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近年来，中国频发的社会冲突，越来越具有“非制度性”的特点，既有的社会矛盾疏导机制，日益失去其有效性。在张静看来，这一局面，已对既有的理论、政策、决策机制，提出了全面挑战。在思考对策时，若只是简单地以既有的组织文化资源作为变动社会的组织建设出路，将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再整合问题。当下社会建设的可能出路在于，基于新的资源交换和价值共享需要，建立一套牢固的权益互赖关系。

中国正在加剧的社会矛盾透露出双面信号，一方面，过去30年变革，已经促进了各种社会竞争；另一方面，社会领域的变革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当前实施社会建设的目标虽定，但有效办法却远未成型。原因在于社会建设的方向不明，或者说，究竟要“建设”什么内涵不明。

    近期主导性的两个社会建设思路针锋相对：一个主张加强行政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另一个主张巩固社会自组织，让其成长自己管理自己。这些讨论意见不同，但都把重点放在实施管理的控制权主体上，分歧在由谁来控制社会。问题在于，双方明显或潜在的争夺权力姿态，往往将说理变成了斗争，使得很多更基本的问题，无法在双方参与下，得到理性及建设性的讨论，使得讨论缺乏足够的知识性启示。

如果说，经济建设取得成效，主要依靠释放个体和组织的经营权的话，那么，社会建设还必涉及各种权益之间的关系，及其怎样在不对等的条件下达致平衡。对于中国今天的经济社会规模来说，这是一个全新条件下的社会再整合问题。而目前的讨论，主要还是在已有经验上打转——要恢复基层自治还是加强行政管理。然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方法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作用，今天却广泛失效。

为什么如此？全球以及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曾经的经验今天难以奏效？为什么现有机制的社会整合作用变弱？只有真正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性质，才有可能找到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非制度化的社会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地涌现的“社会愤怒”值得注意。在韩国，“牛肉进口”曾引发十万人聚集首尔市政厅广场，抗议农产品政策损害青少年健康；在英国和法国，不时发生少数族裔青年砸烧店铺，暴力对抗警察事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激烈的社会对抗要求更换统治者集团，已经导致几个政府结束执政；在欧洲几个地区，旨在反对财政紧缩计划的罢工时而出现，由于无法兑现社会福利承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频繁更换；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行动曾经持续数月，参加者要求约束金融组织独享利益的行为；在中国基层，群体性冲突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数倍增长。

中国的群体性冲突呈现了新特点：个人事件容易转化为群体事件，民事对抗容易转化为政治（针对公检法机构）对抗；参与者的动机有利益涉入，也有价值涉入；不少利益诉求行动摈弃谈判，选择激进的方式进行。比如去年发生的淘宝商城抗议事件，中小商户不是和阿里巴巴争辩规则，而是选择攻击大商户，破坏他人商业利益，最后是混乱的商业秩序迫使改规止步。

    上述国际国内事件的主题和起因不同，但却有一点相同：更少运用常规渠道和方法解决问题，政治社会学称之为非制度化的社会冲突。这一现象，伙同全球范围内对富裕阶层的敌意，就如吉迪恩·拉赫曼所认为的，正在“重塑从欧洲、美国到中国的政治局势”。

是什么使人们选择更激进的行动提出诉求？

每一种社会的稳定性，都依赖各种平衡利益机制的运转。越来越多的非制度化冲突提示我们，这些机制发生了问题——它们很难对新需求发挥平衡作用。如果现有机制的平衡能力不备，将“迫使”人们选择其他渠道，甚至通过制造破坏或提升冲突的方法谋求解决问题之道。非制度化的社会冲突现象，要求我们的研究不限于具体事件，以更高的分析标准，更广阔的视角和历史观照，探索时代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对当今理论和政策制定带来的新挑战。

二、对理论和政策的挑战

1.投票

通过投票连接选民意愿，作为反映并协调利益对抗的办法，长久以来被深信不疑。投票选举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制度化权利的方式平衡社会多元利益。凭借选举产生决策权威的机制，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权力更迭过程的社会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

