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革不再能够让整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时候，也就是说，改革很难再实现以往可以做到的帕累托最优时，对改革的反思就会增多，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也就逐渐成为共识。最近十年来，很多人都在反思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发展的弊端，比如地方的攀比心态、地方与全国GDP的统计口径冲突、GDP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以及GDP数字的真实准确性等等，人们呼吁告别曾经激励“县域竞争”、推动蛋糕作大的GDP崇拜。

决策层也顺应民意，将发展的关键词从“又快又好”调整为“又好又快”，还将改革单一GDP指标体系落到了实处：提出形成新的综合评价考核体系和具体考核方式，作为考核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这种“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目标任务”的“综合思路”，预示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绩效评估体系将发生有意义的转变。

最近，国家统计局下属的中国统计学会发布了《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和公众评价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试图扭转原来县际、区际、省际的GDP竞争，就为这次经济社会政策的方向性转变提供了初步依据。

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国与世界力量对比出现历史性变化的时刻，在中国经济崛起、美国危机重重的时刻，回顾GDP为什么会成为衡量一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标准的历史，可能别有一番风味。

事实上，GDP是典型的美国制造，而且生逢乱世，出生在对经济萧条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混乱进行反思、矫正、补救的新政时代。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激发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新政改革，后者让美国彻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为全面评估个人、企业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绩效建立一个可靠的单一标准，至少为应对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决策依据，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1937年，国民帐户研究专家、经济学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题目就是“1929-1935年的国家所得”，正式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也即GDP这个计算标准。

七年以后，GDP又成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采纳了GDP标准，从而将GDP这个美国标准变成了全球标准。

GDP的家世告诉我们，GDP是现代世界比较晚近的产物，体现的是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清晰化进而做出准确决策的努力。今天，我们中国人对GDP崇拜的反思，也正是对这种美国治理模式的反思。自从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了十一次经济衰退，分别是1945年2-10月、1948年11月-1949年10月、1953年7月-1954年9月、1957年8月-1958年4月、1960年4月-1961年3月、1970年2-12月、1973年11月-1975年3月、1980-1982（1980年1-6月、1981年7月-1982年11月）、1990年7月-1991年3月、2001年3-11月、以及2008以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大衰退。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两党围绕财政债务上限的激烈斗争，以及标普下调美国信用等级后引发的美国股市暴跌，都体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顽强生命力，第11次衰退有可能因此真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

可以看出，美国经济衰退每次至少持续8个月以上，最长的是八十年代初的20个月。我们当然不能将衰退归结为GDP这个计量标准，但其过度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社会发展的逻辑值得认真反思，其背后隐藏的深层社会分化和严重贫富差距需要严肃对待。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甚至英国变成了“笨猪国家”，它们高筑财政债台维持高福利政策的内部脆弱，在面对外来冲击时的不堪一击，趋向保守的移民政策、种族问题、年轻人的高失业率、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社会不满情绪，都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为暴力骚乱的导火索，这是十多年来这些国家社会抗议活动高涨，以及目前还在持续的英国伦敦骚乱的症结所在。

因此，综合发展指数的问世，尽管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官方标准，但可以视为中国尝试改变单纯GDP标准的努力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是为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提供更准确的政治、法律与公共政策决策依据。人们对GDP数字的某种不信任，很多时候不是具体考证你的计算方式，而是某种社会不满情绪的投射。在希望人们用更加理性、实证、科学的精神思考问题的同时，做出切合社会期待的政策变革也是必须的，及时回应社会需求是民主体制的内在要求。

当反思单一GDP标准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思考用什么来告别GDP崇拜。有趣的是，第一个从学术上反思GDP标准的，正是“GDP之父”库兹涅茨的学生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1959年，阿布拉莫维茨质疑用GDP来衡量社会总体福祉的有效性。之后，对GDP的反思就越来越多，GDP的替代或者补充指标体系也开始出现，诸如1972年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1996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指数、1996年英德等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指数、2009年“美国状况”工程的开启、2008年法国菲图西-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测量幸福的十二个维度等等，我们的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有可能成为这些努力的最新成果。当然，它能否从学术指数上升为“政治指数”，能否扭转GDP拜物教，还需要时间观察。

综合发展指数意味着我们对单一GDP标准弊端的反思，对拿什么告别GDP崇拜的反思已经告一段落，反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也许考虑的是，整个反思与矫正的方向并不是用一个新的标准彻底取代GDP，而是调整好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具体指标与经济发展具体指标之间的比重，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

同时，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GDP标准思维的一些基本原则也需要坚持，“可采集、可量化、可对比”这样的清晰化、标准化思维，是治理现代化大型工业社会所必需的。沉迷于修辞、清议、德性的农业社会已经成为历史，为了记取我国内部结构脆弱、无力应对外来强权压力的百年屈辱教训，不能用极端的方式反思现代性及作为其产物的GDP思维。

一个真实、准确、清晰、标准化的世界，可能导向社会控制，但却也是政府向国民个体传送公共服务、社会向政治过程传递需求压力所必不可少的。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改进之处。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