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1949-1952年中国的经济实践(2)

另一方面，在1949-1952年，国营经济展现了更加抢眼的发展势头。国营经济开始建立时就集中在重化工业，这正是私营企业长期无力涉足的高端产业。国营企业拥有更加深化的资本结构，1949年，国营企业的职工在整个工业中占15.5%，但其固定资产则在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中占到了80.7%。无论是关外日本人遗留下来的重工业企业，还是关内原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都比私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要好得多。这些企业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企业的最高水平。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高效组织和领导能力，更是让这些企业的运转发挥到最高水平。早在解放前，共产党的这种能力就让人刮目相看。从1946年共产党的正规部队进入东北到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短短两年时间就通过接受日本遗留下的兵工厂和雇用投降的日本技术人员建立了一个高效的军工业，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2]。1943年，鞍钢高炉每立方米容积每昼夜产铁0.48吨，平炉每平方米炉底面积每昼夜产钢3.03吨，到1952年高炉及平炉利用程度较1943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13]。1933-1934年煤炭业井下工人每日采煤0.481吨，1952年则为1.081 吨，增长1.247倍[14]。到1952年底，中国的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大超过了1949年的水平，也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产量。其中钢的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铁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历史最高水平增加7.2%，原油、水泥、电力、原煤等都超过历史最高产量[15]。以国有企业为建设主力的重工业在1949-1952年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压倒了私营经济。

由于同时存在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配置资源方式。一种是计划和指令，这一方式主要用来规制国营经济的行动，配置和调动资源以进行重工业的建设，另一种是市场机制，主要调节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行为，配置资源进行农业、轻工业的生产，并且促进商品交易。随着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力量对比的消长，这两种配置资源方式的相对权重也开始发生变化。计划和指令的方式，更能集中力量而且高效地进行建设。相反，一个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所维持的市场在这个需要快速恢复经济的时期则显得笨拙。同时，新生的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市场反而为解放初期的几次投机活动搭建了一出戏台。在任何国家，如波兰尼所描述的那样，自由而不受节制的市场总会产生撕裂社会的冲动，因此需要某种制约市场的机制。除了国家权力的干预以外，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由私营企业自发产生的非市场治理机制，比如某种形式的行业卡特尔。而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同业公会仅是一种封建性的行会组织[16]，根本无法负担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功能。而朝鲜战争的爆发，需要将大量资源用于战争，更是将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推到了最优先的地位。

朝鲜战争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卷入了这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使新政府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取得某种均衡的可能性彻底消失，而不得不坚决而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方。这是一场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的现代化战争，仅仅依靠铁的组织纪律和顽强的精神意志无法取得胜利。一个内容丰富而且高质量的常规武器库现在是必须的，它的获得尤其依赖重工业的生产能力。朝鲜战争使中国经济更加倾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在当时的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重工业发展奇迹来自苏联。自此，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效仿开始进入新政府的日程。虽然这场战争在1953年结束，但它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却不止于1953年。在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的时候，整个国家都认为以后的任务将是经济建设，战争将成为过去时[17]。然而朝鲜战争改变了这种心态。来自美国的威胁，使总体战的乌云再次笼罩在这个国家上空[18]。此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始终在为一场未来的总体战准备着，这种状态直到1980年代方告结束。

三年的经济实践，使国民经济的各个参与方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到1952年底，私营经济的地位已经大幅下降，国营经济的实力显著上升。这种变化使1949年形成的不稳定平衡已经难以长期维持下去。朝鲜战争更是加速了这种平衡的破裂。1952年，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学习苏联式计划经济。1953年，三大改造全面开始。到1956年，私营经济已经基本消失了，而集体化也使农业个体经济成为过去。至此，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只剩下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而市场的作用也随着私营经济的消失而消失了，计划指令成为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就此形成。

现有的经济史研究往往将1952年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单方面归结为共产党政策的变化--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变为大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观点过于夸大了共产党主观意志的作用。共产党只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参与者，它的行为既受自己实践逻辑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经济参与者行为的影响，它的决策仅仅是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这些可能性是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参与者共同决定的。是所有经济参与者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行为，促成了这一时期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国民经济体系中各个经济参与者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从而改变了经济结构。这种实践并不仅仅是局限于这短短三年之内的实践逻辑，这种实践也是各方参与者在1949年之前即已具备的实践历史。对于共产党来说，它的实践历史可以追溯到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对于其他各方参与者来说，它们的实践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甚至更早。

甚至共产党的领导者也没有预见到这种经济结构仅仅持续了三年。毛泽东曾估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20-30年[19]。这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力事实上超出了共产党的主观想象。而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转变是在相对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也说明了这种转变具备客观的条件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意志的强力推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1927-1938年的经济改造，通过从肉体上消灭了整个富农阶级和私营业主才得以完成，整个社会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和日本战后经济史的简单比较

如果和二战后的日本加以对比，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参与者创造的场域的结构，是怎样影响了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战败后匆忙组建的新日本政府缺乏治理经验，它的组织者多是战争时期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以外的反对派，组织者内部也缺乏磨合。这个政府的执行能力明显弱于中国共产党，而且它还要在占领军当局的限制下行动。此时财阀虽然被强制解散，国家对一些行业采取了国营化，但私营经济仍是日本最大的经济力量，它不仅局限于轻工业和商业，在重工业中也占优势地位，这与中国弱小的私营经济完全不同。日本的私营企业早就有利用行业卡特尔进行非市场治理的经验，1931-1945年的战争，更将整个日本经济由行业卡特尔组织起来。早在战争期间，军部试图将经济国营化的企图就因私营企业的强力抵制失败了。战后的新政府也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私营企业进行经济重建的手段，且不说新政府亦与私营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和私营企业的关系截然相反。后者可以凌驾于私营企业之上，而且握有多种有潜力替代私营企业的工具。于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只有唯一的选择--国家权力和私营企业行业卡特尔合作进行经济治理。这一结构肇始于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在1945-1955年间更趋成熟，并且一直维持到现在[20]。

一个总结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组建国营企业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中国在1949-1952年的经济实践，正是这股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不同的是，大多数国家的国营企业和国家干预，在随后的经济实践中逐渐减少，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再次成为主流，而中国则在1952年之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传统的解释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认为中国共产党强行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造是1952年之后私营经济迅速消失的原因。这种观点，犯了用现象解释现象的错误。社会主义改造不过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表象，它无法解释经济结构变化本身。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1952年之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根源在于国民经济参与者--主要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新政府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了新政府未来的策略。这种策略的选择，并非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冲动，而是在各种可能性之间做出的选择，这些可能性，则深深地受到经济参与者实践历史和实践逻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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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页9

[2]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页69

[3]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页55

[4]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28-30

[5]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318

[6]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83-89

[7]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318，表4.49

[8]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61-62

[9]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318

[10]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22

[11]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51

[12] 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945-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526-530

[13]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282

[14]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282

[15]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279

[16]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27

[17]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页54

[18]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页67

[19]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287

[20] 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的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