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同，巴西发展模式重点是穷人的发展。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减贫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巴西则是服务业。一直以来服务业比农业或工业的增长更有利于穷人。但是1994年以后，服务业发展减慢，从而对减贫产生了（小幅）负面影响。所以发展模式改革并不利于穷人。

　　但是94年之后，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发展模式的变化。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来，巴西减贫的主要阶段是发生在94年之后。一些学者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发现，94年以来，降低贫困的主要因素是通货膨胀率的大幅降低（“真实计划”的实施）和联邦政府社会援助开支的扩展和改革，包括在Bolso Famila方面。事实上有学者估计，如果经济发展不理想，又缺乏相关转移政策，巴西的贫困人口指数（按照巴西自己的标准）在2004年可能会高出5个百分点。

　　社会援助开支、通货膨胀和政策决定中的其他变化，还有收入分配，它们共同影响了产业发展模式。除了纯粹的发展方面的影响外，行业发展模式也影响收入分配。

　　但是收入分配所受的主要影响来自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开支。一揽子政策计划中这两个因素对减贫的累积效果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成分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期望，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会大幅提高（受CCT计划所支持），这有助于贫困人口的更好发展。

　　从巴西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两个经验。第一，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社会政策改革在减贫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哪怕是在经济发展停滞阶段，也是如此。第二，明智的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应不伤害贫困人群的利益，那么在应对高通货膨胀过程中，这些政策有可能对减贫工作贡献甚大，即使这不是它的首要目标。

　　印度：经济发展，穷人失望

　　关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助于其减贫，争论甚多。以前较有影响的争论中，一些学者认为，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农业发展过程给农村贫困人口几乎未带来任何好处，而另一些学者则指出，农产品发展是农村减贫的主要因素。借助于更多数据和更多农业生产力与贫困相关渠道，相关研究者发现，高效的农业生产力（每单位产量）给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带来的既有绝对收益，又有相对收益，而这些收益大部分得自高效的农业生产力所带来的实际高收入。

　　关于城镇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惠及贫困人口的问题，也存在一场争论。许多印度的独立后计划者（post?independence planner）乐观地认为，国内大规模的以城镇为基础并且受到重点保护的工业进程会给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带来长期的收益。但此观点当时，以及自提出之后，都并不被大多数观察家所认可。消除这些论调会给有利于穷人的非农业经济发展过程带来更多的希望。

　　在80年代印度曾有过经济改革的一些尝试，但真正切实实施改革是在经历过一场收支平衡危机的1991年。印度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支持私有企业，推行更为开放的经济形态，并努力重组公有企业。虽然农业被忽视（此点同中国不同），但贸易和工业领域的政策的实施意义重大。

　　印度的全国抽样数据显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也在减少，包括在改革阶段。然而一系列因素影响了减贫的发展。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注意到的，不平等增加是一个因素。不平等的增加影响了减贫的发展，在这背后可以发现印度发展过程中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性的迹象，其中一个方面是城乡发展的结合。就像在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印度的绝对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虽然其城乡差别不像在中国那么大（印度城乡之间平均消费比值是1.3,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半）。印度在城乡消费方面的差距随着时间而在增大，这导致总体的不平等增加。另外，自90年代初期以来，城乡地区内部的不平等都在扩大。

　　跟中国一样，过去的研究表明，印度农村经济发展对全国减贫作用巨大。虽然有迹象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发生变化，使得城镇经济发展更有利于贫困人口。有证据表明，90年代初期，城镇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工作之间联系紧密。

　　同中国和巴西相同，高通货膨胀时期伤害了印度贫困人口的利益。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印度的经济传导机制，它在非熟练工人工资在短期内的停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印度国内各邦之间的发展也是大不相同，尤其是非农业经济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减贫方面。这与初始条件的差别相关，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毫无疑问，在这三个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减贫工作的进展，但印度的问题尤为突出。前面已提到过，在两国改革初期，印度的教育不平衡明显高于中国。在1990年，印度的小学入学率仍未达到100%，而中国在十年前已达到这个水平。在中国90年代，几乎80%的成人（大于15岁）受过教育，而印度不足一半。80年代早期，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际，2/3的成人受过教育，这比十年后印度实施改革后整个受教育人口数都高得多。

