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论是国人“学西”也好，西人“学中”也好，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你可以说郭嵩焘们不了解西方，却不能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他们把西方看成礼仪之邦，是痛感中国的礼崩乐坏，有感而发。正如200年前伏尔泰们盛夸中国之“理性”是缘因痛感欧洲中世纪之愚昧。  　　

你可以说伏尔泰并不深识中国，却很难说他不识西欧;中国未必真那么理性，但中世纪的西欧的确缺乏理性。同样，清末的西方未必就像儒家理想中的“三代盛世”，但中国社会那时(而且据说从秦以来一直就)的确不仁不义、名儒实非，令这些真儒们痛心疾首到了极点!  　　

早在“学西”以前他们就深有痛感。如徐继畬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篇奏疏中就愤然说:当今天下贪污成风，“几不知人间有青白吏”。(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奏疏》)郭嵩焘早先也屡叹“人心风俗之坏”，“国家纪纲法度日弛”，“天下之患，上下否隔，君之于臣，吏之于民，交相为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82、528、170页);以后更疾呼“吏治不修，民生凋敝，无所控诉，吾不知所终极也”。(《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82页)难怪他们会把西方理想化，就像难怪伏尔泰会把中国理想化一样。  　　

换言之，如果说郭嵩焘的话并不能证明西方真像“三代盛世”，那么这些话应当足以证明中国现实的礼崩乐坏，而且并非晚清才是如此。这些儒者对此极为不满。今天的儒者能回避他们的提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