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系统。这个特殊系统的运行质量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特殊系统里，无论“阳规则”还是“潜规则”，都很难用“透明度”、“公开性”、“知情权”、“公正”、“公平”等文字来描述。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勿庸置疑，党章和宪法框架内的政治博弈是有积极意义的。执政党的执政要求和执政能力需要通过公开透明、健康干净的官场活动来表现。然而，审视一下当今中国官场的生态环境和五花八门的官场活动以及大小官员们现实主义的为官之道，却很难让人产生美好的联想。

　　中国官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潜规则的负面效应，完全可能影响中国各项改革的进程与结果。

　　官本位盛行的危害

　　老实讲，在官本位已经成为主流意识的中国社会，对于国人来说，从政做官是一种名利丰厚也颇为体面的职业。只要谋到一官半职，就有可能“用活用足”五花八门、大小不一、创意无限的权力，在制定政策、办理公务的过程中勿须太多掩饰而名正言顺地追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面对2010年公务员招考中141.1万人竞争1.6万个职位，有一个职位竟然有4961人报考的奇观，人们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能够比做官更诱人？

　　在官本位盛行的社会，人是权力的附属物。最受尊敬的是权力而不是人。尊严和体面是按照权力大小来分配的。地位和身份主宰人的价值。于是，几乎每一个有可能做官的人都渴望做官。每一个官员都渴望升官。人生中的各种闹剧丑剧、悲剧喜剧不断在五光十色的官场博弈中上演。在大大小小仕途成功的官员们的职业小品表演中，人性中复杂阴暗、贪婪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那种在狼面前是羊，羊面前是狼；舌头锯断钢条、人格漂浮不定的和砷一类的人物总是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古往今来，崇拜权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秉性。中国人更具创意。好做官是中国人的通病。让你做官，你就会服服贴贴的。在一个权力与资本可以垄断大部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社会里，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疏远没有权力或者已经失去权力而品格高尚的优秀人物，而去追随拥有权力却品格低下的政客与官痞。现实生活中，权力能让公平与正义服首贴耳，让腐败与垄断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多年，这样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

　　任何社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权力欲与财富欲却是无限的。读一读《资治通鉴》就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统治者的历史。创造这些历史的原因总是与争夺权力，争夺财富，争夺女人有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互相争夺、互相妥协来实现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周而复始。

　　大量的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表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的许多冲突与矛盾，表现是理论学说、思想主义之争，要害则是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

　　官场权术的危害

　　时下流行的理论认为，权力应当是人民赋予的、应当代表人民行使。然而用什么方式赋予、怎样代表人民行使，则是大有讲究的。在选择官员的过程中开始试行的民主推荐、评议、公开招聘、竟争、票决等程序，给传统的只唯上、不唯实；靠少数人选、在少数人中选；互相争夺又互相妥协的官场博弈打开了一道民主之门，但最终结果仍然还是要以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重要领导人的口味与偏好来决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官员队伍的基本构成。信奉做官谋利天经地义的人不在少数。

　　在日益恶化的官场生态环境和潜规则的作用下，优秀人物在官场博弈中往往是孤独的。官场扼杀人的优秀品质，摧毁人的质朴生活。中国官场中的所谓“成熟”，更多的是指一种能够容忍许多负面阴暗的东西，进入一种随意而安、互相抱团取暖的状态。领导提拔你、同僚关照你、下级支持你，是因为你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即使你自己可以不要，但他们要的你必须给。

　　“身正不怕影子歪”的道理在中国的官场政治中显得不合时宜。身子正不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子歪不歪。只要领导需要，身子正，影子也可以是歪的。身子不正，影子也可以是正的。而官场博弈总是拿影子说事。

　　官场难养好人。人不当官不显坏。做官久了，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手上做的毫无共同之处。一轮又一轮的博弈不断造就着大大小小的变色龙与多面人。嘴上讲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都是生意。

　　能在中国官场中一路向上的仕途发达者多是各色演技娴熟的高人。在现行体制内，理想主义者迟早都要下课出局，现实主义者总是如鱼得水。在冷漠圆滑的职业官僚眼里，社稷民生只是道具。保住官位和谋求更高的官位；互相提携、互利互惠以寻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才是其终身官场生涯的追求。在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中，无论个人品质如何，只要制度和利益导向没有改变，想做好官都难。想做好官就要洁身自好，就要舍身取义，就会苦不堪言。而庸官、昏官、贪官常常是乐在其中。

