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都提出过“批孔”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时，中国是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在内忧外患之下，知识分子发出呐喊，认为要科学要民主，就必然彻底与儒学决裂。那时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与清朝统治阶级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但身处世纪之交再看，那个提法也是幼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是邯郸学步。而一百年之后，我们不是已经进步到学会摸着石头过河了么。对于中国这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自己应该明白到底要什么。从中国国情的严格制约来说，我们没有追求美国式现代化的条件，因此中国不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赶超的目标模式。这个观点对于听者来说也许不可思议：难道让我们中国人放弃追求现代化的希望吗?

中国到底要什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到底要什么?的确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每天的舆论渲染的都是这个成功人士那个成功人士，好像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我们就白活了似的?就像现在的“大款”满天飞，许多人做出各种努力想成“大款”，但是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而且追求的过程中很痛苦。

中国不是美国，就中国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经济背景而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以群体为本，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原始灌溉农业文明必须以群体生产为基因社会，必然有这种文化表现。儒家的“仁学”强调“仁者，二人也”，不是西方理论强调的个人主义或个人利益最大化。

西方以个体为基因的文化，根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狩猎和采集文明，那种生存方式可以突出个体。这与中国自“神农尝百草”就发展起来的原始农业(必须共同使用黄河水系灌溉，同时又得联合起来抗洪)的生存方式根本不同。后来西方工业化原始积累是海盗掠夺、殖民战争。所谓开发新大陆，就是把大部分土著杀光，占有别人的资源。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就争夺开发海洋资源以及南北极资源。

工业化只是用传统的手段争夺传统的空间，而近代新增加的手段是争夺符号资源。有的学者指出，广义的符号资源包括所有在人类信息交换中形成的规则和软件体系，包括所有的标准，比如 ISO质量认证体系，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等。也有学者认为符号体系包括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符号体系的控制从人类开拓非物质资源的时候，进入到空间体系、高科技体系，乃至于话语体系。还有人认为，当前关于知识产权的范围界定有利于发达国家，计算机软件的所有符号系统也是西方控制的。各种对发展中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的制裁和引起的争端表明，符号的发明权、制度的创制权和体系的控制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霸权。

中国追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一直伴随着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中国在世纪之初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自己的语言规范和思维体系，照搬了英语这种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规则，建立了现代汉语语法及整个“反传统”的激进文化模式。无独有偶，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提出要打倒延续传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以群体为基因的思想体系。这两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变局虽然相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中国认同于西方符号体系，或者服从西方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矗。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带任何批评地全部继承了西方思想和规则。但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对同样来自西方的“批判的武器”开展“武器的批判”，因此除了战争年代在血的教训中对“本本主义”的批判和整风确实值得借鉴之外，其他时期即使有批评，也难免偏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用了一个世纪，才亦步亦趋地从邯郸学步，蹒跚到现在的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下一步过河时，前面的石头就是西方规定的新符号规则，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就非掉河里不可，那该怎么走?因此，近年来部分态度严肃的知识分子才似乎更加困惑。尤其与那些庸俗的趋炎附势者不同的是，他们在反思中的分化和重组也加剧了。这就带来了所谓“新左派”、“中左”和“新保守”、“中右”等各种理论派别逐渐形成，并且纷纷从信奉斯大林主义的老左派和跟从西方的放任自由主义新右派中分化出来。

二

关于“全球化”问题正讨论得热热闹闹。我们从报刊上可以知道，1999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指出三大趋势，即全球化、跨国公司、科技进步。可见我们基本上已经摸准了西方放在河里的那块石头，认为这些趋势不可逆。但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纳入“一体化”。中国加入 WTO的谈判，做了一些让步来换得全球化的入场券。但这是否意味着新世纪开端已经有了发展方向?我想，要认识现代的问题，就有必要以史为鉴。

　　二十世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府，但这三种不同的政府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被迫追求西方式的工业化的。满清以列强为师的工业化失败了;接着是民国以英美为师，大局甫定即开始追求官僚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也失败了;再后来新中国以苏联为师，朝鲜战争硝烟未散就开始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这次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当然不校现在又有很多人提出以英美为师，“一改改到解放前”。

