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点则是根本改变了：罗马的奴隶都住在一个集体主义式的奴隶营中，而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则已有他自己的小茅舍，小茅舍所占之地则是他以劳役为交换而从其主人的土地中借用的。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实际上已是“小农”。特别是，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财产。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加洛林时代的奴隶已经与庄园相分离。这一重大变化是在罗马后期发生的，因为那时奴隶营已无法补充奴隶。当奴隶主允许其奴隶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并进一步把奴隶变成世袭家仆时，他们实际是想确保奴隶的子孙可以继承其父辈的位子而为庄园劳动。这一点现在已至关重要，因为劳动人手已不可能从奴隶市场上购得。事实上在加洛林时代奴隶市场已经绝迹。进而言之，如果说以往是种植主不得不投资以维持奴隶基本生活，那么现在这一负担已经转移给了奴隶们自身。

    这一重大转变虽然很慢但却不可扭转，其影响尤为深远。它导致的是：形塑社会最底层阶级的各种制度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社会最底层阶级有了组织家庭生活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至于这一转变对基督教的兴起究竟有多少紧密的关联，我在这里只能略加指出以下—点：在早期的奴隶营中，基督教不可能行之太远，但在圣奥古斯丁的时代，则非洲的自由农民实际上已是一个地方性异端教派的狂热支持者。

    由此，奴隶在社会身份上是上升了一级而成为非自由的农奴。另—方面，原先的拓殖农在社会身份方面则是下降了一级从而成为同样的农奴。其所以会如此乃因为这些拓殖农与其地主的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紧密地与劳役相联。最初地主的兴趣主要是在从拓殖农处收取以货币支付的地租，但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拓殖农也经常必须在地主的庄园中从事劳役性的劳动。早在罗马帝国早期，农业手册就已经将重点放在拓殖农的劳役方面，而且当奴隶劳力的来源越来越困难时，奴隶主也就越依赖拓殖农的劳役。康茂德[15]时代非洲的各种碑铭告诉我们，那里的拓殖农早已是农奴，因为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以特定的劳役从地主那里换取的。由此，拓殖农的经济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继之而来的则是其法律身份的变化：法律条文已正式将拓殖农定义为庄园劳动力的一部分，换言之，拓殖农已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为了说明这一条规的起源，我们必须对罗马公共行政的性质作一简略的讨论。

    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罗马公共行政的基础是“行政市”，恰如古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一样。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这样，“行政市”这一行政组织遍布罗马帝国，在各地都是最低的行政单位，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

    然而，当社会状况在帝国时期逐渐变化时，罗马的这一公共行政制度开始被日益改变。大地产庄园日益成功地逃避了被并入城市体制。当帝国的人口中心日益移向内陆地域时，农业人口也就日益成为帝国兵力的主要来源。与此相应，帝国的政策开始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今天我们德国的容克土地贵族全力D制把他们的普鲁士庄园纳入德国地方行政的管辖，罗马帝国的大地产庄园主则是反过来把原是城市管辖内的庄园领地划出“市政”管辖之外，而帝国Z府对此竟然听之任之。由此，帝国的乡间公地开始成为与城市平行的行政单位，而在这些乡间行政单位，地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脑的当然人选，就像今天普鲁士的庄园地区庄园主就是地方行政首脑一样。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国家乃依赖于这些大地主并赋予他们行政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大地主为国家征收其“辖域”的租税（他们常先行垫付当地承租人的应付税款，然后再向这些承租人收集），也是这些大地主从其庄园领域的人口中为国家提供兵源。提供兵源由此开始被看成是国家强加在庄园上的另一个公共负担，这一负担相当于庄园十分之一的劳动力。

    罗马公共行政的这一系列发展，都导致拓殖农法律身份的改变，即他们在法律上就不能脱离土地。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从不存在任何法律来保障迁移自由。只要读一下《新约）中的《路加福音》篇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惯例凡是人口普查时，任何人都可以被命令返回其原籍，这就是为什么耶酥的家庭不得不返回其伯利恒原籍的原因。然而，在乡下，一个拓殖农的“原籍”无非是其主人的庄园领区。

