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红卫兵小组的形成

　　骆小海的小字报逐渐在班里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当然，秉校领导意思的人，对这种自作聪明的“乱来”是不能苟同的。校领导也担心这种讨论产生动荡，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小心翼翼地限制它。而宫小吉和骆小海们的不满，当然首先面对的就是学校和老师，以及受学校重用的学生。但是，我是班外的人，我的身心都在体育代表队。那时我是校乒乓球队队长，前後两位管理乒乓球队的体育老师都喜欢我，队友更戏称那位体育老师乔淑荣是我的姐姐。乒乓球室的钥匙很长时间由我拿着。所以我必须早去，晚归。班里任何纷争，勾心斗角都没有我的事。我除了玩，还是玩。

　　然而，在骆小海的小字报後，逐渐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学校的政治课，墙报都逐渐换上了这些“大批判”。伴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骆小海们也调子越来越高，上纲上线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上了。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从部队内部的宣传中感知到了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吹捧，某些人并且已经骄傲地拥有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因此，卜大华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的中心调子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一切都必须符合毛泽东思想。批判“三家村”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要占领史学阵地，教育阵地，要占领一切知识阵地，要驱除一切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要用无产阶级和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知识和精神领域。比学校政治课和社会上一般的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他们的调子要高得多，他们“高”就“高”在上纲上线上。他们明显的内心冲动就是要看准风向，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刀锋”，争姚文元式的风头！

　　到了六六年三月，他们的调子已经和学校领导的对“三家村”的批判明显地区分出来，他们认为，学校领导是在假批判，真包庇。他们认为，“三家村”等黑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三家村”的黑市场。而“三家村”的黑市场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子弟，这些子弟和“三家村”产生强烈地共鸣，是“三家村”的社会基础。自从六三年批判《北国江南》等电影以来的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即在文化领域中的革命——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是搞人的思想革命化，铲除一切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而这土壤就是校领导包庇重用的出身非红五类的“白专”学生。

　　三月底、四月初，卜大华们斗争的矛头已经明显地指向了一般出身的学生，而校领导之所以使他们不满也不过是“重用”一般出身的子弟，使这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其实所谓“重用”不过是没有把这些平民子弟“打入底层”，永世不得翻身。“天下是他们的天下，国家是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的胸怀世界的抱负。後来，骆小海写的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伟大抱负在六五年前後就开始形成了。

　　我承认，干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要成熟的早，他们早就有政治上的抱负了，但是这种抱负是特权，是维护一小部份人的极权的“敏感”的抱负，是毛泽东、林彪在六十年代初期所营造的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激发出来的。干部子弟的抱负实际上是对一般平民子弟抱负的压制和摧残。多年以後，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某些人仍然津津乐道所谓红卫兵初期对抗校领导的“独立”思想抱负，这种留恋作为干部子弟也许有些“道理”，但作为平民子弟，看不到其中的血和泪就可悲了。

　　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的政治空气下，干部子弟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对平民子弟和出身不好的人形成了一种压力，所以天生就有奴颜媚骨的一般出身的人，在他们面前自然直不起腰来，阿谀他们，跟着他们跑。那时，哪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没有原罪感呢！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深挖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坏影响，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点上，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种形势下，有些骨气和自尊的非红五类子弟能不积极跟着走就不错了，而那些不甘寂寞，想跳出底层，当二等人的出身不好的人，干部子弟虽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至今仍然如此)，但是也需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年对联辩论中有人跳上台，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的混蛋，有人举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这就是最初的红卫兵小组也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原因。他们协助干部子弟取缔黑市，当然能起到很多干部子弟起不到的作用。我不排除他们之中很多人心里有“(对党的)真诚”，但是这种真诚不正是意味着人的尊严，人对自己的权利的意识和人格的丧失吗！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到了六六年三月底，四月初，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思想革命化，取缔资产阶级黑市的红卫兵小组已经成了雏型。这对所有不跟着他们跑的平民子弟，甚至其他红五类子弟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而由於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一切“资产阶级的阵地”，凡不是他们当权的地方当然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班干部和班里的团干部，是他们目标之一，校领导作为这些人的後台，当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一目标。然而，在这种对垒的形势下，校领导的红人——班干部，却是无能的，他们只会跟着“党”走，而不会如红卫兵小组的那种所谓“独立”的作战。於是，我们这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就逐渐走向了和红卫兵小组对抗的第一线。

　　四月初，我们这些从不问政治的人感到了威胁和压力，因此，对这些干部子弟产生了不满并自发地从情绪上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那时，我们班开始了一个月的学工劳动，给清华大学焊电子计算机。离开了课堂，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富裕自由的时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整天进进出出地在一起。那时，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是很神气的事情，而他们的首领就整天拿着这小红书，“装模作样”地在一起学习，议论。对此，我想，也许不但外人，连他们自己都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做作”，哪些是“真诚”。这正是“假作真来真亦假”。