但目前的各种社会运动，正在挑战二战以来形成的这一认识。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新经济区出现和旧经济区衰落，原来的区域利益格局及其相对利益发生了重组。新旧经济区都开始审视对方对于自己实现目标的新作用，并试图利用新机会。这些变化可能和国内选民的利益不一致，在不同的经济区，选民的需求和政府有能力提供的东西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一些新经济区依赖全球化中的人力资源成本差别，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财富增加之后，国内民众的普遍要求是提升工资。相对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又使得经济竞争优势降低。曾经是高收入的旧经济区，则进入经济增长无力/财政面临困境的时刻，但各阶层选民拒绝紧缩福利的计划。这些诉求正在产生新的政治压力，和政府的目标相悖。

而投票作为已经固定的程序安排，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人们发现，固定体制在回应瞬息万变的局势方面，存在难以忍受的政策滞后，社会中广泛的不耐烦情绪滋长。经济波动和困境爆发的速度，远远快于社会力量变动和选票集结。很多固定的利益通过投票得到加强而不是改变，竞争性选举常常使强者更有优势。比如在欧洲，投票选举促进的是利益竞争和集团自我保护，而不是经济下滑后的牺牲/分担和继续开放。即使部分企业家为恢复经济的长远利益着想愿意这么做，公众也不愿意降低习惯了的生活水平。这就使说服大众选民成为比说服企业家更难的工作。人们认为是政府的无能导致了这一状况，于是频频采取行动把无能者“选”下台。这使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陷入悖论：要赢得选票，他们必须向选民承诺他们要求的利益；但要防止经济崩溃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又需要紧缩财政来违反选民的利益。结果还是不得不奉行那些可能降低自身得票的政策。

在亚洲地区还出现了另外的情况，台湾朱云汉认为，投票选举不一定自然带来法治进步，分权制衡，人权保障，媒体自主，独立于政治或市场权力的知识界力量等制度层面的更新，所以投票狂欢显示的不过是“表象体制”。在选举后台，常常发生政客利益的再集结。这些活动背离投票者的基本意愿和价值，但却可以避开他们的视线。强势社会势力控制政治经济的局面，无法因投票而得到改善。在不少地方，通过选举上台的决策者热衷于收编军队和媒体，建立新的政商关系，排挤其他利益集团的机会，其积累的利益冲突常常转化为政治危机甚至导致政变，于是新一轮的权力循环重复再起。

投票机制本来的理想是，通过选民认可的权力配置来进行利益协调和制衡，但为何它同时也会巩固强者的权势，逐渐积累强弱地位的不平衡？这里提出的理论挑战是，为何投票体制平衡强弱利益的作用式微？它提出的政策问题是，什么样的替代或者补充机制，能够发挥新的平衡利益作用？

2.福利

经济史学家马歇尔曾经揭示，由国家代替家庭和个人担负民众的福利责任，有助于缓和财富占有不平等引发的阶级冲突，他称此为“公民权责体制”（citizenship）。马歇尔提出，有三项基本权利——财产权（经济）/选举权（政治）/福利权（社会）——构成了公民权的主要内容，而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可以通过后两项权利的发展得到中和。即，通过选举和福利权的释放，让普通人成为影响社会政策的投票者和福利的受益者，这有助于平衡差异，维护社会整合。因为国家支持社会福利的资金，大量来自于有产群体纳税贡献，而社会福利的主要受益者是社会弱势。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同阶级间的资源交换。人们相信这样的做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拉平”不同人的生活水平，减少社会怨气和不平等感，弥合社会分歧。

现代福利国家正是这一理论的产物，所以，高经济增长的国家为了平衡群体利益差别，基本上都经历了福利扩展覆盖时期。应当说，在欧洲阶级冲突的高发时期，这一做法确实有效稳定了社会。但如今旧经济体的增长能力下降，支付高福利困难，而原先形成的福利标准却难以变化。强大的社会阻碍来自普通的福利受益者，在他们看来，缩减福利是侵犯公民权利。比如欧洲公务员的罢工运动，旨在对抗延长工作年限的缩减福利计划。

这里提出的理论挑战是：社会福利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动关系？它提出的政策问题是，在经济困境时期，如何压缩福利标准来共度难关，同时又避免政治对抗？

