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 。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都是这样: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老实说我们国家，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来，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很多早期儒家都认为这套制度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毛泽东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历来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思想史的主线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这个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他为此发动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当然争议很大。但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是崇拜“强者”吗? 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纪之交，好像你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后地要学习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打着西化的旗号。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会出现那么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呢? 过去我们对此有一套“三段论”的解释:鸦片战争我们打输了，发现人家船坚炮利、经济富裕，于是向西方学习“器物”，遂有洋务运动。马江、甲午之役我们有了现代海军却仍然输了，发现是专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学习“制度”，遂有维新、革命。但帝制变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后我国国力增强，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东渐，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失灵了。 有人考证说，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前夕还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又说明清我国贸易大量顺差，西方工业品竞争不过，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证明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工厂”。只是鸦片阴谋才改变了这一点。但究其实，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然而用鸦片替代白银来付账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也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嘛(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就像今天的GDP高速增长之利弊一样，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仅仅讲GDP，假如鸦片战争前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战争后怎么就不是了?实际上直到甲午之时，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如果按“顺差就是优势”的逻辑，岂不是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业品仍然“竞争不过我们”?甲午以后，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工业起步，投资品输入，外贸才在不靠鸦片进口的情况下变成大量逆差，西方工业品表现出“竞争力”了。然而，恰恰从这时起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增长率，而从甲午到抗战前这一增长率还比西方列强为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这不难理解:中国本来落后得几乎一穷二白，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但是按照上述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这样的增长率能使她变落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难道只是在抗战以后? 在政治方面，现在的“重新认识”倾向于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有人说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有的说科举制是现代文官制度，有人说你看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和英国女王不理事不是差不多?更多的说法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从基层到国家整个就是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大家庭。 经济如此先进，政治又不专制，伦理道德那更是我们的专长，远非人欲横流的西方可比。这样看来，晚清国人何以要学西方就成了难以理解的事。于是近年来有些人说，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西方惟一比中国强的就是他们武力了得。中国被打败后便“短视”起来，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我们的人。 可是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五四时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 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俄国就难道没有欺负我们?)。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强者”。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 为什么清以前的国人不崇拜“强者”? 这里我要说，国人传统上就并不是对“强者”多么崇拜的。我们讲的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主要就是指中原的农耕文明，以及代表这种文明、打着儒家旗号的中原王朝。大家知道，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被人打败，其实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绝不是只有晚清才真正被打败。远的不说，距离晚清最近的就是晚明，当然有人说明是亡于流寇而非亡于清，这本是清朝为标榜其“得国之正”而说的。但就算崇祯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的“顺”朝不也是汉人政权吗?它不就是被满清所灭的吗?其实崇祯死后的“南明”仍然曾经拥有大半个中国，它也不就是被满清彻底打败了吗?南明是彻底地亡于清，跟晚清受列强“欺负”根本就不能相比，败得如此之惨:南明诸帝是立一个被追杀一个，最后那个永历帝一直逃到缅甸，还是被清军威逼引渡回来绞死了。如果要说打败，到底是明败得惨还是晚清败得惨呢?当然是明败得惨。所谓晚清被西方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大清朝一直还在，虽然“西夷”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据说不知是慑服于“天朝威仪”还是害怕“人民反抗”，很快又走掉了，整个国家体制并没有被颠覆掉。如果国人崇拜打败自己的人，大明帝国的人首先应该崇拜满族人才对，为什么明清之际中国没有兴起学习满族的热潮呢? 大家知道，其实明清之际有一个现象，就是明朝遗民在军事上对于战胜满族，在经历彻底失败之后普遍已丧失了希望。当然有人说以后还一直有人想反清复明，那得看多少。这么大国家什么时候都有极端人物，但康熙以后还在做反清复明军事努力的人能跟晚清以来国人军事上努力反抗列强相比吗?我就说两个最著名的抗清英雄，一个是李定国，他坚持到最后，退到缅甸，临死给儿子的遗嘱是“宁死荒徼，勿降也”，你们就在缅甸移民终老吧，绝不要投向清朝。他就没有要求儿子打回去。(实际上他儿子也没有听他的，他死后不久儿子就降清了)。第二个民族英雄张苍水(煌言)，他最后把部队解散了隐居起来打算做伯夷、叔齐，后来清朝把他找到了，但他拒不投降，终于被杀。他们本人都坚持了民族气节，但对军事上战胜满清可以说都绝望了。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他们本人拒绝和清朝合作，但是他们的一些亲人、学生跟清朝合作，他们也默许了，他们也没有再搞军事上的反满行动。 但是，那时汉族人在文化上仍然非常骄傲，没有人认为我们文化上不如满族。