　　余下的人自然也就在不断接触中逐渐紧密地联系起来。学工劳动中无法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把打乒乓球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这件事情上。对校领导，严格地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但是对这些要取缔黑市、要搞所谓思想革命化的人，对这些蔑视我们的人，我却也本能地看不起，尤其是那几个出身不好，却奴颜媚骨地跟着跑的人。为了对抗他们和保护自己，我们开始觉得必须收集这些要整肃我们的人的不遵守学校和社会一般规范的材料。例如，他们公然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经常在熄灯铃响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圆明园去交流思想。这在那时的我们看来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大约与此同时，我们班的这个以卜、骆、邝为首的小集团也扩展到其它班级，当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铭等人，这或是由於他们的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或由於和社会联系广，或更主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潮流中的人。王铭小学和初中在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再後，这个红卫兵小组扩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当然都与他有关。故王铭一进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铭的进入也导致了我们和高六三一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联系，在四月底开始，我们和郑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清楚地记得这篇社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奋，至今邝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有一段地朗读这篇社论的景象犹在眼前。紧接着发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他们的情绪带到一个高峰。此後到六月，他们仔细跟踪解放军报的每一篇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而且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们雀跃，欢呼，兴奋不已，犹如已经壁垒分明。我们这几位非团员，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对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运作人。到那时为止，我们的思想并不复杂，对大的政治形势的背景毫无了解。只是凭着直觉，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识。我们并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内斗争。所以，即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林彪在《毛泽东语录》上的题字，和林彪的每一个指示作为大旗，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六月运动全面开始後，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运动原来主要是中央的权力斗争。而在四月和五月，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这些话和《解放军报》这些文章的意思是对我们不利的。

　　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另一次兴奋高潮。报纸的这些文章真是令这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时，我们班里并不订这两份报纸，由於学校偏僻，弄到报纸并非易事，但是他们总是及时地把报纸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传阅。

　　十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札记’的反动本质“；十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由於彭真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仍然把引导全国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发到全国，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在政治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後，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二月提纲》混淆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视为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终於北京市委於五月十三日被彻底改组。十六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道：

　　“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轶欧亲往北大，鼓励聂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这一切在卜大华等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和党中央”亦步亦趋的以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为首的清华附中的这一小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风云中充分了解山雨欲来的形势，尤其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般人六月一日後才知道)後，他们亢奋到了极点，终於五月二十九日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 大家一致赞成。至今，张承志还以红卫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然而，张承志的这一解释千真万确地就是红卫兵的宗旨，它无论从任何正常的政治、社会伦理角度都把“红卫兵”千秋万代地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他们能抢到在全国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前三天行动，在那个信息封闭的社会，他们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们一下子感到风向不对。然而，我们虽然敏感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六月一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经把我们推到了无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实上，由於我们是作为干部子弟的对立面出现的，像在娄熊打架中那样，无论我们是什么观点，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败。因为那时中心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那时，这些平民子弟既没有那种关心大政治的意识，也没有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魄(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有)。

　　从六月一日开始，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人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敏感，退到後面去了。我们大量地书写鸡毛蒜皮地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例如卫生问题，浪费水电问题，与周围农村农民关系问题，及对某些不良事件处理不利等等。而校领导和他们重用的维持学校秩序的干部则再次被推到“保皇”第一线。学校的秩序那时已经如江河日下。

　　六月二日红卫兵小组贴出了第一张和向修正主义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当然攻击的重点是所谓掌握了权力、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界贯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和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字报中充分显示出他们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紧跟由毛泽东确立的，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的“政治形势”，维护最高权势。大字报中再次显示出干部子弟先天的对平民和对一般基层干部的蔑视、和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在这篇大字报中明确地写道：

　　“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与此同时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强(干部子弟出身，团支部书记)和高六三班的一些人也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两边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而我的朋友和我没有在任何一边签名。从这一天开始，清华附中气氛大乱。然而，由於无人能动校领导，校领导也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学校呈现为混乱的对峙。

　　由於从北京市一开始推销酸牛奶就在我们学校食堂的一角每早销售，因此一篇大字报愤怒地声讨我们这些人是“酸牛奶中泡出来的修字号接班人”。这句话至今还是我们老同学见面时的笑谈。

　　六月八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的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躜动人群中的一句有名的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把基层干部放在眼里呢！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有人开始对校长无礼，恐怕这是清华附中最早武斗，蹂躏干部老师的开始。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学生。高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自动站出的一位同学。她在愤怒之下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并且公然面对这一群从来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的喧嚣的干部子弟朗读。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後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斗、被整肃，并且遭到红卫兵们切齿的痛恨。而我们这几位从四月就和红卫兵小组分庭抗礼的人，要比宣夏芳“狡猾”，我们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势，尽管无论怎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位置，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地冲到第一线去。

　　当晚，无法安定的清华附中从团中央开来了以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工作组，宣布接管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是从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从团中央派来工作组，是不是也和某些干部子弟通天有关，我至今不知。我听说是某些干部子弟到团中央汇报，请来的工作组。那时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正如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所承认的，那时，组长刘晋要每天向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这一事实更加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根本上是被豢养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这里引一点遇罗克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来和红卫兵小组对比一下，究竟什么是“独立”。

　　遇罗克在六六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今年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二月六日日记中写道，“《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但是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持《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七日写道，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二月十三日《文汇报》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发表了他批驳姚文元的文章“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写道，“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定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在其後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五月三日)“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六月四日)“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不够资格呢！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七日(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