3.阶级

马克思揭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识别各种群体冲突的依据。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人们了解到，阶级身份可以决定个人或集团的政治立场。比如，无产者和有产者群体的政治立场自然不同，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利益有差异。

但在今天，明显或潜在、直接或间接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社会对抗的成员十分多样化。依据上述标准，新组合的“阶级背景”越来越不清晰，政治立场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力，社会分化并非仅仅沿着阶级边界进行。具体表现是，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群持有一致意识形态的情况常见，同一地位的人群缺少一致身份认同的情况也常见。在很多国家，原来支持某一党派的社会阶级，不断发生新分裂和组合。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些阶级地位类似的人员，不一定具有“我们”的身份认同，也难以共享同一的政治立场。

这里提出的理论挑战是：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选择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识别社会成员属性的分类单位怎样解释人们的跨阶级立场？它提出的政策问题是：在多元异质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建立社会成员的身份预期结构，从而稳定社会流动的秩序？

上述各项挑战显示，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着人类历史的新问题，社会变迁引发的利益变动、分配变动、资源变动和组织化变动现象，正在酝酿新的动力，试图突破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或者，更广义的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球形成的基本制度结构和知识。这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思潮，都出现以“变化”为主要期许和政纲的原因。由于已经固定的制度格局和知识体系难以满足变动的利益，人们正在采取非制度化行动要求改变。在分裂和冲突不断积累的情况下，如何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是今天不同社会的领导者和全球知识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对决策体制的挑战

转型中国的社会整合还面临特有的挑战，30年来的结构/市场和政策调整，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大量社会冲突是这些变动的反映，比如：

政策调整性冲突，比如失地农民争取土地权。在种地交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收入甚微，部分人进城打工，各地乡镇为了防止土地撂荒，请外地农民前来承包种地。而土地免农业税之后，原来的主人返回村内要地，和新的承包户发生争地冲突。根据杨华、欧阳静近期的研究，这样的案件仅在湖北楚镇，就占农民上访案例的80%。

市场波动性冲突，比如城市购房者要求降价。过去几年大中城市的房价波动很大，一些高价购房者在价格下降后不满利益损失，要求开发商补偿差价，他们认为价格波动的风险不应仅仅由购买者承担。

结构变动性冲突，比如大学生蚁族的网上愤怒情绪。接受高等教育使得他们的身份预期提升，但毕业后他们发现，自己进入社会的实际地位和预期相去甚远。很多人感到受教育后的上升渠道阻塞，抱怨社会缺乏公平回报。

这些冲突意味着对社会公平及决策责任的追讨：权益怎样分配是为恰当，并能为不同的人群接受？谁是决策主角并该为社会不公负责？为何是我而不是他们承担后果？虽然不少地方动用大量人力和财力，去化解政策变化带来的矛盾，但基于惯性，他们出台的是安抚政策，而不是相关各方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

为何利益协调机制重要？每一项政策的背后实际上都涉及权益安排，这些安排使一批人而非全部人受益。平衡这些差别的利益需要新的处理机制，缺少相关者参与的政策正当化过程，是“谁都不满”产生的原因。这里提出的挑战问题是，如何使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四、对已有经验的挑战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观察到，从不同社会存在的“共同体”和“初级社会群体”中，可以发现群体凝聚的天然纽带。但小团体的整合不同于大社会的整合。今天我们关心的社会整合问题，自然不是什么小团体的内聚，而是大社会如何凝结到一体。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意义上的大范围分工与合作，但却未同时促进大范围的社会整合。一些人希望借助传统纽带，但是面对一个性质不同的社会，传统纽带亲疏有别的特点，怎样扩展到陌生人社会，至今还是未解的难题。

环顾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初级群体的内聚纽带，在更大的、陌生的、流动的、异质的公共社会中，很难发挥同样的团结作用。情况往往相反，越是内聚紧密的群体，越有强烈的边界差异和群体归属感，在大“社会”中共处时，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是常见。不仅传统的内聚形式——家族、宗族、种族以及民族——之间的相处，存在这种状况，晚近的所谓“次级群体”组织——俱乐部、社团、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相处同样存在这种问题。是否能够将人类初级群体的整合方式，用于变迁之后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如果分工带来的经济互赖难以转化为社会整合，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整合依靠什么连接纽带？根据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社会建设必须面对的理论问题。

