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算起，这一关系已经走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期。邓小平为了现代化，力主对外开放，开放的方式不仅有引进资金，还包括引进管理方式，逐渐形成改革开放的大潮。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时期。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两者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平台就是加入WTO，加入经济全球化。当时党内外有些人忧心忡忡，但事实证明，这一步是正确的。中国加入WTO以后，成为世界上得益最多的的国家之一，另外一个受益最多的是美国。第三个阶段，是胡锦涛主政时期。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强大起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也就来了，各种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说，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不争夺领导权和世界霸权。我们还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强大起来以后，将与世界和谐相处。当然，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是作为一项具体的政策。把和谐世界作为政策是做不到的。

最近几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周边关系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邻海主权争论也趋于明显，一些人据此怀疑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这些都表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讨论，并且好好谋划一下如何使中国更好地和世界融为一体，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我们自己，因为和平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定义，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促进我们发展，通过我们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这个对我们根本上有利的局面。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给我们的外交与战略提出了新的课题。十八大政治报告就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问题提出的观点是八个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提法体现了我们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考量。例如大家讨论最多的中美关系。双方的利益已经决定了，中国离不开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尽管双方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的差异，并带来全球利益上的矛盾，但是大格局是谁都离不开谁。这个大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无非是怎么把它调整到最佳方位上去。十八大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一个新的题目，我的理解，这不仅包括中美关系，与俄罗斯等大国也要建立新型关系。

这一新阶段的新意，也突出体现在全方位这一点上。我们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指向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原来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更多针对的是美国、欧洲，而现在，我们不光考虑美国、欧洲的问题，我们还考虑其他的，比如说非洲这一块。这是一个全方位实施的和平发展战略。

我们的开放战略需要调整，开放的范围要向西部推移。如果说以往我们的开放是往东走的话，那么现在往西的方向也在逐渐打开。在这个方向上，有上合组织的国家，有金砖国家，有非洲。此外，还有普遍被忽略的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这个区域值得我们在战略上好好投入与经营。依国别来说，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哥们，全天候的朋友。还有斯里兰卡，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打下的友好基础，还有我们最近所做的工作。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与我们存在着边界问题。但我们同印度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在与印度主要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在野党的交谈中，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印度是从一个大国的定位来思考世界事务。它要成为大国，不愿意成为附庸，愿意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印度这个大国的理念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有孟加拉国，我们也不能忽视。将来，我们的石油通道一定要避开马六甲海峡。可以说，整个开放方向正在发生调整，东部往太平洋去的方向我们要继续做工作，而西进，包括西南方向，则是我们下一步要开拓的新的方向。

以上是描述新阶段下，我们对外开放的若干新方向。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我们应注意把握几个政策上的要点：第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崛起之后绝不当头，不挑战国际秩序，但是要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一起来推进世界秩序的改革。我们绝不挑战世界秩序，但是我们要改革，而且这个改革不只是中国一家要改革，是大家一起改。目前，世界秩序的不适应之处都暴露出来了，不只是中国认为要改，世界都认为要改，中国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世界秩序的改革问题。第三，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坚持共赢原则，形成更广泛的利益交汇点，扩大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我们从对外开放开始，到加入WTO，走和平发展道路，实际上就是努力形成和扩大各方的利益交汇点。第四，在战略互信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危机预防和控制机制，把危机控制在安全和发展的范围内。国际事务中不可能没有危机，关键是形成危机预防和控制机制。我们要形成利益共同体，也要形成一个利害共同体，利益和利害都是共同的，才是最安全的。第五，通过深化国内改革来引导国际舆论，向世界展示中国强大而可亲、可信的新形象。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强大的形象有了，但是离可亲和可信还有距离。毛泽东1950年代说过建立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应加上可信这一点。

除了上面这五个需要坚持的政策性问题，我认为还有三个问题是我们在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时要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中国要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必须把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走出去，再加上我们文化也要走出去，为世界人民所接受。今天的世界不再是殖民主义时代，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现在我们走出去虽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倡导，但实际上还是散着出去的，力量并不集中。当然，现在散出去也有好处，因为人家没有感到威胁。比如说，许多人在谈论资本外逃，我不认为是坏事。该出去就出去，资本出去以后在外面投资，内外联动，最后利润都会回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软实力问题。我曾讲过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成功，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文明的复兴。软实力不是取决于你投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文化被人家认同。文化认同上如果不能做出像样的文章来，只靠办几场演出，送票子请人家来看，是不能成事的。我们离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的路，还有很远。

第三个问题，与前一个相关，是关于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发掘共同的价值观纽带。比如说，金砖国家是我们可以借用的平台，但现在一个非常大的软肋，就是缺少能够长期维护发展的纽带，也就是各方的共同价值观。我们需要研究金砖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上合组织的价值观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冷战后北约的转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北约原来是针对华约存在的集体军事组织，冷战结束后华约不存在了，一段时间内，北约存在的理由似乎也不再存在。但是，美国强调北约是大西洋两岸所有国家共同价值观的组织，这样就把一个军事组织变成了一个价值观组织，凡是挑战他们共同价值观的威胁，北约军队都有权介入。于是，我们在从阿富汗到索马里海域，都能看到北约的介入。它实际上用价值观为北约的存在找到理由。而在我们的国际合作中，很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价值观的东西，缺少持久发展的内在纽带。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