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移民≠人才流失

中国精英的外流现象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坊间议论的热门话题。在许多国人的印象中，大批社会精英正在漂洋过海，远赴他乡，中国宝贵的人力资源面临大规模的流失。中国的人才流失有多么严重？国际迁移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移民潮何以备受舆论关注？精英的国际流动能否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系列问题。

雷声大雨点小

据官方统计，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90万人，其中仅有63万人学成归国。《南方周末》的报道称，新世纪的中国移民潮引发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前两年国内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也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就绝对规模而言，中国人才的外流数量的确称冠全球，可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评价一种人口趋势，我们需要观察目标群体及其对应总体的关系。这就好比估算一个分数，要看分子，也要看分母。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法国学者多克尔（Frédéric Docquier）等人计算了各国人口流入发达国家的比率。他们发现，2000年以前，仅有3.1%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在22岁后迁移到了发达国家。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在193个国家中位居第158位，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还略高于中国（3.4%）。几十个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们才是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国家”。

就2000年后的情况而言，各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尚未完成汇总，因此我们不可能全面分析最近十年的变化态势。这里不妨作些推断。尽管近年来留学生数量急剧上升，中国高等院校也在大幅扩招。比如，每年留学国外的毕业生从1996年的2万人迅猛增长到2005年的近12万人；在此期间，中国的大学新生人数也从100万人迅速上升到了500万人。由于分子分母大致同比增长，中国的人才外流率很可能仅出现了小幅提升，就比例而言，依然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学生能够实现留学梦想。

当然，技术移民的平均素质一般高于其留在国内的同行——我们不应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将北大学子和某地方院校的毕业生等量齐观。可既使在这方面，国内媒体也夸大了中国人才流失的严重性。一项被新闻界广泛引用的数据称：“清华北大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国”。据中国科技政策专家曹聪考证，这一数据最早见于2001年第8期的《求是》杂志。然而，文章作者陶涛并没有给出数据来源。曹聪猜测，仅在1985年后的某一年，清华北大可能有“七成”高科技专业学生赴美留学，而陶涛将这一年当作了“1985年以来”。

此外，很多报道强调，新世纪以后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阶层构成，但至少从美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并非如此。在15岁以上生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学历，2008年则升至45.4%。可是，如果我们比较1990年代和新世纪前八年这两个时间段到达美国的中国移民，就会发现高学历人口的比例几乎相同，都是46%多一点。也就是说，1990年代以后，赴美中国移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很高，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识精英的比例并没有提高。比如，在2010年获得美国绿卡的7.1万中国移民中，家属移民占到2.4万人，而工作移民仅有1.8万人。

绝大部分中国精英都会通过留学或技术移民迁移到发达国家，但也有少数富豪选择投资移民。中国投资移民增长虽快，却也不同于人们印象中卷款而逃的大批富豪。美国EB-5类签证专门针对投资移民，尽管这一签证的中国申请人近年倍增，也不过达到两三千人。根据中信银行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在2010年底就高达100万，每年移民海外的富人仍然只占其中一小撮。

这里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方面，移民他国的代价巨大，因此只有少部分精英能够承担迁移成本；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精英的大门并没有敞开。比如美国移民法规定，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数量，每年不得超过全部移民的7%。这一政策主要限制了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移民主要来源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高失业率，于是纷纷收紧移民政策，中国的精英外流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因此，事实上我们不必担心发达国家会无节制地吸收中国的人力资源。

人才外流也有好处

尽管承认移民属于“个体的选择自由”，《中国周刊》的封面报道仍然忧心忡忡地写道：“……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想到发展中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人才移居国外，人们自然想当然地将技术移民称为“人才流失”。然而，这一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先验的价值判断，即认为外流一定会对移出国带来损失，而国际经验表明，人才外流的发展效应有弊也有利。比如，尽管移出国丧失了海外移民的税赋收入，侨民们却以汇款方式提高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据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仅在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流失了什么样的“人才”？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人才概念。一是具备某种特殊秉赋的人，如天才少年；二是已经取得某种成就的人，如杰出学者。从中国前往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大多在留学之后转为移民。他们在出国前只能称为第一种人才，或者说是“人才毛坯”。例如，北大清华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需要在美国经过多年研究训练，才能成为成就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国的大学为他们投入了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都不是中国目前能够提供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假设这些天才少年留在中国就会成为同样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认为中国理应完全享有这些人才。因此，中国的精英外流既不同于二战前欧洲的犹太科学家出逃，也不同于冷战后离开苏东地区的工程师移民。