　　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不同行业部门对减贫的影响各不相同。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一样，印度的趋势增长率在扎根于城市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中一直比农业部门更高。可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其减贫业绩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远要高于印度，反观印度，其服务业所占比重则更大。在这方面，印度同巴西共同点较多。对这种差异最为合理的解释在于资产的初始分配，农业土地在中国的分配比印度更为平均。农业的去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中国在这个方面占据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优势。

　　在医疗保健方面印度发展仍然滞后。1990年印度的新生儿病死率为80‰，是同期中国的两倍之多。人均寿命方面两国也相差8岁（印度平均寿命为60岁，而中国为68岁）。

　　各邦在以上和其他方面不平等的差异也反映了减贫的重要性。在印度所有邦，非农经济发展对贫困影响的差异反映出多个方面的不平衡：低效的农业生产力，较城镇地区落后的生活水准，以及落后的基础教育，都影响了穷人加入非农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各邦之间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差异已成为解释非农经济对贫困产生不同影响的主要因素。那些没怎么上过学，钱又少，或者没机会接触信用卡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去充分利用市场改革所带来的新机会。在印度各邦之间文盲率的差异更多的是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引起的，这更有力地解释了减贫程度不同的情况。

　　与中国尤其是巴西相比，印度使用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可能性更小。再次回顾为中国和巴西所做的假设税率计算：在印度，从高于美国贫困线的居民收入税收中增加财政收入以填补按照1.25美元/天标准得出的贫困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边际税率将超过100%。甚至，即使边际税率超过100%，由此而增加的税收只能填补印度存在的整个贫困差距的20%。如果使用综合方法，边际税率仍然会超过100%，只是略微超过而已。

　　印度有很长的直接干预历史，目标是减贫。比较著名的是食物补助、农场配给补贴以及信用制和工作福利制资助，特别是对食物和化肥的补助，耗资巨大但收效甚微。有些穷人很明显得到好处，但许多人并没有得到，相反有些有钱人倒是捞了不少好处。2004—2005年的数据表明，财富最少的那五分之一人口是最没有可能得到定量供应卡（ration card）（能允许得到补助食物）的，而那部分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却最有可能得到。

　　在考虑以上项目对贫穷状况的影响时，有几点需要引起注意，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但是几乎所有细心的观察家都会认为印度的这种扶贫政策成效可圈可点。按照传统的“贫穷”定义，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贫穷，但针对性不强，而且这期间一直有腐败问题。

　　实施新型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NREGS）大有希望。该计划保证，每年在印度农村地区以不低于法定农业劳动低收入为标准，给那些需要的家庭提供100天无需技术的体力劳动工作。印度在实施此类计划上经验比较丰富，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饥荒法规上。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实施的著名的就业保障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型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就业保障计划（EGS）旨在通过以低工资给那些有任何需要的人提供无技术性体力劳动，以此确保农村地区的收入。该项计划在全国得到资助，主要来源是那些比较富有的城市居民的税收。“就业保障”是EGS的新特色，它使国家的保障功能得以实施，也同时帮助了那些无能为力的穷人。那些寻求救济的穷人必须好好工作以得到支持，他们所做的工作能够极大地改善急需的公共设施建设，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工作需求也有助于确立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定位，因为富人们经常不乐意从事这类工作。帮助穷人建立自我定位而不是铤而走险，是这类计划不同于其他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包括被巴西所青睐的定位转移支付。然而，实施此类计划也要付出代价，且经常较为隐蔽。特别是，工作要求本身也是参加者的一种代价，虽然能理所当然地获得报酬，但是他们的时间也耗在这个工作上面了。

　　之前关于此类项目的研究已经表明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对实现潜在利益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预算，工资水平与就业保障是一致的。与其他项目相比，扶贫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对于成本效益是很关键的。项目的实施与监控、贪污腐败情况也关系到NREGS的实施。NREGS符合改革创新的一系列特点，这能帮助它解决一些所关心的问题，包括使用公众审查、先进的监督和信息系统。NREGS看来会在印度农村地区减少贫穷，虽然其力度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印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包括巴西）的方法，努力确保减贫资金捐助能切实到达穷人手中，并且能推动产生积极的行为（比如说印度的女孩受教育问题）。

