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政治、国际金融危机、9·11事件、中国非典、日本核危机，现代风险的内在性、普遍性与关联性不断展现出来。风险不再指向“危险”，而指向某种必然的概率，风险不再是偶然事故而变成了生活常态。伴随社会的全面货币化与市场化，风险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词汇。过去，我们以绝对性、确定性、统一性来安排生活与秩序，但现在，相对性和复杂性是一切决策必须面对的现实。

危机、紧急事态、事故成为常态，“例外”变成了“日常”。人们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风险成为各种决策的依据，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控制风险, 又总会存在剩余风险并不断产生出新的风险。何镇飙则进一步指出，现代媒体通过大量有关风险与危机的报道，不断给受众以“世界危险”的“拟态环境”，现代政治俨然变成了“恐惧政治”。

对于中国，问题更为复杂。“计划”时代，“风险”被严格控制，通过行政命令，打破风险的循环悖论。人们可以用古老的“命”“运”观照“风险”，通过传统的命理学，通过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信仰（诸如初级阶段论和过渡阶段论），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但是，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不仅成为风险广布的社会, 而且还成为了一个风险导向社会。正如郑永年所分析的，高风险社会其实正是中国改革设计的基本预期。风险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生存感受，而成为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层运行逻辑。通过经济与财政机制的特殊安排，一个金字塔型的风险分配结构得以建立。与贝克定义的那个替代了“阶级社会”的“风险社会”不同，中国式风险社会几乎复制了社会阶层的分布格局，风险与权力和财富完全成反比。李瑞昌则指出，这种人为分布的风险格局，也使风险治理陷入了困境——中国依然在用传统的应急处置方法对待风险。而这种“集中决策、统一行动”的政策运行模式，实在难以应对当代政治的风险挑战。并且，由于政策合法性主要来自科学性——决策科学化，专家不堪其累，社会陷入了整体性的信用危机。

正如陆宇峰所言，风险社会并非“不正常的社会”。风险社会实际源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傅蔚冈也告诉我们，“更多的私人安全是建立在对更多的公共风险的接受之上”，风险社会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安全和卫生。因此，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风险。陆宇峰指出，在西方社会，风险通过各大系统的自主运转而分散出去；而在中国，人们则倾向于把各种风险归咎于“体制”。傅蔚冈指出，在许多国家居于辅助作用的监管体系，在中国倒成了最主要的方式，而最主流的侵权法诉讼，则居于次要地位。正如郑永年所告诫的，对于一个应付总体性危机的制度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处理各种日常化的风险。

对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更多还只是在套用西方理论。如何理解当代普遍的“风险”和“不确定”？西方理论有多大解释力？中国式“风险社会”具有哪些自身特点？希望通过这样一组讨论，能对这一前沿问题开启出更多的思考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