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劳动力来说吧。在令人沮丧的市场经济中，劳动者自然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一样来出售，即便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们，常常也不得不为谋求一纸劳动合同而低垂一下平日×高傲的眼神，但是这×的劳动者好歹是其劳动力所有权的拥有者，或者说这种拥有的程度远比在其它类型的经济体制中要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所有的劳动者并不是其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的劳动力乃至整个人都是螺丝钉，其所有者是政府以及执政的党，被拧在哪×要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当有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螺丝钉而试图换一换被拧的地方之时，权力等级体系中哪怕是稍微执掌一点儿权力的人，例如工作单位人事科的科长，就能让这个螺丝钉永远锈在原来的位置。当然，绝大多数有权力的人也不是自己劳动力的完整所有者，这取决于他们在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位阶cq。对这种人称「人才单位所有制」的现象，中国人不仅尽人皆知，而且相当一个比例的中国人均长时期深受其苦。对此而造成的人间大悲剧，波兰尼以及为他的大作撰写〈前言〉和〈导言〉的国际大学者们恐怕是难以体会的。

当波兰尼在论证「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为自由社会所必需时，他对于极权主义政府的判断力、想象力和预见力，亦即对极权主义型政府干预（或掌控）的性质和后果的了解，不要说不能与哈耶克相比，即便与其弟弟迈克尔．波兰尼相比，亦相去甚远cr。这一点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所谓「左翼极权主义时代」的国际学者来说不具有相干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这一对比对于我们书写中国的大转型则具有重大的相干性。

中国大转型的核心特征就是市场力量的大释放，而这一释放的历史过程比波兰尼所描述的历史情景更曲折、更悲壮、更令人回肠荡气。在中国，市场的力量是在波兰尼所没有体会、也没有认真加以了解的极权主义权力与控制体系中释放出来的。波兰尼绝对想象不到这样的「权力」与「控制」之强悍居然能让无辜的中国村民为了一点点儿小小的市场自由而流血的地步。

中国大转型的标志性起点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在国家之手，当年的村民们只不过要求拥有使用权，然后对于使用土地而生产出来的粮食拥有一部分控制权，即「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他们没有不把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上缴给国家的自由，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想把一部分粮食留下来自己使用或者通过自愿交换卖给别人。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让自己和乡亲们不至于饿死，决定冒死让这一点点儿小自由变成现实。于是，十八位村民划破手指写下了一纸血书，保证他们一旦因此而被捕甚至被处死之后，乡亲们会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

历史的事实是，中国的大转型起步于普通中国人的鲜血，当然这绝不止于小岗村村民手指中留出的鲜血。无论鲜血从何人身上流出，其共同点在于，鲜血都是为了冲破政府的掌控而流，也是为了获得市场行为的小小自由而流。波兰尼当然不可能知道这段历史，而波兰尼思想的西洋继承者不知道这段历史也不足为奇。但是，当波兰尼思想的中国继承者在书写「权力」、「强制」和「控制」的时候，能不能把迫使小岗村农民立血书的「权力」、「强制」和「控制」和让这种事情绝然不可能发生的「权力」、「强制」和「控制」区分开来呢？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否认波兰尼关于政府干预的睿识。波兰尼揭示了一个貌似平常但却深刻或者说貌似深刻但却平常的道理，即一个能让自由贸易正常运作的市场必须以更多的、更严密的、更公正的政府规制为前提。在《大转型》的最后一章，波兰尼这样写道：「在一个复杂社会×，如果规制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而这个手段的使用又是与自由本身相对立的，那么这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cs如果在这本经典著作中，作者不是将「规制」一词与「计划」、「控制」等词混用，那么可能引起的误解或联想会少得多。