    事实上，在罗马帝国，很早开始就有法律规定一个人可以被命令迁回原籍去服公共差事。假如是一个罗马元老院的元老长期旷职不参加元老院会议，那他至多会被处以罚款，但如果是一个外省的市政议事会的议员玩忽职守的话，那他就会立即受到处罚，而且如果该议员的原籍社区提出要求的话这个议员就可能被迁回原籍。这种做法之所以且常常必要，是因为古代市政议事会议员的职务要负责收集社区的税款，因此是一份名头好听的苦差。日后法纪日益衰落和混乱后，一个社区要求索回其议员的方式是以社区财产所有权的名义进行的（即议员被看成是社区拥有的财产），因此一个社区追捕其逃亡的议员常常就像一个村庄迫捕一头从公共牛群中逃跑的牛一样。

    如果一个议员尚且可以如此处置，那么一个拓殖农就更可想而知了。一个拓殖农欠他主人的劳役无异于拓殖农的公共义务，因为主人既是庄园的主人又是地方行政首脑，所以逃避劳役的拓殖农要被迁回原地以尽其义务。这就是说，按照罗马公共行政的规定，拓殖农之为拓殖农就需永远待在其出生地区域，这也就是说，拓殖农在哪个庄园干活，也就服从哪个庄园的主人的支配。由此，拓殖农实际上已成为农奴，注定与其土地不能分离。

    在国家与拓殖农之间现在插入了一个中间性权力，这就是地主。地主们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权贵阶级，他们不需听命于地方和省的行政权威，而只服从皇帝本人。在罗马帝国后期、在东哥特人治下的意大利[16]、以及墨洛温时代的高庐，我们都可以到这样一个土地贵族阶级。简言之，古代西方那种较单纯的社会阶层划分——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现在已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划分，这就是“身份等级制”。一系列的变迁（这些变迁本身都相当缓慢）合成了一股发展趋势导致这一新的社会结构，而经济状况则使这一新社会结构的出现变得无可避免。一句话，封建制社会已经出现于罗马帝国后期。

    这样，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庄园中有两类农民服劳役，一类是非自由的农民即奴隶，他们所服的是无限的劳役；另一类则是身份自由的农民即拓殖农或附庸农，他们要以货币或农产品来缴纳严格规定的租．以后更包括一定比例的收成，以及虽非常年但却相当经常的特定劳役。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些现象来分析，那么再清楚不过，罗马帝国后期的大地产庄园已经具有中世纪庄园的一切特点。

    一旦古代庄园在罗马后期演变为这种依赖农民服劳役的形态，庄园就已不可能维持为市场而生产，尤其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奴隶营那种纪律严厉的奴隶劳动乃为古代西方市场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旦奴隶营让位于小农舍，为市场的生产就立即绝迹，这在内地就更是如此，那张覆盖在古代西方自然经济之上的商业薄网终于被磨烂拉断。这种状况在罗马最后一位农业作家帕拉第乌斯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建议地主们应当做到以庄园自己的劳动力来供应庄园的一切需求，从而使任何购买都不需要。诚然，从很早起，纺纱、织布、磨面、烘烤之类的事历来都是由庄园中的妇女干的，但现在，提供劳役的工匠们又包下了庄园的其他需求，例如铁匠活、装修活、石匠活、木匠活，等等。终于，庄园完全自给自足了，其结果则是城市中那一小群主要靠工资或膳食为生的自由工匠们更加不为社会所重。在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土地权贵们已经完全自给自足了。

    大庄园由此变成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庄园即oikos，其主要经济职能已越来越变成以它内部的劳动分工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这就是说，大庄园与城市市场脱离了任何关系，绝大多数中、小市镇由此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亦即失去了与其内陆地区交换劳动和产品的基础。古代城市由此没落，这在帝国后期的法律文献中即已可以看出：皇帝们三令五申严禁城市人口外流，尤其谴责地主们不惜拆除在城市中的住宅而把木料和家具全都搬到乡下去。