另一种中国的“传统“，是1949年以来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纽带。社会成员进入生产单位或者行政村中，被组织进划一的单位系统，形成上下隶属的依赖关系。但这种纽带的特点是，集体化生产和资源再分配，而今天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单一的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格局，虽然它们并未完全消失，但是更多的自主选择，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资源的大范围流动，以及市场分配机制的出现，与以行政单位为纽带的社会系统不合，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管理系统已经成为资源交换的障碍，不断引发体制内外的矛盾。

因此，对于社会整合而言，我们的历史提供的两种经验——基于原初的血缘、地缘特征结成的（属地）整合纽带，基于集体化生产和再分配权力的（行政）整合纽带，在今天都难以发挥作用。前者相当强的局部性和分割性，其亲疏有别、基于个人关系的规则，已经成为公共社会的连接壁垒；后者被动的连接方式，其内外有别/基于行政再分配的规则，也与社会成员根据需要的主动选择相对立。指望它们承担起当今社会再整合的任务，颇为困难。

五、对文化整合的挑战

当结构整合出现困境的时候，坊间出现强调民族文化整合的声音。通过强调文化认同来促进社会整合——这东西好使吗？

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口岸时，雇佣了大量劳工助其运送物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作为中国政府的宪法顾问，在1913年来到中国。他看到中国民工通过水路和陆路，帮助外国人运送军备的照片后，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的援外行为没有文化民族主义的障碍？

另一例来自中国的知识精英。1904年，陈独秀在《说国家》一文中写道，直到甲午战争和鸦片战争，他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 ……陈独秀“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 ，（感到）十分惭愧。我生长了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都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这段反思说明了，即使在不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的知识精英中，个人和他人，个人和公共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微弱。

不能说劳工或者陈独秀缺少民族文化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与他和其他人的权益共享和相互依赖，以及更抽象的，与他和公权力（国家）的权益共享和相互依赖几乎不相关。在这里，文化认同并没有自动产生国民之间，及其与公共机构——比如国家之间的权益互赖。文化认同的来源是共同的血脉、语言，祖先和历史，其作为共同子孙的象征意义强大，但是和民众生活中具体的需要的联系十分微弱。除非遇到大灾害和突发事件，一般情况下，普通民众的具体利益，很少由皇城负责满足及保护。作为皇帝的子民，人们的具体权益实现，只和身边临近的组织有关，比如家族、宗族和村社。

我称这样的整合为文化整合，其形成群体内聚或归属的力量来源，可曰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国家。在文化共同体中，皇帝作为象征的权力中心，只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出现，他所领导的行政或法律系统与人们的生活较少关联。或者说，这个行政或法律系统，不是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一般利益而存在。人们虽然有共同体生活，但没有真正参与更大范围的公共生活，为其共同权益而生的公共组织职责还没有建立。对于普通人实施权益保护和安全责任——因此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的，是一些基层社会组织，而不是公共机构。

文化认同的特点在于历史性、前在性和不可选择性，它形成的是象征性的共同感，但是文化认同无法阻止权益纷争和价值分歧。在中华民国建立的头13年中，至少有过4种不同的宪法，但都是在颁布后不久就成为一张废纸。在军阀割据时期，握有地方实权的各派武装力量，虽共享同一文化，但绝不能分享权益和地盘。军阀混战及各种革命历史，无一不是在文化认同的架构下发生的。文化认同并不能协调利益竞争引发的冲突，和善良的期待相反，文化整合无法直接臻至政治和社会整合。

六、建立个人和公共的权益互赖关系

中国面临的社会再整合问题，不能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化关系建设：在社会成员之间，及其和公共组织之间，建立牢固的权益互赖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资源交换和价值共享，因而可以超越社会身份的界限，超越力量强弱的差别，将人们聚合起来。组织化程度低的基本表现，是社会成员缺乏相互依靠和约束，尤其缺乏公众和公共制度间的相互依靠和约束。如果公共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利益无关，不能真正满足其所需，就难以获得他们的归属和忠诚。相互不需要，结果当然是没有合力。