　　满清十九世纪末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打算接受其话语体系，只想借助其个别“奇技淫巧”。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被人打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甲午战争，日本人所得到的战争赔款加上“赎辽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是它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是中国十七年的国库收入。这就等于说，即使在双方平等的条件下，日本可坐地超越中国四年;再加上十七年中国政府没有收入、更没有能力投资于工业化，这一次战争可使日本在工业化上超前了中国整整二十年。接着，1900年的庚子事变又使中国给八国联军 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满清国库约三十年的收入)。前后相加与初步工业化的日本相比，中国得落后五十年。这种压力下中国怎么进步呢?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确实是迫于无奈发出最后的吼声：打倒孔家店!而在这之前，清朝政府推进的戊戌维新，已经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因此，清朝政府实际措施的采取，和民国初期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相联系的，是“默契配合”的。

　　过去，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靠的是科考取仕，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社会稳定机制。一旦断绝了这种科考取仕的晋升体制，意味着农村小知识分子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农民身份，不安分的小知识分子就将和造反起家的农民(如鲁智深、李逵之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小知识分子的加入，是农民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皇帝还可以利用科考建立维护政权的“清道夫”队伍。那些“锥刺骨”、“发悬梁”，“囊萤凿壁”、“十年寒窗”的农民青年一旦考上，满脑子就只剩下“圣贤之道”了。其中有些人操着一柄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出去当“巡案”，“微服私访”，惩治贪官污吏，缓和社会冲突，维系社会稳定。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五口通商”(连内河港口都开放通商)所带来的震荡同样剧烈。在这以前，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是靠广东九龙一个口岸出口，需要成千上万的运输从业者，恰恰给那些贫苦的或者破产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那时很多帮会，就是以这些脱离氏族传统村社控制的、无助的农村游民为基础组成和发展的。农村大量无地农民属于低素质劳动力，当“脚夫”尚能养家糊口，否则只能或偷盗或为匪。而很多口岸的一下子开通，带来的就是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劳动者失业。这部分最有组织的行会性质的流氓无产阶级，和不可能再改变自己命运的小知识分子有条件结合，造反就有成功的可能。所以二十世纪初叶，是这种条件具备之后的农民革命端掉了满清王朝。至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不仅当时没有几个人了解，实践中也不断失败，不得不改变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动员旗帜。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况是：革命的主体一是那些被废除科举制度断绝了出路不能再靠孔孟之道改变自己阶级地位和身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二是那些以流民为主体的最有组织的帮会。旧中国军队相当部分是流民成分，而流民又是由帮会控制的，因此造成了革命党可以和帮会结合，利用帮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严密的封建性质的组织系统起事。孙中山的所谓民主革命无论理论上如何民主，实际上只能利用这两种势力。革命发生后军阀窃取权力，各地被分割控制，则又给帝国主义列强以可乘之机。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旧中国，事实上不可能成功，这就是我看到的历史悲剧。

三

从1968年插队开始，我有过十一年的基层工农兵的生活经历。另外，我在大学毕业后长期的政策调研经历中，又有十一年是在下基层搞农村改革试验区。这两个十一年对我的思想形成确实有决定作用。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简单地谈。在学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服从于改革前三十年的体制发展需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套理论体系非常牢固。而新一代的学者大部分受西学的影响较大，与传统的理论体系在很多方面两相对立。要想在两个对立体系的边缘立足很难。首先，你不能用别人的话语体系说话，不得不自说自话，否则人家当然要批评，你的语言不符合人家的规范嘛。至于什么性质的“毛”，要附在什么“皮”上生存，中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皮”?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1988年，自己的思想还比较朦胧的时候，我曾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篇“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是符合周期理论的，于是用周期理论来分析建国以来直到八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周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却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时候“老左派”的传统理论占优势，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周期。1992年以后我又陆续发表了《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宏观波动与发展》等文章，也是《新华文摘》、《战略与管理》等转载，提出国家资本是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成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通过还原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形成初始产权。这时候的学界已经是西方理论占绝对优势了，于是有些新派学人宣称现代的西方没有剩余价值问题，他们由于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生发出不承认中国劳动者产权的批评。好在我有条件去搞试验，理论界观点不同的朋友互相对立，但无论左右派别，都还能够接受或者容忍我。其原因，大概也是我多年来不介入理论界的争论，认定自己只是个搞试验的。“试验员”能够做的很简单，就是直接从实践中提取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尽管与规范研究不同，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观点以深厚的本土化研究为基础。

　　进行科学研究不外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前人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再去验证它。另一种是试验法，即把某些观点、思想，经过一个试验的过程来证明对错。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社会科学中法学、广告学、商品学都可以用试验方法，比如一种对比组的试验，比如法学试验可以用一个“单面镜”来观察接受试验的对象。经济科学很少能够使用试验方法。搞农村试验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意义就是把自然科学的试验法应用于社会科学。我们需要大量调查研究，从最基本的理论范畴的重新界定开始，逐步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本质相关，逐渐形成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本概念。只有通过这样不厌其烦的工作，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把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1986至1987年间，我和同事们把一些关乎农村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转变成不同试验项目，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试验。