    城市的没落进一步由于国家的财政政策而加剧，因为国家同样日益依赖于这自然经济基础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需要。国库之经营变得像自足庄园之经营一样，也是以尽可能少从市场上购买而尽可能多靠自己生产为原则。其结果则是阻碍了货币的流通。古代投机的最主要方式即包税被取缔，征税之事开始由国家自己掌握。在运输公粮方面一种更理性的方式被采纳，即对负责运输的船主酬以土地。各种有利可图的贸易开始为国家所垄断，矿产开发亦为国家接管，大大充实了国库。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子民的，但其结果则是不利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并有碍于形成一个相当于现代资产阶级那样的阶级。这样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之所以会稳步发展，乃因为罗马帝国已不再是—个以寄生于农村地区的诸城市所组成的联合体，其经济活动业已不再是以沿海地区和海上贸易为中心，相反，帝国现在已是一个统一国家，致力于政治整合以将那些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广大内陆地区纳入帝国的组织。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国家开支急速增加而不可能靠货币收入来维持，因为交换经济如前所述乃极端脆弱。由此，国家财政依赖于自然经济之增长乃成必然之势。

    早先各省都以实物而且主要是谷物来向国家交纳税捐，这些缴纳的谷物即是国家公共粮仓的存粮。在帝国时代，制造品也成了纳税的实物，但其交付时则需城市的工匠来估价，为此目的工匠们常被动员加入义务性的行会。国家对各种制造品的需求由此亦日益依赖于这种来源而无须依赖市场或公共承包。与此同时穷苦的自由工匠则被迫在实际上变成了世袭的行会奴工。

    国库既然以实物为税收来源，亦以实物为其支出方式。帝国正是想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其最低的两项开支：官僚与军队。但正是在这里，自然经济暴露了其局限。

    一个面积广大的大陆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有一个付薪的官僚阶层，而这样一种要付薪的官僚阶层恰是古代城邦闻所未闻之事。自戴克里先（公元285—305罗马皇帝）建朝起，罗马国家的官吏多以实物为收入就像今日梅克伦堡庄园的长工一样，只不过数量多一点：几千蒲式耳的谷物，数目相当的牛羊，一定数额的盐、油及日常用品，都由帝国的仓库供给。作为对实物供应的补充，官吏们也有一点现金收入，但数目是极小的。

    然而，不管罗马是如何倾向与以实物支付，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等级官僚阶层仍需相当可观的货币支出。但更耗费帝国货币供应的其实倒还不在于维持一个官僚阶层，而在于要维持一支军队。

    一个有邻国为敌的大陆国家必须有一支常备军。罗马古代的军队是从公民中召集的，这些公民都有自己的田产并自备武装，但到了罗马共和后期，军队已由国家提供装备而且是从无产业者中征募，凯撒的军队就是如此组成的。到了帝国时期，常备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已是一个职业团体。但要维持一支职业军队，两件事缺一不可：人和钱。正因为如此，在近世开明专制时代，正是征兵的需要使得崇尚重商主义的君主们例如腓特烈二世和特蕾西亚女王[17]要抑制大规模农业企业并禁止圈并公共土地。这些政策并非出于对农民的人道主义考虑，更非保护个体农民的权利，真正的理由毋宁如腓特烈威廉—世所言，他的兵源乃来自“过剩的农家子弟”。但这就意味着，人口必须有过剩，也因此圈并农民的土地必须禁止，因为这将导致农家人口减少和农村地区人口递减，从而使征兵更困难。

    出于完全相似的理由，罗马皇帝们同样干预那些影响到拓殖农处境的安排，例如禁止任何增加他们负担的措施。但在其他许多方面，近世欧洲重商主义君主们所采取的措施只怕就是罗马闻所未闻的了。特别是，重商主义君主们都大力扶植大规模制造业以容纳更多人口并使货币流入乡间。腓特烈大帝由此诏令逮捕离开乡间的工人和制造业主就像他诏令逮捕逃兵一般。这样的政策不可能为罗马的皇帝们所摹仿，因为以自由劳动为市场生产大规模工业产品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罗马帝国。

