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人大出现独立参选的热潮，这本来是好事，但全国人大却一棍子将这个势头压下去，这主要基于错误的思路。其逻辑正如《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最近撰文所说，引进西式普选就会造成民族分裂，国家动荡，这个观点缺乏有力的根据。

　　笔者从来就不赞成政治上的全盘西化，但也不赞成西式本体论为基础的“中国模式”或“特殊”论。中国体制上的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选举制改革在当下的中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要务。选举制是政治代表制的体制安排。单仁平显然对“政治代表”的概念不理解，以为它是西方独有的。其实，民主代议制和其他类型的代表制在思想史上都是美学概念的延伸。

　　欧美代表制与共和制的蜕变

　　艺术上的所谓“代表”(re-presentation，“再体现”)一般有两个基本选择：一是作为被代表物的形似物 (resemblance)，比如西方传统油画，二是作为被代表物的精神替代，比如中国画强调的是气韵和神似。一般人的直感是，代表物与被代表物越像越好。

　　在政治代表之中，形似是不可能的，因为代表制一般都是间接的代表，所以代表的行为和作用应当尽量反映被代表者的意愿，但也要包括国家整体利益的诉求，英国保守政治家爱得蒙·伯克是这个观点的创始人之一。

　　所有的政治体制都存在代表制。不同的是体制安排，而体制安排是历史环境决定的，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美国的体制安排，是脱离了英国君主制以后的一种以限制行政权力为出发点的“三权鼎立”的共和制。世袭王权被废除后，任何以个人代表政权合法性来维持国家政权稳定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三权鼎立符合美国的国情。美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虽然当时也曾有人提出拥立乔治·华盛顿为王的动议。但当1860年这个政治共识坍塌时，美国也未能避免一场血腥的内战。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某种体制安排就能“永恒”地维持国家稳定。18世纪以来的西欧各国追求代议制民主体制的初衷与美国不同，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各国国内的政治共识已不存在，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无法弥合，也没有多数人接受的国家治理方法，所以造成经年的动荡和内乱。

　　以法国人为例，仅仅是共和体制就尝试了五次才得以稳定。因此，在政治共识达不到时，只能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调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体制安排。所以我们在欧洲并没有看到同美国一样的政治代表制，连政党制和选举制也迥然相异。

　　代表制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的民主体制都是间接民主 (瑞士是特例)，同传统上古希腊的民主制大相径庭。

　　古希腊是直接民主，因此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无需从美学角度来设计。所谓“美学”设计在政治意义上讲，就是拉开选民与代表之间的观察距离。一幅画在近处看总是无法欣赏，拉开一定的距离则美学效果开始显现。在间接民主体制下才产生了美学问题，因为从选民的角度讲，他们的代表最好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也就是要求“形似”，但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让选民接受仅仅“被代表”的地位，就会常常产生不满情绪。因为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总是存在种种差异。但如果把任何差异都看成是民主赤字，那么代议制体制就无法运作。

　　正如伯克所言，政治是为了调和利益冲突。这就首先要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如果把政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譬如重庆的“红歌运动”就缺乏政治美学效果。既要调和，争议的各方就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顶层设计”的全局感至关重要。

　　我们不能够把任何代表制看成是一劳永逸的体制安排。就中国而言，直接引进西式民主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但这并不表明现存的政治代表制可以一成不变。

　　现时中国的政治难题是一个超大国家的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之初人人受益的所谓“帕累托效应”（Pareto Effect，其主张为：只要找你给我关键因素，即能以一个小的诱因、投入和努力，产生大的结果、产出或酬劳）的门槛已大大提高，靠8%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维持稳定是难以为继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加剧，已经对政权合法性产生了根本影响。社会不稳的一个体制缺陷是民怨无处释放，缺乏正常的渠道。不能否认，官民之间的近距离互相观察已成为一幅丑陋的图画，需要进行有效的视觉调整。

　　中国政改应具的重点与特色

　　非西式体制中，有的代表制的安排比较合理，比如新加坡。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是不现实也是不符合国情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提出的种种理论，只有“三个代表论”直接涉及政治代表的美学问题，可惜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和发挥。

　　中国目前的不稳主要是人心的不稳，如同法国大革命前夜一样，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本来是存在的，但被夸大了的“弱势群体”心态所阻，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中国政改的当务之急应当放在社会减压阀设计上。就目前来看，人大和政协这样现存的政治代表制是唯一的可以发挥政治艺术想象力的最大空间。从选举制改革入手，逐步向直选迈进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政治代表制必须反映中国特色。传统中国的选举制，即科举制与欧洲同时代的封建体制相比，在社会维稳上有很大优越性，因为它基本是公平的。同时，士大夫阶层上达朝廷，下通民心，同人大和政协代表制一样，既有为官者，也有各行各业人士，最能够代表民众呼声。

　　中国政改的顶层设计必须以调和个人与国家利益为目标，把官民关系理顺。“先党内后党外”的政改也是为了改进党内政治代表制，但这个提法有尊卑上下之嫌，对拉开官民之间的美学距离并无多大的帮助。目前的官民关系如此紧张，党内代表制改革的步伐较慢，远水难救近火。

　　作者是日内瓦大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