其实，在任何市场经济体中，经济规制（economic regulations）和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s）的存在和实施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市场经济体制与规制型国家是并存的ct。美国的一位政治经济学者曾经写了一本书，题为《市场愈自由、规则愈多多》（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详细说明发达经济体的规制改革，主要的特征不是解除规制（deregulation），而是重新规制（reregulation），亦即变革规制的内容和规制的手段，使自由市场的运行更加自由dk。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国家转型尚未完成，即中国政府尚未从一个孕育于计划体制之中的行政命令型政府转型成为一个规制型政府。在众多的社会经济领域，要么规则制订不详细、不清楚、不周密，要么执行上的缺漏比比皆是dl，甚至学者们对于规制以及中国规制改革以至更大的国家转型这些问题的研究都不充分，也不深入。这一问题在社会规制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乃至当今中国人不得不整天为不安全的食品、不灵光的药品和不干净空气而发愁。在中国最为常见的事情之一，就是政府应该干的事情不干，而政府不该干的事情却经常蛮干。对于规制缺失但行政命令横行，甚至是中国政府中的某些官员，都不加讳言并痛加针砭。这恐怕也是「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

更进一步说，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必要而且必需的政府干预并不止于规则的制订和执行。政府还可以以多种身份，例如保险者、购买者、雇佣者、赞助者、调控者、信贷者、担保者、规划者甚至道德劝说者的角色，参与到市场活动之中，或者说干预市场dm。因此，在面对市场失灵的挑战时，仅仅提出政府干预必需论并不足够，更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干预的种类，即政府根据甚么样的原则、选择何种方式来干预市场。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干预的存在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中国大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谈论政府干预之时忽视政府干预的类别，至少是头脑不清的表现。同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完全依靠行政手段（建立等级化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对社会经济生活实施全方位的计划控制不同，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的手段不仅多种多样，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是通过参与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的方式来干预市场。在面对市场失灵的挑战时，回归计划经济时代某些「计划」、「强制」、「控制」的做法，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是逻辑顺畅而又简便易行的选择。但是，如何在中国大转型的时代运用市场友好型而不是市场取代型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这正是中国公共治理变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五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与中国奇k的关联

无论如何，经过三十多年市场力量的大释放之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政化的等级组织主宰社会经济生活的格局已经打破了。在结构和制度上，中国经济无疑包含^两大部分：其一是庞大而且强势的国有企业；其二是总体上尚不强势但生机勃勃的民营部门。尽管依然存在^许许多多的阻碍，但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众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经由市场力量所主导：竞争性物品与服务的提供自不待言；哪怕是在所谓「战略性」的经济部门，鼓励竞争、遵从市场规律业已成为财经舆论、公共政策和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旋律。

市场力量的大释放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波兰尼所忧虑的大灾难。相反，中国经济出现了奇L性的增长，中国民众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国际地位实质性地提升了。简言之，中国崛起了。当然，伴随^中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层出不穷，或者说中国崛起的代价也委实高昂，例如收入不平等愈来愈加剧、生态环境的宜居性愈来愈糟糕、社会断裂和溃败的可能性愈来愈显著dn。即便是在经济领域，增长模式的转型、「国进民退」的危险、房地产泡沫的崩溃等，都是热门但却沉重的话题。所有这一切，导致中国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外知识界的一个关注话题。

那么，中国崛起的主要推动力是甚么？这是关于「中国模式」之争的核心问题。争论的核心，就在于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如何估计，如何评价。简化来看，争论文字的一极是「市场都好论」，另一极则是「国家都好论」或「政府都好论」。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兴建山寨版世界知名建筑来推动地方GDP。图为中国某地的「山寨版美国国会山」，但中国媒体称之为「山寨版白宫」。

一般认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靠近「市场都好论」这一极。对于中国崛起的主要推动力这一问题，中国相当一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就是「市场力量的释放」，或者说市场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发育、形成、成长。无论对于中国大转型中发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究竟如何刻画，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发展并不神秘，也没有特殊的原因。这正如钱颖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经济作出的三个观察——第一个观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第二个观察：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特殊；第三个观察：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特殊do。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模式」恐怕根本不存在。更进一步，在这批经济学家看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例如收入不平等，与其说是市场力量释放所带来的恶果，不如说是政府转型不彻底的伴生物或者说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其实，哪怕是官方背景极其强烈、公认不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也把国有垄断企业的高收入、高福利视为当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解释因素之一dp。