为何公共关系被个人需要？因为它能够创造个人难以具有的能力，提供权益协调和财产保护。独立的个体无法具有这样的能力，这些能力必须经过人类的合作与互相依赖才能产生。为何一些组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宗族、种族、宗教、乡村共同体，地缘团体，甚至黑社会，身份群体，社团，公民组织和俱乐部，乃至国家，无论传统组织还是现代组织，竞争成员归属的基本途径，都是提供其所需，保护其所有。可以说，凡是有生命力的组织，无论社会自治组织还是国家组织，如果能够赢得个体对组织的归属，都是因为和它们之间建立了各种权益互赖关系。

群体和个体，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权益互赖，或称利益共享关系建立，是每个人的安全之本。这种关系因此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品覆盖的人群越广，社会整合的范围越大。在这里，不“安全”并非仅指武力或暴力的肉体威胁，更是指人们的权益被忽略、财产被侵占、机会被剥夺、利益被不公平分配的威胁。而权益互赖关系的存在，能够帮助人们运用强大的组织力量，比如公共制度，有效保护个体的正当利益，减少各种威胁带给他的损害。在这个意义上，和公共组织之间的权益互赖关系是建立社会归属，巩固成员认同的重要来源。

传统中国人们广泛认同宗族、家族或者地缘组织，原因是他们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上述安全需要：它帮助其成员对抗不安全，协调利益不平衡，解决分配纠纷。如果国家组织成功替代了这些组织的此项功能，社会成员对传统组织的归属就会发生向国家的转移。可以总结一个定律：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公共组织之间的利益互赖性强弱，影响着社会成员归属中心的转移，因而影响着社会整合的范围；当整体的公共互赖关系没有建立的时候，因为需要存在，局部归属的优势就可能提升。

中国历史上可供个人依赖的局部关系有两类：初级的包括家族、宗族、种族、黑社会，次级的有工作单位、行政村。但这些组织内聚的成员具有地域性，相对静止封闭，或有地缘/血缘关系的居住者，而不是陌生且高度流动的人员。他们能够对内部成员负责，前提是这些成员不会离开。而今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这些组织的功能和责任大幅度消退，很多甚至结束了使命。比如单位体制，过去单位承担的很多任务如今已经交给市场；还比如行政村制，今天的行政村出面维护成员利益的动力越来越小。共享利益不在，保护职能退化，互赖关系降低，它们对个体的约束力随即弱化，人们的权益同时也失去了保障。而新的经济机构并不承担这样的职能。现代雇佣关系中很少包含上述意义的“权益互赖”关系，在经济组织看来，自己并没有提供公共品的义务。传统承担此功能的组织在解体，却又没有新的公共性组织，作为替代单位行使上述功能，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

不受保护的个人可以看成是未组织化的个体。他势单力薄，没有办法依靠公共关系增进自己的安全，也没有渠道要求公共组织帮助自己。如果说，已有的公共组织，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相反，它还成了更强大的竞争者和掠夺者的话，必然造就社会的愤恨和极端性：个人只能通过破坏性活动来炫示力量。这正是中国非制度化社会冲突的特别来源。

自韦伯及帕森斯以来，学界惯于把传统组织和现代组织进行对比，盖因其性质上难以满足现代的要求而统统归入应该扫荡之列，但很少反思这些组织的功能，及其与宏观社会整合的关系。不应以为，基层的组织化颓败现象与社会整合距离尚远，貌似无关紧要，实际上，每一个社会、扎根于基层的局部组织，以及高层的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的权益互赖关系，都是社会整合秩序的根基。同样不应以为，仅仅由基层社会团体自身的力量，就能够完成大范围社会再整合的任务，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担当社会建设的使命。

因而，无论国家还是社会主导社会建设，都需要建立全新的个体和公共之间的权益互赖关系，并将其制度化。这是重建社会整合的关键，更是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李斌社会学基金（2012）支持，致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