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波兰尼的《大转型》说起

自1978年底以来，中国大陆（以下简称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转型。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大转型的讨论，不仅在中文世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和媒体均持续热络。相当一部分讨论，围绕^所谓「中国模式」的有无、特征及其相对于各种理论与现实版发展模式的优劣，展开争论。

谈及「大转型」，不禁令我们联想起匈牙利裔英国学者波兰尼（Karl Polanyi，又译博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Time）一书1。在1920年代，由于接触到经济学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尤其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的观点，批判市场自由主义就成为波兰尼学术生涯中最为核心的关切。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同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2 和《大转型》，分别成为推动和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两大经典。

当然，无论是在学术界之内，还是在超越学术之外的现实世界，哈耶克作为代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同在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波兰尼的《大转型》，分别成为推动和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两大经典。

如果说哈耶克在关于计划经济体系命运的预言上具有某种神奇性，那么波兰尼则在人类社会诸多大转型中具有思想的穿透性，尤其是他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保护（或社会发展）对于自由的价值，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异乎常人的理解和想象。表人物之一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潮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在1990年代达到顶峰。极权主义及其统制经济（或称「命令经济」、「计划经济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崩溃并最终只在一只手可以数过来的几个国家中苟延残喘，印证了一个古老的人类信念，即思想尽管不一定具有决定性但却依然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一方面，市场自由主义思潮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以至全球化的标签下，开始主导甚至支配^全球的政治和经济，但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思潮在西方学术界有了盛极而衰的L象。个中原因似乎再简单不过：当广义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们热衷于论证或想象「历史的终结」之时，引领人类历史来到这一点的思潮也就难免随^历史来到终点而终结。

相对来说，波兰尼思想的影响力基本上始终局限在学术界，似乎也没有经历大红大紫的辉煌岁月，但是其思想的耐久性、穿透性及其对现实世界的相干性却与日俱增。《大转型》2001年再次修订出版时，邀请到时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写〈前言〉，剖析了此书对于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性3。巧合的是，斯蒂格利茨当年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为波兰尼思想对当今世界的相干性，增添了一个小小的砝码。

那么，波兰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工业革命到法西斯主义兴起这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的考察，究竟有哪些内容在二十一世纪依然具有相干性呢？简要来说，波兰尼试图告诉世人如下几点：

1. 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或者说自由放任的市场，从来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真正存在过；

2.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对人类不无好处，但其内在的缺陷是严重的，给人类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3. 为了矫正市场的内在缺陷，也为了捍é自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必需的；

4. 为了应对市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绝大多数社会都会演化出社会保

护（social protection）制度。在波兰尼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无非就是「市场—政府—社会」的三角关系史，以及在这一历史中呈现出对市场、政府和社会的不同认识。在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市场力量的不断扩张和社会保护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一种「双向运动」，而政府在其中不断扮演^各种重要的角色，最为重要的就是担当自由的守护者。当米塞斯和哈耶克发现市场经济是自由秩序的基础之时，波兰尼呼吁所有真诚试图为所有人创造自由的人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即政府）并与之作对，因为「权力或计划」也是我们建立自由秩序的工具4。

如果说哈耶克在关于计划经济体系命运的预言上具有某种神奇性，那么波兰尼则在人类社会诸多大转型中具有思想的穿透性，尤其是他对政府干预和社会保护（或社会发展）对于自由的价值，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异乎常人的理解和想象。除了对极权主义和统制经济的鼎盛与崩溃缺乏深切的体认之外，无论是针对福利国家的辉煌和变革、市场制度的精致化和市场力量的全球化，还是针对公民社会的复兴，甚至是针对东亚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和演变，我们都可以发现波兰尼的思想挥之不去。毫无疑问，在西方思想和学术探索的谱系中，波兰尼属于左派，是某种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辩护者，而哈耶克属于右派，是市场自由主义最有力的代言人之一；在左派之中，波兰尼与其左的极端相去甚远，而哈耶克则属于右派之中比较靠近右端的代表人物5。