根据笔者的阅读，这批中国经济学家中没有人相信「市场都好」，更没有人主张市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或许，其文字的某些论说被人看起来像稻草，于是他们就「被稻草人」了。总而言之，很多人相信并且为之义愤填膺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在鼓吹「市场万能论」。就连远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学者，也曾在其著作中译本的前言中如此劝导中国读者：「请千万不要被过去20年的历史所愚弄。经济激励的引入的确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这不意味^『市场』就是对中国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的包治百病的万能答案」dq。

然而，在有关「中国模式」的文字中，有一类论说影响巨大，即从政府的性质和作用这一个角度来探究中国崛起的独特因素，并对这一独特因素给予正面的评价。这类论说本身也具有多样性，其论说的进路（approach）和理据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为了)述方便，还是经常被打上国家主义（statism）的标签。在有关「中国模式」的国家主义论中，一种典型的论说思路如下：

首先，这一论说质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并对如下诘问自鸣得意：如果「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那么为甚么世界上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制度的欠发达国家众多，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这一诘问看起来简洁有力，但在科学方法论上露出了破绽。实际上，作为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们在把市场经济制度和组织的引入当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时，甚至当成人类历史上所有经济持续稳定成长的主要解释变量时，他们实际上在说，这些变量成为经济持续稳定成长之必要条件的概率较大，但绝不是充分条件。说白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一个经济体要持续稳定成长，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万万不能的dr。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明白，要论证出哪些因素是另一件事情发生的充分条件，那是非常困难的，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说只要引入了「私有化」加「市场化」，一个经济体就必定能获得成长。假如是这样，经济学家们说完这番话之后就会立马失业。

其次，这一论说试图淡化或贬低市场经济引入这一因素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性，而是把所谓「中国奇L」归功于政府。有些言论稻草很多，甚至已经无限接近「政府都好论」的稻草人了。即便不淡化、不否认市场经济的因素，这类论说也倾向于把改革开放的实现归因于政府的设计和领导，而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归咎于市场，例如将收入不平等的恶化视为市场力量大释放的结果。就这一点，颇有波兰尼在描述市场力量大释放之灾难性后果的风范，尽管不具备其深度。如果再退一步，这类论说不把「市场」彻底贬死，转而干脆把中国经济成长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经济结构的「国有」加「民营」两大板块的组合，简称「国民经济」；说白了，这一论述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经济之所以如此出色，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如此出色。

对这种在方法论上漏洞百出的论说，本文无意加以更深入的评论，以及无意卷入对于「市场万能论」和「国家万能论」这两个稻草人之间的战争。笔者重视的是另一种智识上的努力，即在常规的经济因素之外，寻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附加解释变量。如果将探寻的目光集中在政府的因素之上，那么这一努力正是国际学术界比较发展研究（或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的核心。

长期以来，国际比较发展研究界就政府与社会究竟孰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或阻碍者）展开了激烈辩论。主流看法是所谓「社会中心论」，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有结构功能主义，本文不论）。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力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而压抑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者；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言人而已。针对「社会中心论」，国际比较发展学界在1980年代发展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思路」（state-centered approach），简称「国家中心论」，有时又被称为「国家主义」ds。然而，这种「国家中心论」与那种将国家视为解决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之灵丹妙药的「国家主义」并不一样，前者只不过是在试图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时将政府的因素视为一种自变量而已，而后者是在追寻一种乌托邦。后一种论说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是稻草人姑且不论，但在中国，至少有很多论说者身上的确披有极多这类「国家主义」的稻草。

从「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应运而生的是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理论。研究者们发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国家必须要有自主性，即能够摆脱社会群体之控制并超越其利益以决定公共政策的特质。根据这一理论，在经济社会获得均衡发展的国家中，经过竞争性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国家（或政府），并不像以往政治学理论所刻画的那样，为各种利益群体所左右。一个强的民主政府必定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好，可以自主地采取行动，甚至当其偏好或行动与最有实力的社会集团需求不相一致时也会如此dt。相反，如果自主性不强，国家就太弱，而强社会的存在就会致使国家行动七零八落，到头来有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为基本的发展策略就是所谓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强化国家自主性来提升政府的四大能力：1、穿透社会的能力；2、管制社会关系的能力；3、汲取资源的能力；4、配置或使用资源的能力ek。

