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27]；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 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28]；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 “‘春雷’反党集团”[29]；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30]。

　　在民主党派中，除了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外，还有“陈铭枢反党集团”[31]。在各省的民主党派中，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例如在江西，不仅有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主委许德瑗、副主委刘九峰等组成的“许、刘反党集团”，还有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漆裕元组织的“反党集团”。[32]在广东省农工民主党内，有包括云应霖、丘哲、李洁之、陈卓凡、廖嗣兰、杨飘棠、黄大锵等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33]

　　在中央机关中，这时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司法部有以副处长王左平（共产党员）为首的“反党集团”[34]，监察部有以王翰为首的“反党集团”[35]。

　　各个地方打的“反党集团”就更多了。例如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 “右派反党集团”[36]；在广东，有“云应霖反党集团”[37]、“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38] ；在广西，有以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胡明树（省文联副主席）、刘牧、秦黛、陈宪章为核心的“反党集团》[39]，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40]；在四川省水利厅，有以农工党员叶嘉禾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41]；在云南，有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42]；在贵州金沙县，有以副书记李乃蔚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3]；在甘肃，有以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陈成义，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44]，以及“陈时伟、杨子恒、蒋云台等反党集团”[45]。

　　（四）1959－1965：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46]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7]；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48]；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49]。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 “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50]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51]；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52]；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廖伯康），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53]。

　　（五）“文革”时期：打“反党集团”进入第二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被打成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4]。接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因写《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5]。不久，整个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56]。在这之后，各地打成“反党集团”的就更多了。

　　到“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把无数人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林彪反党集团”[57]和“江青反党集团”[58]。

　　二、“反党集团”的结局

　　历史上被打成的那些“反党集团”，最后的结局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 彻底平反

　　这一类最多，绝大部分的“反党集团”都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例如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为听渭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平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59]

　　又如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的“习仲勋反党集团”，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以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应予以彻底昭雪平反。[60]198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认为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提法，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一概推倒。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认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61]

　　再如关于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水利电力部打的“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水利电力部党组在1979年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明确指出：“当时部党组对上述同志是以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集团’来进行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这些同志被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对水利建设、水电建设和三峡规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技术课题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他们之间的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视为非组织活动的‘集团’，以致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使水利电力事业(主要是水电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62]

　　又如广东打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 明确指出： “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63]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64]。1982年4月(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