　　有人说，试验如果是为了完成政府的一个理论的话，很难发现真问题。其实，我以为，这要看试验者本身，看从事具体项目的操作人员的态度。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学者，除了秉承上级的意愿来进行某种分析，还是可以在试验中做很多科学工作的。我并非标榜自己是一个很严肃的学者，但我确实在做这件事上一直是很认真的，以至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有时候被领导批评。当今很多地方官场风气是“报喜不报忧”，按照经济学的“理性”，我们中有的人完全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过，我这种敢于报忧得忧的人，良心上也是“利益最大化”的。即使那些对我的批评大多也是有益的。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我觉得心平气和。

　　很多“主义”只有落实到“问题”的调查和实验中才容易辨出真伪高下。比如很多人相信中国只有搞私有化才有出路，我开始也抱着能搞的观点去试验。但在我这个领域得出的结果是：至少农村土地这个中国现在最大的资产还没有条件私有化，只能稳定集体所有制。试验证明，政府不可能对九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所以农村耕地承担了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国家向村社集体让渡土地所有权的条件是由集体承担对农民的基本保障。中国农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资源少，农户家庭经营的农业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能作为剩余投入市场的数量按人计算就很有限。因此，小农作为这样一种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的行为主体，并不完全被市场左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为大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建立社会保障。而农业生产又是一个自然性很强的过程，农民有限的剩余又必须用来防天灾人祸，连保险公司搞农业保险也不合算。农民要自我积累，要积粮备荒，可以进入市场的部分就愈益有限，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农地也就可以私有化了。

　　进一步概括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过于短缺、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最近二十年的高增长又被人们承认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其实，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中国曾经有过的暴力冲突或者发生革命，就是这样的社会成本)。除非谁有本事像人家欧洲那样，通过殖民掠夺把矛盾转移出去。

四

中国历史上革命的主体都是农民，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几乎都存在一个有共性的问题，就是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根本制约其发展的矛盾，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称之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分析很多人都做过。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或者个别事件导致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事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且那个社会坚持少数人占有更多资源的制度。

很多人对我的说法会提出质问，至少，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远远高于日本。其实简单地提出这种比例关系是有问题的。

　　第一，日本全国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显得很低，但实际上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很多，因为日本在世界格局中有先发展优势，其农业人口已只占总人口的不足10%，而我国的农业人口尚占总人口的70%。所以说单纯拿一个国家的人口和耕地资源来比，日本比我们还要低(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是如此)，但它们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

　　第二，无论日本、印度，其耕地占国土面积比重都比我国的高。中国尽管国土面积大，但可耕地面积极其有限。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面积828亩，而我国只有4亩多，也就是说美国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们的 200倍。这是绝对不可比的。虽然从矿产、海洋资源等方面来看，我们确实比有些发展中国家有优势，但唯独农业资源不可比。中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人们常说，中国如果出问题，就是农业的问题。所有的报刊杂志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说法。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九亿农民依存的农村的发展问题。所以，中国并没有纯粹的农业经济问题，“农业出问题”只是现象形态的。中国经济出版社最近会出版我的一本书，专门谈中国农村的基本制度问题。有人说农村改革超前了，因此要等解决了城市问题之后再重新发动。但这十年来的在农村问题上的教训已经足够了，经济是个有规律的过程，没有说谁要停下来等谁。农村改革一旦停下来就会累积矛盾，现在的情况就是累积矛盾释放出来，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制约。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农村的直接选举老百姓称之为“海驯，是个有深远意义的事。纵观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均农业剩余很少，如果这种有限的剩余被庞大的地方政府更多占有，中央的收益也会少，甚至皇粮都拿不到。皇权衰落，必然动乱。所以中国从秦设立郡县制以来两千多年，国家政权只下伸到县一级，这种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之所以长期不变，是因为不必建立庞大的地方政府，以求降低管理成本。县以下农村基层历来都实行自治，发生问题一般由“乡规民约”来解决，民间处理后再报县官，这叫“官批民约”。一般乡绅自治能解决的事情县官是不管的，这就是所谓的民不告，官不扰，除非有人击鼓升堂，喊冤叫屈，官府才会受理。