同其它国家的人一样，中国人深切关怀并且为之深感困惑的事情，无非也就是「市场—政府—社会」的三角关系，以及对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大转型的实际进程之中，还是当今知识界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哈耶克和波兰尼的身影。同国际的情形类似，哈耶克与波兰尼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是不均等的。哈耶克之作的中译本早在1962年就已出版，只不过「内部发行」。随^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种种限制，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封面粗糙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改变了中国现实的思想力量之一，也成为改变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要智识源泉之一6。相对来说，即便是在中国学术界，波兰尼的影响力都有些局限7。在中国学术界新左派的作品中，执掌思想大旗的人物往往是西洋更为时尚的明星，多半都是以相对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曾被挖苦为「高等迷信」（high superstition）的种种「后××主义」8。至于波兰尼对自由社会主义的理性主义式辩护及其所植根的各种思想泉源，中国学术左派中的大多数是不甚了了的。无论如何，当我们以理性主义的方式，直面中国的大转型，并将中国大转型置于人类现代化的完整历史脉络中加以思考，我们必将从波兰尼的思想及其所批评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潮中受到启发。本文借鉴波兰尼的视角，对中国大转型以及所谓「中国模式」的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反思。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及中国大转型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至于另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大转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在社会发展（其中包括社会保护）中的作用，亦即探讨福利国家在中国的发展之路，笔者将另文撰述。

无论是反思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还是讨论中国奇L或「中国模式」，都绕不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已经远不止于汗牛充栋，简直到了纷纷扰扰的地步，以致任何坚持理性思考的人在涉及这一大问题的讨论之时，不得不首先进行一番脑筋清理的工作。

在《大转型》中，「市场」一词经常出现，而「政府」则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等。通览《大转型》全书，我们发现「市场」是一个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字眼，当然波兰尼所担心、所质疑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

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种种论述，大体上可以分为四部分：其一是对市场与政府的理解，亦即搞明白我们所赞扬、批判或者谈论的东西究竟是甚么，这其中尤其是对「市场」的理解更为混乱庞杂，亟待清理；其二是对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评价，亦即赞扬或批判；其三是就现实世界中某个国家（例如当今中国）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刻画；其四，据此对某个国家或地区所发生的某种情形（例如当今中国的经济奇L）给出解释。

二　「市场乌托邦」还是「市场稻草人」？

有趣的是，在《大转型》中，「市场」一词经常出现，而「政府」则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等。当今「波兰尼学」的研究大家几乎一致公认，波兰尼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或者说他并不是一个反市场的知识分子。但是，通览《大转型》全书，我们依然会发现「市场」是一个令人有不祥之感的字眼，当然波兰尼所担心、所质疑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市场」，即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此词组相对较好的中译或许是「自我规制的市场」）；而与「政府」一词相关的「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等，则被描述为自由守护神的备选者。那么，波兰尼究竟质疑的是甚么样子的「市场」？

其实，所谓「市场」，本来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词汇。无论哪国人，普通老百姓在提到市场时，无非是指买卖东西的地方。然而，思想家或知识份子们所赞扬或批判的「市场」，也就是「市场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这些词组中的「市场」，当然不只是升斗小民买菜的那些地方。思想学术作品中的「市场」，是指涉及到商品或服务（英文通称为“goods”，一般中译为「物品」）自由贸易的所有组织与制度的整体。在这×，「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自由贸易」其实就是自愿交换或买卖；说白了，买卖双方你情我愿。一个人倚仗自己拳头硬强买强卖，一个政府倚仗自己所拥有的合法强制力迫使民众只能「选择」其所提供的物品，一个国家倚仗船坚炮利在另一个国家强行推销自己的东西，这都不是「市场」。可是，「自由」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麻烦，搞成了「主义」更容易引发质疑。波兰尼对「市场自由主义」的第一点质疑在于，一个百分之百「自足的」、「自由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根本不存在，对这种「自由市场」礼赞、膜拜并视之为值得追求的理想，根本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乌托邦」。《大转型》一书通篇都在痛斥这种乌托邦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探究如何「直面社会的现实」9。用当今国际学术界更为时尚的说法来表述，经济或者市场均不是像某些经济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具有嵌入（embedded）的特征，亦即嵌入在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之中bk。正是波兰尼思想中所蕴含的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奠定了当今国际学术界新经济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经济学bl、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概念基础。

