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他预言说，这股力量能够横扫它面前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不愿意与农民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识分子。后来，毛还表达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的“知识”的不信任和对农民固有“智慧”的钦佩。 毛主义精神的许多特征都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的：对职业专门化的蔑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对官僚主义的深恶痛绝、反城市的偏见、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毛并不简单地是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民粹主义者(责编：YeLin) |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式的革命与延安传统
时间:2010-11-16 来源:《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节选 作者:莫里斯·迈斯纳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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