或许由于经济学的学术强势地位，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服膺者总是免不了把新自由主义当成力图超越的对象，甚至当成批判的靶子。其实仔细想一想，国家自主性理论与市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并无矛盾。前文已述，市场自由主义所赞美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契约和自由企业基础上的组织和制度体系，而这一体系的维系和正常运转，必须以存在^一个对社会力量不偏不倚的、行事公正的政府为前提。因此，当这种特质的政府出现之时，哪怕是针对某些特定的事项，或者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或者面对特定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出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借鉴比较发展学界中国家自主性理论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入探索上，大体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姚洋却提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也引发争议的观点，即「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是中国经济奇L的一个解释变量el。他所谓的「中性政府」就是与所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不相干的政府；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autonomous state）。

正如完全具有自主性的市场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过一样，完全自主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过。无论在哪个地方，国家自主性有时强，有时弱，在某些事情上表现得强，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弱，这再正常不过。而且，在很多时候或在很多情况下，国家行动者（state actors）或政府官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和偏好，而很多国家行动的确超越了社会利益，但只不过是因为国家行动者自己的利益左右了其行动而已。在学术界，从这个基点出发来看社会经济发展的学派众多，例如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派，以及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理论」。在中国人的日常讨论和媒体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痛斥政府部门利益阻碍改革与发展的文字，这些议论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国家中心论」的思路。

谈到国家自主性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触及到如何解释东亚崛起的学术性探索，这与我们今天探索「中国模式」具有智识上的同构性。面对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L，在1980年代前，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解释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奇L的解释相类似。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国家中心论」异军突起，这一派把东亚奇L归因为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东亚发展的最主要解释因素之一，不只是社会因素（重视家庭或教育）或文化因素（儒教资本主义），也不只是市场力量，而是一种特定的政府类型，即一个能够不受各种社会群体以及短期市场力量左右的、高度理性化、能够根据国家长远的发展需要制订并实施高瞻远瞩产业政策的国家官僚组织。这就是所谓「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理念的核心主张em，而发展型国家最主要的行动就是通过众多公共政策故意把某些战略性产业的产品价格「搞错」（意指偏离市场均衡价格），从而达到驾驭市场的目的en。这一主张的许多内容甚至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之一的世界银行所接受eo。

作为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型国家」理论告诉我们，国家仅仅具有自主性并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自主地要做甚么。如果政府在追逐其自身利益的时候有能力对社会所有群体的利益均不加理会，这样的国家固然具有高度自主性，或者说是中性的，但却不是「发展型国家」，而是「掠夺型国家」（the predatory state）ep。即便政府的确力图促进发展，但「发展型国家」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国家的某些不发展。如果「发展型国家」把发展的战略方向选错了，其结果自然就不是发展而是落后了。日本就是现成的一例，其「发展型国家」在1980年代选择「第五代计算机」作为战略性的产业发展重点，然而，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尽管没有日本式产业政策的支持，却开启了全球性的信息革命，以致当今世界各国民众（包括笔者自己）只知道iPhone，却都不知道「第五代计算器」为何物了。大转型之中的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发展型国家」的某些特征，但是「发展型国家」作为一种解释变量，究竟如何能对「中国模式」构成一定的解释力，这还有待于中国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eq。

可是，在国际学术界，有关「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争论尚未结束，在国家中心论的学术圈子内部又形成了一股修正版国家主义（revisionist statism）的学术思潮。修正版的国家主义认为，以往「国家中心论」对于国家自主性的强调走得太远了。国家的力量并不在于国家保持某种绝缘于社会的自主性，事实上这种绝缘性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也不在于国家拥有忽略社会群体的需求、强行向社会施加其意愿的能力。相反，强国家的体现正在于国家能够同各种社会群体协同努力，以争取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再必然是你强我就弱、你弱我就强的零和博弈关系；强国家可以赋予社会以活力和能力，而生机勃勃的社会也可以有效地协助国家强化其管理社会的职能。