抨击「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无论在国际还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就像时装秀一样，不仅绵延不绝，年年都会花样翻新，而且更有趣的是，相对来说，反市场秀和时装秀有^惊人的一个相似点，即来自巴黎、米兰（欧洲大陆）的更加精致、更加优雅、更富于创意，伦敦（英国）或纽约（美国）次之，北京更更次之。问题是，这种反市场论说是不是在抨击稻草人？貌似不是。世界上免不了有一些人，沉浸于市场力量的美妙运作之中，对市场之外的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大加非议，而这一非议的主要矛头所向就是来自政府的强制力。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哈耶克被视为这些人的典型之一；而在中国，这类人的代表就是众多遭到新老左派痛贬和网民们「拍砖」的所谓「自由派经济学家」。难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真的相信现实世界中存在某种独立于所有非市场力量的、自足自主的「市场」或「市场体系」吗？难道哈耶克在论证市场具有某种自发调节的特征之时，真的相信市场能百分之百地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因而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吗？如果这样，哈耶克以及后来与其思想相近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s）岂不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波兰尼似乎这样认为。他认定存在^一种自由主义，「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并试图「将它们拒之于社会之外」来构建自由社会的理想，并且断言「由于自由主义对任何包含计划、规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碍，法西斯主义的得逞才变得在实际上无法避免」bm。在今天，波兰尼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以及很多学术左派恐怕并不会把法西斯主义的得逞与自由主义的兴起挂起V来，但是他们都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都是活生生的存在，绝不是稻草人。

我们绝对有把握断言，信奉自由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信奉自由，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怎么说，「自由市场」再自由，再具有自发调节的特征，再自足自主，好歹都不能脱离政府的存在而自行运转。再怎么说，你情我愿的买卖能够进行下去，必须好歹要有一整套维系自由契约的游戏规则，而规则的制订者以及执法者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无可避免地是政府。如此看来，波兰尼心目中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奉「自发调节的市场」为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稻草人！笔者猜测，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波兰尼竭力论证「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这一缺乏实质内容的观点，与其对数学和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不甚理解有关。在地球这个现实世界上，自由落体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并不妨碍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在比塞塔上通过扔石头得出「自由落体理论」，而这种刻画从未在现实世界存在过的「自由落体」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世界中不那么「自由」的落体的情形，也有^巨大的帮助。哈耶克的理论也好，后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所描绘的「充分竞争性市场」也好，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Kenneth 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所建构的竞争性经济一般均衡数理模型也好，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存在，如果有人要视之为理想而追逐之，那的确是乌托邦。但是这些思想或模型，或者用韦伯的术语来说，这些「理想类型」（ideal types），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世界不无裨益bn。

而在思维方式上最为接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无非就是基于这些看起来并不现实的理论或模型，通过放松某些前提条件并使之接近现实的情形，构造出一系列更新、更深入、更细致的理论或模型。至于日益受到科学思维影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尤其是在上述美国学院派社会学和政治学作品中，如果关注到经济事务，其很多内容也无非就是进一步放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中一些假设，建立各种关于「嵌入性」的新理论和新模型。严格说，当今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中所有的理论或模型，包括斯蒂格利茨所参与发展的「信息经济学」理论和模型，都从来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存在过。看起来，波兰尼可能与其弟弟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bo缺乏沟通，因此对经济学当时和日后的发展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切的同情，这并不稀奇。但斯蒂格利茨以赞赏的口吻将「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列为波兰尼思想中心主题的第一点bp，则令人十分费解。

