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次探底”阴霾下的金融危机、积重难返的债务问题、根基不稳的社会福利体制……欧洲正面临着这些严峻的宏观危机考验。在社会层面，欧洲已出现30年来最为严重的动荡。挪威爆炸案的硝烟尚未散去，一向以稳健著称的英国，又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多个地区的街头骚乱。2011年8月下旬，正在我们筹备编排本期封面专题时，《时代》周刊也以《欧洲的终结》为题，表述了对欧洲陷入多面危机的担忧。一时间，“欧洲衰落论”充斥世界媒体。这不禁让人疑惑，曾带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自由主义立宪代议体制、引领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欧洲文明，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尽头？

王小东以欧洲在经济实力、社会组织、文化输出、军事能力各方面的式微，判定了其衰落。欧洲政府的财政能力已不足以维持一个安逸的高福利社会，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却让欧洲重归制造业的希望十分渺茫。与失业相伴的，是社会的失控和道德的滑坡。程亚文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欧洲相对地位的下降，不仅缘于新兴国家的崛起，更有其不可回避的内在因素。短暂的婴儿潮之后，1970年代以来的人口下降趋势，让老龄社会的阴云始终笼罩着新世纪的欧洲。而以穆斯林为首的、新一波涌向欧洲的移民潮，其所引起的冲突与对抗，似乎意味着文化多元主义已失去了其现实支撑与道德感召力。

然而，欧洲的内部问题绝不仅仅是欧洲的，欧洲面对衰落也不会单纯地被动反应，陈彦的文章指出，欧洲政治文明一直在通过现代化进程影响全球，因此，欧洲衰落过程中体现出的经济不平等、政治动员力不足和信心危机等问题，对其他国家同样是一警示。自斯宾格勒以来，欧洲知识分子不绝于耳的自我批判与反思则提醒我们，欧洲内部与理性相伴的怀疑精神，正在促使人们直面欧洲衰落的内涵与紧迫性，并已深刻影响了今日欧洲所追寻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衰落中的欧洲依然可称“伟大的二流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创造力仍在，危机同时意味着联盟的机会。吴强的文章从另一角度为欧洲进行了辩护：面对现代性带来的苦难，欧洲思想家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呼吁人们重视其强大的公民社会潜藏的政治活力。这一思路在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大卫·莫奎德处得到了延伸：此次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远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内在原因来自欧盟政治的长久积弊。技术官僚式统治的封闭性，令欧盟治理陷入盟国成员间短视的利益博弈中。碳政治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带来的新问题，呼唤着全球治理，此时，一个仅基于经济理性的区域组织已不足以解决其问题。欧盟应形塑其人民对一个团结欧洲的认同，通过更清晰的愿景和更紧密的联合，重拾欧洲往日的民主理想，共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