　　结语

　　了解这三个国家在减贫成果上的差异的历史很重要。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快速进展不仅反映出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消除由于以往政策失灵导致的破坏性），还反映出其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条件，尤其是获得生产性投入（土地和人力资本）方面相对较低的不平等情况，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意味着穷人能够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

　　相比较而言，巴西的前期改革政权是高度不平等的，而政策的歪曲则可能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历史上巴西的这种高度不平等很明显已经成为减贫进程中的制约因素。高度不平等不仅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穷人得到了较低的利益分配，而且还可能彻底地延缓增长速度。尽管在改革期间巴西国内的增长速度有所好转，但一直以来还是处于低靡状态。巴西过去的宏观经济虽然极不稳定，但这三个国家的经验证实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三个国家的减贫进程更加缓慢。但是没有高经济增长率，巴西很难取得像中国那样的减贫成绩。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持续上升的不平等状态削减了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益分配，同时也使未来的增长进程受到威胁。由于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中国将真的会如巴西一样走上高度不平等国家的道路。在致力于解决国内新的不平等问题上，中国可以向巴西汲取经验。如果能将中国的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巴西的社会政策相结合，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在某些层面，印度减贫的历史相对于巴西而言更与中国存在共性，特别是在不平等增加和贫困下降情况共存这个方面。然而若加以深究的话，印度与巴西仍然存在相似性。印度的消费不平衡相对较低，当然也不像巴西的收入性不平衡那么高，但是印度的收入不平衡有可能高于消费性不平衡。据估计，这种收入不平衡也不比巴西低多少。虽然在改革期间，印度城镇经济增长对贫困所产生的较强的影响呈现了振奋人心的迹象，但在其他方面的（较大程度的）不平衡，包括人力发展方面，已经很明显阻碍了该国的减贫进程，尤其是非农业经济增长方面。在过去的时间里，两个国家为应对前期机会的高度不平等问题上或许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在这三个国家里，产业增长模式和减贫同等重要，不受总体增长率影响。在中国，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的产量增长曾是削减贫困的主要驱动力；在印度和巴西，第三产业（服务业）则更为重要（尽管通过另外两个产业的增长它必将产生间接的影响）。在需要不同类型的政策来扶持不同产业增长的情况下，各产业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在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会有所不同）都关系到减贫进程的发展。

　　巴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印度（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很明显已经在通过直接干预的手段抵制贫困方面作出了比中国更加强有力的努力，例如利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考虑到巴西在通过再分配来抵制贫困方面比中国或印度更有能力，上述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在解决高度不平等问题上可以从巴西的成功范例中学习经验。当然，中国似乎已经开始在再分配方面拥有与巴西类似的能力。所有这三个国家都需要在对其未来社会政策的影响性评估方面加以更多的投入。

　　展望未来，印度为其贫困人口成功地提供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条件无疑被视为确保更为有效地削减贫困的关键因素——容许穷人更充分地享有国家经济强劲增长所产生的种种机遇。正如巴西开始认真解决其国内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一样，印度需要更加精力十足地处理其自身的种种不平等，尤其是在人力发展方面。

人们可以通过设想一个简单记分卡，用来概括衡量国家抵制贫困的有效性。这种记分卡设计有两个关键部分：扶贫性经济增长和扶贫性社会政策。在它们的改革期间，中国很显然在扶贫性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较好得分，而巴西和印度都未能做到；巴西缺乏增长，而印度缺乏减贫性增长。巴西在社会政策方面一直得分较高，中国和印度则比不上；对中国而言，一直以来与新型市场经济相关的新的社会政策的贯彻实施进程都很缓慢（尽管过去的体制在这一领域遗留下了一些历史性优势），而对于印度，更大的问题则是现有的许多政策在何种程度上被非贫困人口掌控着。【本文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全球贫困问题专家马丁·拉瓦利恩（Martin Ravallion）在2009年10月发表的研究报告。】

（译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