老实说，在国际思想学术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有的，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是不是真有，笔者是有所怀疑的。某些听起来类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话语，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有^广泛而深远的言外之意。尤其是在中国—— 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和文化传统但对于「自由」和「市场」的大众理解迥然不同于当今世界自由主义者（无论哪一派）之重迭共识的国度，在智识上不具有历史意义的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也就是那些充分论证市场力量的大释放给中国带来正面后果而不是灾难的话语，在中国的大转型中具有某种「历史的」意义，也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三　对市场或市场经济的忧虑和丑化

与抨击「市场经济的乌托邦」如影随形的思想（或念头），常常是对市场或市场经济的忧虑或丑化。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人的逐利本性所建立起来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人是不是天生就逐利以及是不是一辈子在逐利，这无关紧要，但绝大多数人都至少会在某些时间、某些情况下有逐利的愿望，这恐怕是人之本性所在。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和制度体系，在其中，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所思所作所为去满足他人的所想所求所需，从自愿交换中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时并不伤害他人，甚至还能为他人带来一些好处。这样的制度的确不可能独立于政府、社会或文化（宗教）而存在，但这样的制度显然不是乌托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正是在中国的大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例如版税制）的出现恰恰为那些反市场或反市场经济的言说者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而在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的那个历史时期，这些言说者只能通过迎合上级（哪怕其官阶仅高一级）来谋取一点点儿物质和精神利益。

这正如张维迎所说：「市场经济有一个毛病：当你能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都是它的缺点；当你没有机会享受它的好处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它的优点在甚么地方。」bq尽管很多人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甚至谋取了好处，但是大力批判市场经济的人也往往产生于这一人群。这看起来荒谬，但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在人类社会中，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文明会将「逐利」视为正面价值。无论在何处，拜金主义至少在众人可以宣之于口的主流话语空间中，是遭到唾弃的br。因此，厌恶市场、抨击市场经济、批判资本主义，就成为世界各国众多知识分子乐此不疲的工作。实际上，在中华文化中，不要说君子不屑于言利，就连水泊梁山的草莽们也都把「义气」视为首要的善（primary good），绝不会为了银子而坏了兄弟之情。

中华文明如此灿烂，但其中却很难找到「市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种子，更谈不上萌芽。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基本上是在特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一种人为构造，尽管其中很多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以为我们从事更具有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新理论构造提供素材。五四新文化时期出现了种种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新思潮，但市场自由主义所植根于的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占据哪怕是稍微突出一点儿的位置。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明所孕育并且发展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有别于拜金主义、但却正视人类逐利本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可能会产生正面作用的思想，才在中国找到了大批学生。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自由主义」，而这一思想在国际学术界中某些宣称自己钟爱自由的亚社群中声名不佳。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接受这一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早一点儿的顾准，到后来的大批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因为接受并且传播这一思想而不得不被迫忍受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和迫害，而这些压制和迫害来自他们所必然嵌入的政府与社会。当然，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批中国知识份子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了，相当一部分还成为知识和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但依然会遭受到抨击、批判甚至诋毁、敌视和谩骂，其共同的缘由据说是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美化」。

即便所谓的「美化」现象客观存在，笔者相信市场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奉者及他们在西方的老师都深切了解市场是有缺陷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相当严重。所有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市场失灵是市场体系本身所内在固有的，其主要来源是很多物品或服务具有如下特性：

1. 公共性（public goods）：市场对此要么根本无法供给，要么供给不足，例如国防、外交、传染病预防等；

2. 自然垄断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垄断，并实施价格管制，例如水、电、气等；

3. 外部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充分供给，例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