    在罗马帝国实际发生的过程是，当商业和城市没落，整个社会倒退回自然经济时，农村地区更越来越难以筹到足够的货币数量来满足税政所需。在商业和城市没落的同时，由于奴隶市场的倒闭，乡间劳工分外短缺，因此国家从拓殖农中征兵对庄园生产而言已成最大负担，庄园主们纷纷设法帮他们的农民逃避征兵。逃避征兵的人由此从已破落的城市逃到乡下，宁做农奴以求安全，因为大地主们急需劳工而愿意匿藏逃兵。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们之全力阻止城市人逃到乡下去，恰如后期霍亨斯陶芬王朝[18]之全力阻止乡下农奴逃进城市一般。

    帝国军队的兵力来源由此变得越来越困难，其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从韦斯巴辛[19]时代起，意大利地区已免除征兵义务；而自哈德良时代起，帝国军队的单位已不再是混编组成，而是每一单位尽可能从其驻扎地征募新兵，以节省货币之用，此实为帝国瓦解的最初征兆。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从连续几百年的军人退伍证明书来观察士兵的出生地，那我们立即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士兵都是“兵营子弟”，在帝国时期，这种士兵来源在士兵总数中的比例从最初只占百分之几上升到占一半左右。换言之，罗马的军队也已自我繁殖。恰如以往那种没有妻室住在奴隶营中的奴隶已让位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一样，一向住在兵营中的独身士兵现在至少部分地也成了带家眷的士兵，这些士兵事实上已成为世袭的职业雇佣兵。

    与此相似，罗马帝国日后日益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其目的主要就在于节省农村地区特别是大庄园的劳动力。这些野蛮民族为罗马巡守边界，而罗马则以赠与土地作为酬报，这自然是最地道的自然经济的传统交易方式，同时还可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已看到“采邑”之雏形。这种土地转让方式变得日益流行。

    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对帝国命运举足轻重的军队变成了一帮野蛮人，而与罗马本土的纽带日益疏远。因此当罗马境外的野蛮部落最终胜利侵入帝国境内时，对罗马外省的居民而言似乎只不过是换了一支部队驻防而已，而且事实上，罗马的驻防制度也确实为野蛮人所继续沿用。在高卢，入侵的野蛮人并没有被恐怖地看成是征服者，许多人反而欢迎他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从罗马的压迫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的解放者，这当然不难理解。

    日益衰败中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困难并非只是无法从罗马本民族中征兵。当帝国越来越退化为自然经济时，货币税对所有人都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但同时，货币却又为维持一支雇佣军所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施政的目标日益集中在千方百计搜刮一切货币，但在另一方面又再清楚不过，那些大庄园主正因为现在都只为自己庄园之需要而生产，哪里有足够的货币来纳税！诚然，我们或可认为，这问题本不难解决，因为皇帝只要对庄园主们这样说：“既然你们没钱交税，那你们就应该让自己的拓殖农为你们准备武器，套上你们自己的马，和我一起来保卫国家。”这对庄园主们自然不是难事。但是，若如此，那就意味着封建军队之创生；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世纪已开始！

    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各种发展的趋势之自然结果正是走向这种封建社会结构和封建军队体制。在野蛮民族入侵后，这一趋势曾被短暂打断，因为入侵的日耳曼武装农民一度为瓜分土地而争战不休。但很快原先的趋势就恢复了势头，到喀噜琳时代，一个封建制社会已然成型。

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但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帝国的统一或在绵延数百里的边界挡住掠夺者的入侵，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可能采取封建军队体制的原因，尽管这种封建军队制本更适合其自然经济体制。由此，为了维持帝国，戴克里先不得不力图以统一的货币税为基础来重组公共财政，而为此目的城市就必须成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基层单位。然则罗马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基础此时早已枯竭，它们的主要功能已经只是用钱养国家官僚而已，而在这些城市之周遭，所有的土地都已纳入了一个由领主庄园所组成的网络。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罗马帝国的瓦解乃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经济之扩展。就其实质而言，帝国的瓦解只不过意味着，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

