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1943年所提出的“乡土中国”，已经无法把握我们当下的生存样态，在这个时代，所有人似乎都被卷裹在一个无力抵抗的浪潮之中，深深嵌在“流动中国”的巨变之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几乎所有规模庞大的流动浪潮，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和活力的时代，而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内部大移民，也同样带来了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从更具纵深的历史视角，流动性也是中国一个世纪的意象，革命、战争、市场、工业，改革开放所激荡出来的流动的欲望，不过是百年以来历史力量累积的总爆发而已。因此，它不是简单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开启和终结，而是长时段的不确定性，它给人带来的漂泊感和无根感，必将强烈而持久，直至凝固为几代人共同的印记。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代的智识与语言，尚且缺乏捕捉这种有关流动感的能力。

在日常讨论中，人们往往将中国的流动与经济性迁移联系起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流动，正是“中国制造”崛起于世界性生产体系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大流动，首先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性资本、生产和贸易结构之下的产物。高度的流动性，正源出于一种特殊的资本—劳动机制安排。正如刘东旭所说，这种流动性虽然表现为人们的“自主选择”，但它本质上是由市场周期决定的。因此，流动既是人们改变命运的通道，也掩盖了阶层固化的趋势。特别是那些缺乏话语权的边缘群体（如少数民族），他们的特性往往成为流动所利用的对象，流动未必等同于境遇的改善。令人懊恼的是，流动往往会给人掌控自己命运的假象，但正像熊易寒所说，在这个流动的时代，命运正在重新获得对人的主宰，国家、市场、社会、家庭，这些权力结构都在塑造人们的命运。正如符平所言，这个“脱根”过程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不是每一次新的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提升，空间流动的多样性和社会流动的单一性是交织在一起的。

流动的中国并不承诺幸福的中国。空前的流动，往往也意味着巨大的悲怆、苦难与痛楚。白龙就从老外何伟那里，为我们描摹了一个笼罩着魔幻和悲伤气质的中国——它像一个瞬间长高，却又患有恐高症的巨人，仓皇中起身，却被自己的高度惊得头晕目眩。流动让每个人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却也在这流动中被迅速地风化和折损。而由这流动所带来的创伤，也正是田方萌所说的人们对远走他乡的精英嫉恨交加的情绪的由来——他们的生存焦虑不能通过向国外迁移得到缓解，他们的身份焦虑因移民受限而更趋严重。

没有人愿意忍受由这流动带来的命运的不可控制。但是，恐惧和怨恨无济于事，冀望它会自然导向一个美好社会，则更是愚蠢。对于“流动的中国”，过去的讨论往往陷入偏狭的经济层面，缺乏政治视野下的探讨。正如拿破仑和歌德谈话时所说，在现代再没有支配人类的“命运”，古代的“命运”已经由“政治”替代了。因此，若要抵抗这命运的导控，则非借助于政治上的觉醒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