4. 信息不对称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其依照一定性价比的有效供给，例如医疗、住房等；

5. 低度量性：必须要有超市场的力量维持其依照一定性价比的有效供给，例如非基础教育。

当然，市场失灵的存在并不一定证明政府全盘接管这些物品的供给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一点即便是就一般认为应该由政府组织供给的公共物品而言也是适用的bs。很多市场失灵问题，在成熟的、精致的市场体系中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因而在某类服务的生产方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不一定要直接导致国家行动。譬如说，就医疗服务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契约失灵问题，大量的研究表明，市场制度精致化的安排，例如执照、证书、评级、持续性医患关系的建立等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些问题bt。在大量发生契约失灵的社会经济领域，非营利组织（NPO）可以也应该应运而生，而且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营利性组织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可以用「市场」来刻画ck。与此同时，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第三部门在福利国家的发展与转型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cl；换言之，诚如波兰尼所主张的，社会保护的确至关重要，但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也绝不是政府可以或者应该包办的。此外，在市场失灵因而集体行动的确必需的地方，除了政府干预之外，还可以采取社群（小区）治理和协会治理等多种办法cm。只要发现哪×存在市场失灵，就一味地论证政府干预之必需，这在方法论上犯了「功能主义」的谬误。更何况，在中国式的功能主义思维中，政府不仅被视为散财童子，而且被视为观音菩萨，简直无所不能。功能主义加上唯理主义的思维，往往冀望政府扮演全知全能全责的角色。至于政府干预的种类如何选择，并不在这种思维的思考范围之内，或至少不是这类言说的重心所在。

斯蒂格利茨告诉读者，波兰尼的著作在今天依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原因在于其「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cn。姑且不说「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东西，其运转到底是否存在，其后果为甚么会「如此重大」，仅仅因为论证政府干预为市场经济所必需而具有「卓越性」，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出自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键盘之下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事实上，作为政治经济的研究者，波兰尼并没有发展出有关市场失灵的精致理论，而这些理论反而是他所批判的深受市场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但是，《大转型》一书中详细阐述的另一个思想值得关注，即劳动力、土地和金融的市场化，具有「毁灭社会的危险」co。限于篇幅，这×只关注一下劳动力的问题。作为一位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自由社会主义者，波兰尼担心，如果将劳动力投入到一个具有内在缺陷并且时刻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市场之中，即便这一市场具有某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劳动者能否在市场风险已经凸现而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尚在启动的那段时间生存下来？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更加真切：当在华尔街的贪婪之徒和华盛顿的胡涂之辈触发了金融海啸之后，凭甚么远在万里之外他国的劳动者要蒙受失业之苦？老实说，很多被打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标签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的确不深，有些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波兰尼的确是在很久以前就思考了这一问题。他把劳动力、土地和金融视为三大不可市场化运作的「虚拟商品」，而且，「对波兰尼而言，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角色对于掌控各种虚拟商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理由把市场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在本质上就是无效率的这条公理当真」cp。

四　对「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的美好期待　　　　　　　　　　　　　　　

于是，「市场经济的乌托邦」的救星就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是甚么样子，或者政府究竟会干甚么，不仅有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大相径庭，而且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也会大不一样。对市场经济而言，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现实中，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是否必需，而是政府干预的程度、范围和种类。但是，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波兰尼却没有分辨清楚，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却也不是我们今人可以强求的。但是，其思想的继承者也常常如此，而且其论述重心不放在对政府干预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细致的分析，这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论及政府干预的程度和范围，而是稍微关注一下政府干预的种类问题。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干预可以分为两种理想类型：一种是市场友好型；另一种是市场取代型。后一种政府干预发展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体系。不要说劳动力、土地和金融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连é生纸的供给都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而计划经济体系中的「权力」、「强制」、「计划」、「控制」、「规制」都构成了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基石。这种类型的「政府干预」会产生甚么后果呢？(责编：Beat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