    西方日后政治统一之重建，正是以这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为基础，这就是查理曼大帝所完成的事业。戴克里先未能完成之事业五百年后终于由查理曼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所完成。任何人只要读一下查理曼对其领地管事的训令就可一眼看出查理曼帝国是如何以自然经济为全部基础。这些训令，即著名的“领地管事须知”，以其对家务管理的面面俱到而又娓娓道来而闻名，真使我们不能不想起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那些效敕令。例如，在“领地管事须知”中，王后的角色乃与国王并立，因为作为王室的女主人，王后就是国王的财政部长。这实在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查理曼的财政事务主要就是备齐国王的餐桌并保证王室一家丰衣足食。王室的收入和支出也就是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因此管事们之“须知”无非就是要知道朝廷所需：面、肉、布，还有那不知为何数量特大的肥皂，总而言之，都是关于国王的需要、国王的亲信的需要或国王的仆人的需要，诸如马和战车之类。

    在查理曼的“领地管事须知”中无影无踪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常备军和支薪官吏，也因此，罗马帝国的税，事实上税的概念都已经消失。国王以他自己的餐桌供养他的官吏或把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部分。军队则由那些自己提供装备的人组成，基本上变成了一支骑兵部队，亦即军事已成为领主兼骑士们的事务。

    跨地区的商业已全然绝迹；以往连接各个自足经济单位的商业纽带已经切断，贸易已退化到只有小贩的水准而且都是异乡人即希腊人与犹太人之事。更根本的是，城市本身已经消失。说来或许难以相信，加洛林时代的行政法词汇中根本都没有城市这个词。文明的中心乃是领主庄园，因为正是这些庄园养活了修道院。庄园领主们就是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一个终其一生一个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国王在乡村各地有其城堡，但决无他自己的首府，作为君王他靠周游各地来维持供养，周游得远比现代君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得从一个城堡吃到另一个城堡，这样储藏在那里的东西就不会坏。

    一句话，西欧文明已经全盘农村化。古代西方世界的发展走完了整整一个轮回。

    回首加洛林时代，我们不免感到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已全盘丧失。正如商业和古代城市的大理石雕塑都已消失一样，古代城市所有的知性成就和价值似乎都已沉入黑暗之中：古人的艺术、文学、科学以及他们的商法。与此同时，在地主和领主们的庄园上，中古的民谣则还远未诞生。

    面对这样一种景象，谁不感到悲从心来？一个伟大的文明眼看就要达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却因物质基础的丧失而枯萎！然而，这一浩瀚的历史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的一种根本转型，这一转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极大重修元气的过程。因为大批非自由民众重新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人财产，他们从“会说话的工具”的身份恢复到了属人的身份，基督教的兴起赋予他们的家庭生活以道德保障，甚至罗马帝国后期保护农民权利的法律也前所未有地承认了非自由家庭享有同等权利。

    诚然，与此同时一部分原先的自由人降到了准农奴的地位，而古典西方的贵族文明则已野蛮化。尤其是，自然经济现在已成主导。这种自然经济虽然历来就是古典文明的下层建筑，但非自由奴隶劳动的扩展曾一度使其处以从属地位，尽管奴隶创造的财富越多奴隶的数量也越增。然而，当帝国的政治中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内陆，当奴隶供养枯竭，自然经济终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业化的上层建筑转向封建制度。

    这样，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被动摇而最后崩坍，西欧的知性生活亦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但这种沉沦或可比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力量。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罗马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持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罗马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那安泰俄斯一样重获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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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注：

    [1] 斯提利科（365？—408），罗马著名将领，于395—402年率部保卫西罗马帝同，击败哥持人和汪达尔人的入侵。

    [2] 墨洛温人，指450—751年时期的法兰克封建王朝时代，由墨洛温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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