　　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为了工业化从农村提取积累的目的，加强了在农村的领导，党权、政权一直下伸到最基层的村，所以漫长历史中只有这几十年政府对农村控制得最严密和最完整。但也正因为这样，维持这种政治制度的成本就最高。全国村民自治最初从1988年试行村民自治条例，经过十年多的试行，也许可以重新恢复乡村自治，降低政府控制农村的制度成本。如果将来逐步由村自治上升为规范的乡村自治制度，把农村庞大的政府和组织减少，可能政治成本还会下降。当然，这涉及到如何处理与党的关系等问题。现在不仅有了乡规民约还有了法律，乡村自治不仅在遵守国家法律基础上实行，也会推动现行法律体系的修订。

五

中国到底要什么?简单地说，中国就是中国，它的资源条件对制度安排从来是一种硬约束，使中国客观上走不了西方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硬一点的照搬，或者软一点的跟随，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必须走自己的路，现在应该是全面采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

　　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出现一系列问题、改革难度加大之后，人们终于要反思、要讨论了。这确实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也会有重大校正作用。尤其在刚刚过去的九十年代，“体制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对体制的认真分析、调查、设计、实验常常做得非常不够。其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比较复杂，政策上也扑朔迷离。要思考农村经济这样的问题，就常常不得不放开眼光，不得不把近代史上的一些大事结合起来分析。

　　比如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最近二十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成绩宏大，这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毋庸赘述。但竖看五十年，我们这种农民大国“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三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

　　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西方封锁的国际环境压力下，中国1952年大规模引进苏联设备。其实，美国和苏联都在“二次大战”中维持、甚至加快了传统制造业发展，经济结构失去调整机会，战后这种被战争需求刺激拉动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必须有出路，于是两个大的资本集团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设备抵顶投资，既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当时一方面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斗争，保持了主权独立，另一方面为了独立也接受了苏联转移过来的大工业的二手设备、图纸和技术标准，并且在这样的工业基础上，无可避免地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问题仍然出在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上。那次的教训是土改以后高度分散的、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工业化，导致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抬高。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决定了的制度约束。这是因为，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并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开始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五十年过去，这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事实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化的代价很快显现，导致了1960年的以“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和以“三自一包”为名的调整改革。

　　第二次就是已经被批判为“洋跃进”的从日本和西方引进外资。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结构。于是毛泽东打开国门，主导对美、欧、日的外交，推动“广交会”，有限地让中国参与国际交换分工。但由于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一百亿，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接着又出现了华国峰在1976-1978年领导的大规模引进外资，引进一百多个大项目，上“几十个大庆”，结果却是造成1978-1979年连续出现每年近二百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货币超发四百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1980年中国不得不在城市实行“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造成社会性犯罪。接着是两个“严打”，同时是198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以农村大包干为代表的体制改革。

　　第三次就是邓小平领导的二十年对外开放。与前两次的不同是，依靠前三十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的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进入市场交换的基础条件此时已经具备。另外，由于国家在八十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拨改贷”、“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但同期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全国的社会存款才二百二十多亿，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国家投资的规模也不过三百亿左右。因此，一方面出现各地竞相追逐以外资促进地方资源开发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以此占有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这就是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二十年高速度发展的奇迹。大家对这次的成就和代价都很了解，或者正在逐渐了解。唯一应该强调一下的是，除了农村改革是七十年代末期经济危机的产物之外，我们这二十年城市的体制变化应该叫“开放改革”，是对外开放的需求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以上三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基本上是苏、美两大资本集团正在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这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情况雷同，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同期增加了 1.5倍，制度的资源约束更加严峻。对此，我早在国内外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各种讨论中已经提出过了，我一直就认为那次“金融危机”其实是东亚国家和地区追随复制西方传统经济结构问题的外在表现。

六

我在1996年就谈到过对金融危机的预警，是在那年11月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的和一个美国学者的对话：《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时隔不到一年，果然就发生了从东亚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来，我又写文章指出这次危机的最重要根源不是缺乏风险防范，整个危机其实是东亚复制翻版传统结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的是三大“结构”问题。

第一大问题是就业结构问题，农业占 GDP比重低于30%，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这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不上去，农民收入也就上不去，负担加重的农民势必与地方政府出现矛盾趋势。另一方面，农村资源短缺导致对流动人口的外推，连续多年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整个社会就不可能维持安定。我国“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延续了近十年，与来自农村的高压不能说没有极大关联。这种事实上的政治压力又反作用于经济政策，迫使国家必须注意维持增长速度，没有客观需求就用政府财政投资顶上。你要把基建调整下来，上亿农村流动劳动力就可能出大麻烦。(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