而且，明清之际很多人反思的时候，都说我们之所以败亡，是孔孟之道贯彻不够，对这一套还是充满信心。尤其像黄宗羲，明亡后大骂一通秦制，反思非常深刻，说我们现在毛病一大堆，正是因为这些毛病我们才完蛋了，但是他讲的毛病就是秦以后，说秦以后我们违背了孔孟的很多东西，以至于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可是，在清末民初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晚清与南明相比，老实说，败得其实并不是太厉害，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的信心，最后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危机，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什么叫“三千年未有”?是说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当然不是。而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打败了吗?如果说外国人或者说“西夷”只不过就是夺去了朝鲜、越南，就使我们认为孔孟之道不行了，那么满族人把北京、南京都拿走了，我们为什么认为孔孟还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萨满教呢? 因此，与西方接触后之所以使“传统文化”当时产生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并不是“被打败”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直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眼中是怎么看西方的，他们是怎么论证学习西方的。 “反法之儒”学习西方的几个特点 当时这些人论证学西方，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是从追求道德理想的角度来学习西方的。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带有很明显的古儒“三代”色彩。本来传统儒家一直有一种不满现实的情绪，对这种情绪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五四以后，反儒的人认为这种情绪就是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 但是，说是批判良知也罢，说是复辟倒退也罢，所指的事实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真正的儒家从传统上就带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认为三代是很理想的，到了后来就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带着这种理想去看西方，忽然发现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就是西方。这个所谓的追求道德理想，也就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是这些人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而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 第二，这些人普遍地从“反法之儒”的价值观出发，面对西方，他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秦政荀学”如何如何糟糕，他们往往说西方这样的社会，体现的就是中国三代所达到的文明，他们这个时候学习西方，往往都带有一种所谓引西救儒的色彩。据说我们中国本来是很文明的，但是到了战国就越来越不行，到了秦始皇就是强盗政治，以后中国就堕落了，原来认为儒家那套没希望了，现在看据说还是有一个实现了儒家思想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西方，这套东西如果实行的话，就可以把秦以后的一套纠正过来，使得儒家的理想能够复兴，纠正秦汉以来的礼崩乐坏之弊，总之他们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为了抵制法家那一套。 第三，与以上两点相应，那个时候这些人经常都强调，要学西方，就是要学如何“引西救儒”，抵制法家体制的这一套东西，这一套东西是所谓西学的“体”和“本”，学这个体和本是主要的，其次才是学“用”，学“末”。学习西方首先就是要学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这是最重要的，是“本”，至于其他的，不仅“船坚炮利”，而且包括市场经济中赚钱的本事都是“末”和“用”，是次要的东西———这显然带有儒家传统的重农抑商倾向，这些人往往都是强调要学“体”，学“本”。 第四，这些人如果在本土传统中寻求与学习西方接轨的思想资源时，他们往往强调的都是要回归古儒，拒斥荀、韩。由于他们往往都有非常鲜明的反对法家、反对专制的倾向，所以在儒家道统内，这些人的特点是往往都非常看好孟学而排斥荀学。大家知道，在战国时代“儒分为八”，一般认为，其中的荀子这一派是代表从儒家到法家的过渡，或者说荀子这一派是半儒半法，而与这相反的一种趋势，就是所谓的孟学。这些人就认为孟学很好，因为孟学有很多民贵君轻之类的言论，这些内容后世的法家也很不喜欢，朱元璋为此还要把孟子禁绝了，这些人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所谓的思想资源。 第五，当时这些热心“学西”的儒者几乎都没有怎么注意到现在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化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就是个性自由，个人主义现在被认为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今天看起来，这当然是对西学了解不深的表现。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西方的这一套体制，不管是民主政治也好，市场经济也好，个人权利在这种价值体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对西学了解不深的表现。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学西者的这种肤浅的见解，首先因为它不强调个人本位，而与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的价值体系没有形成明显的冲突。这个时期很多人并没有感到西儒是对立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学的确也是不讲个人本位的，原始儒学讲的是家族本位，讲的是小共同体本位，讲的是熟人社会中的伦理原则，这些东西如果认真深究的话，它与西方近代的价值体系的确是有矛盾的。 当时的人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感觉到这两者之间存在多少矛盾。但是，恰恰是这种“肤浅”的认识，一方面淡化了西儒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却对“秦制”与法家专制传统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也正因为这样，所谓重民主、轻自由的“肤浅见解”在那个时代不仅并没有妨碍当时的中国民间社会个人权利的发育乃至自由意识的增强，而且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尽管这个时候人们认识的西学并不强调个人主义，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期恰恰是中国个性意识开始萌芽的时期，而且这种萌芽并没有受到引西救儒潮流的压制。这是为什么呢? “三代”为民主，秦汉始堕落? 当时，很多学者都在这样论述，如郭嵩焘就明确地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但那是指的三代，三代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但是秦汉以后就不行了，自汉以来中国似乎已经逐渐成了“夷狄”，而“三代”却跑到西方去了。而谭嗣同说得更绝:秦后“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总之孔孟之道似乎在中国早已被毁灭，就像徐继畬所说:惟西方尚“得三代之遗意”。 薛福成也是这样，他说:“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 我们看五四以后很多人夸赞秦汉时代的法家变革，认为商鞅变法很了不起。但是戊戌前的先进者恰恰相反，他们最反感商鞅开创的那一套。戊戌时代的儒者感到的礼崩乐坏并不是西学带来的礼崩乐坏，而说是“三代”之后、“暴秦”以来的礼崩乐坏。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之二十九)中国已经被“大盗”和“乡愿”统治了两千年! 什么叫“乡愿”?读过《孟子》的都知道那是那时儒家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代儒家推崇的“乡绅”，在现代我们把乡绅解释为地主，但是最早这个“绅”指的是读书人特有的一种服装，引申指儒学士子，据说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从道不 在晚清的这些“反法之儒(责编：YeLin) |
秦晖：晚清儒者引西救儒
时间:2010-08-1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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