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留学生大多是自费生，其中不少人还获得了国外的奖学金资助。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其实是在帮助中国学子提高技能，而回流人才则为中国补充了稀缺的人力资源。种种迹象显示，海外学子的归国大潮方兴未艾，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才外流的负面效应。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22.9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7.5%；全年留学回国人员达10.8万人，同比增长56.2%。也就是说，回流人员的增长幅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出国人员。该部国际司司长张秀琴透露：“近几年，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几乎每三年翻一番”，中国显然已经从人才外流进入人才流转阶段。

很多富人获得移民身份或外国国籍，或是为子女受到良好教育，或是为便利企业经营，他们的事业重心仍在中国。举例来说，持中国护照的人仅在13个国家享有免签待遇，而持加拿大、澳大利亚或美国护照的人则在120个左右的国家享有这种待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中国精英的国际旅行自然非常便利。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在2010年发布的中加人才流动报告中指出，目前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居住的加拿大人，约在25万~30万人之间，其中很多是获得加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因此，移民统计未必反映移居者的真实数量。

当然，在中国和发达国家尚存在巨大发展落差的情况下，海外华人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在短期内不可能大批回归中国。尽管如此，海外华人依然对中国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合作项目增多，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同行的科研水平。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金碧辉等人发现，在2001~2005年间，中国科学家同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中，七成都有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而海外华人在信息产业等技术领域同中国的合作更是不胜枚举。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所言：“大家光是看到多少人才跑到美国去了，跑到英国、跑到欧洲去了，没有想到通过人才的流动中国所学到的东西，这些是无形的，并且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经验。”

移民情结的解决之道

既然向国外迁移对移民而言属于发展机遇，对国家而言并非严重问题，国人为何强烈关注这一话题？其实，国内舆论的焦点并非移民潮本身，而在于这一现象反映出的众多社会问题，这一心态可称为“移民情结”。很多论者在谈及移民问题时，意图借机批评中国的内部政策，并不考虑国际迁移的发展效应。如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一次采访中就强调：“应该反思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如何改善我们对财富创造者的社会环境，让高财富的拥有者最后还是感觉到祖国好。”

与其说人才外流是经济发展的病源，不如说它是社会问题的症状。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如食品安全、教育落后、环境污染、权力寻租和贫富分化，精英阶层不仅比中下层更了解腐败内幕，而且不少人亲身参与了腐败过程。他们中的一些人为避免社会风险，转而瞒天过海，一走了之。正如《中国周刊》的报道所言：“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个人的去留选择，只要没有伤害到其他国民，本来无可厚非。针对精英外流，很多网友也表示自己若有钱也会选择移民。问题不在于两者的移民倾向——谁都知道美利坚是乐土；而在于只有精英能够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在迁移高度受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国际范围的流动自由实际上属于各国精英的一项特权。由于国际迁移还没有成为普世性的人权，只有中国上层精英才可能成为周游列国的“世界公民”，这让中下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剥夺感和被抛弃感。国际迁移带来的好处主要落在了移民及其家属头上；没有海外亲戚的居民受益较少，甚至还通过纳税补贴了移民之前在国内的教育经费。那些无法移居国外的人们因而对远走他乡的精英们嫉恨交加——他们的生存焦虑不能通过向国外迁移得到缓解，他们的身份焦虑因移民受限而更趋严重。

有人认为，当前中国的移民潮反映了精英阶层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开始选择用脚投票的退出机制，因而显现出国家衰落的症象。这一解读似有片面夸大之嫌。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海外人才的回流大潮方兴未艾，来华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也在迅速增加。面对这个高速转型的庞大社会，与其说精英外流反映了中国衰落，不如说他们为不确定的中国前景上了保险。一旦中国出现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危机，我们就会看到精英阶层真正的“集体流失”。那么，对于出国无门的大多数国民，谁会为他们的未来提供保险？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不应当限制国际迁移，而应积极利用海外人才储备，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实现赶超战略。移民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同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差距。晚清以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即是缩小这一差距的重要政策，留学生的去留选择也一直是国家和个体都十分关切的问题。今天，留学潮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2010年底，在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达到127万人，其中约95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某个阶段的学习，进行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随着中国转入创新型社会，人才短缺在未来十年将变得越发严重，眼前正在出国深造的大批学子，恰恰为中国提供了解决人才短缺的契机。在侨汇、海归、技术转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人才流转和它所带动的知识传播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动员海外人才参与国内建设，也取决于新一代中国精英是否有志于报效祖国。梁启超当年就鼓励留学生在外掌握自己的专业，回国还要创造自己的舞台。《留学美国》的作者钱宁也说：“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变化，而不是等待中国的变化。”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对“中国人的移民情结”，重要的是掌握西方先进知识的留学生们能够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变革，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消除国人的移民情结。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