这一理念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所谓「国家在社会中」理论和「国家与社会协同」的理论。参与前一种理论建设的学者都曾参与过「国家中心论」的建构，但他们批判了自己曾经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the state-versus-society framework），提出了崭新的「国家在社会中」（statein-society）的新思路。根据这一新思路，国家管制社会的效能千差万别，但重要的影响要素之一在于国家是否能够同社会力量保持必要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与社会可以达成相互增权的格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能够增进双方的能力。为了修正「国家中心论」过于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偏颇，他们^重指出，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为社会赋权」（empowerment ofsociety），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er，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社会的需求可以同国家的权力有效地实现沟通和整合，这样国家便可以更加有效地根据全社会民众的需要确定施政的目标，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为全社会更加广泛的利益要求服务es。这批学者大多根据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对于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中包括时任康乃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许惠文（Vivienne Shue）教授，她从当代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经验中为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理论寻找经验的证据。

「国家与社会协同」理论由经济社会学家埃文思（Peter B. Evans）提出。事实上，1985年，埃文思本人正是「国家中心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十年之后，埃文思出版了经典的《嵌入式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一书，自我批判了体现在国家中心论以及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论中有关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理念，提出了「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的新理念。在这×，我们又看到了波兰尼挥之不去的影响。根据这一理念，国家的确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发挥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能够发挥这种推进作用的国家，并不是「发展型国家」理论所刻画的绝缘于社会、具有高度自主性、能够力排社会的特殊利益从而高瞻远瞩推动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政府。相反，成功的政府必须同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国家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也必须深入到社会之中，方能有效地推动社会长远发展et。1997年，埃文思主编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一书，收入五篇案例研究文章，论述了有效的政府干预与高度发达的小区组织之间积极的互动，明确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协同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成功的重要要素fk。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篇文章中，有一篇文章以中国为参照系，对俄罗斯转型期间经济衰退的教训进行了分析，作者特别指出，在中国，地方政府机构与乡镇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向市场经济的有力过渡提供了基础fl。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论说，实际上在很多学术领域中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同的方式得以表达，而且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以为然的新自由主义并不矛盾。例如「世界民营化大师」萨瓦斯（Emanuel S. Savas）强调的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关系fm，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大趋势就是强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模式替代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传统模式，并在服务提供者中引入了市场竞争fn。在福利国家转型中，所谓的「公私合办福利」（public-private mix of welfare provisions）的兴起fo，甚至民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全新模式的应运而生和发展fp，也同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改革的批判性建议分不开。

所有这一切，均需要我们对「权力」或「政府」以及政府运用权力的方式加以深入的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以为，历史社会学家曼（Michael Mann）关于两种国家权力的区分，远比波兰尼关于权力的论述能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根据曼的分类，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两种：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设施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或译为「建制性权力」）。专制性权力指国家所拥有的分配性权力，其行使不取决于国家行动者同社会行动者的讨价还价；基础设施性权力则指国家穿透其管辖下的全社会以实施其政策的能力。曼指出，专制性权力属于上述的个体性权力，只为国家行动者所独有；当国家行使其专制性权力之时，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与此相反，基础设施性权力是一种集体性权力，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性权力并不导致社会的衰弱；相反，强有力的、活跃的社会团体的存在可以有助于国家基础设施权力的增强fq。

六　结语

中国大转型的中心内容是市场力量的大释放。从开始到今天，伴随^这一历史进程有苦难、悲剧和鲜血，也有欢乐、幸福和希望。然而，中国的大转型至少与波兰尼笔下的《大转型》不一样，也同斯蒂格利茨在该书〈前言〉中所忧虑的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大转型不一样。在中国，无论是基于逻辑分析，还是基于科学的经验研究，甚至基于个人化的体验，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断言，为中国的大转型带来苦难、悲剧和鲜血的并不是有关「自发调节市场」的理念，更谈不上实践，正如他们所一再强调的，「自发调节市场」从来也没有变成现实世界中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一种实践。实际上，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的许多苦难和悲剧，来自那个在三十多年前将中国人几乎摧垮的权力等级体系。在这三十多年，中国人在走向光明的路途上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在力图逃离、挣脱和突破旧权力体系的强制、束缚和控制。尽管中国的大转型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一进程依然没有完结，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完结。计划经济体系已经被抛弃，但是它的遗产、它的亡魂依然束缚并缠绕^众多中国人。

(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