　　仕途得意的职业官痞俱有强烈的作戏的本能，互相之间缺乏诚意，不说真话，也不相信真话。很难确定他们在想什么，只是经常感到他们背后还有些什么。真相是官场中最难得到的东西。直到最后一分钟，人们始终几乎不能明白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玩弄情理的口是心非从来被视为正当的从政技巧，是专业与饭碗。官话、套话、假话、虚话大行其道。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伴随着权力永远正确的强制推销，官场讲得最多的是非常正确的废话和只需要说不需要做的好话。不同的时候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人话鬼话、甜话苦话、真话假话都要会讲。既要体察下情，更要迎合上意。

　　由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深厚积淀，许多经过千方百计博弈胜出而得到五花八门的大小权力的官员们往往对自己没有好处的职责毫无兴趣。机构设置纷繁重叠，“职责”本身错综复杂，大部份工作要靠秘书和下属去做。只要举起“国家”和“组织”的大旗，事情办坏了也可以心安理得。

　　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官场生态环境不干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许多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甚至久拖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封建社会官场文化“以权索利”的“厚黑”之道；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至今仍是一些重要官员身体力行的官场哲学。

　　在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官场活动的技巧越是复杂与不可捉摸，越是精炼与娴熟，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麻烦和矛盾就会越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本就越高。

　　官场经济的危害

　　国有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命脉。理论上讲，国企当属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却是国企高管所有制或者是政府官员与国企高管共同所有制。由于缺少人格化的所有者，在政府权力的主导下，政府官员可以通过选择国企领导人，按照自己的偏好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随着国企经营者的不断变化，企业的经营活动缺少必要的产权约束和竞争约束。官员们并不直接创造国家财富，但是可以通过官场活动支配和管理国家财富。在许多政府提供给垄断国企的商机中，隐约可见官员们与总裁们五颜六色的交易。

　　在国企的舞台上，企业家往往进入的是官场而不是市场。无论是上项目、做贸易、还是资本运作，只有做政府官员高兴的事才能成功。由于需要花时间、精力、金钱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必然导致在官场经济中左右逢源的权力掮客往往被当做能人得到重用而名利双收。真正的企业家则在这种消磨与煎熬中逐渐丧失了做企业的兴趣与动力。“劣币驱逐良币”的节目在国企的舞台上不断上演。

　　市场经济决定了股东或投资人选错了经营者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官场经济却不一样。对于在官场博弈中胜出的官员来说，要想公正地使用弄到手的权力是很难的。很难想像这类官员会有积极性下工夫为企业选择好的经营者。即使出于某种原因暂时选择了，也未必会有积极性支持他们继续留在位子上。

　　2011年4月曝光的中石化（所谓“共和国长子”）广东分公司一周内购买159万元各类天价名酒的事件（被民众喻为“我为祖国喝茅台”），再一次告诉人们：官场经济环境中很难指望国企产生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对于“中”字号的重量级垄断国企来说，经营者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并不重要，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彼此互动、互相呼应、互相交换才是目的。应该说，长期难以解决的国企的行业垄断与企业高管的超高收入问题其实不是国企经营者的问题，而是选择经营者的政府官员的问题。人们有理由进一步追问：面对中石化这样的“共和国长子”有辱共和国使命的表演，“共和国家长”是否有必要做点什么？

　　当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构成的权贵利益集团天然地垄断了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以及主流社会话语权。

　　本来，利益多元化会使社会不同阶层对改革产生不同的理解与寄托，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改革应该给社会决大多数普通民众带来更多的利益与希望。问题在于，改来改去总是通过官场权力决定要素配置；总是权力与资本主导改革；在五光十色的改革及其进程中，掌握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利益集团总是占尽改革的先机；成为各式各样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面对这样的改革结果，民众对改革的信任何在？对当权者和垄断国企的信任何在？

　　改革与官场人物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如同经济改革一样，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需要优秀的改革家。执政党的先进性需要从上到下众多的党的政治人物来体现。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社会变革时期，一批又一批政治人物闪亮登场。推行民主政治需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与官场生态，需要有理想崇高思想解放把握全局深谋远虑民心所向的政治人物来推动。

　　可是，在过分突出利益导向的社会转轨时期，心胸坦荡、忠厚老实、仁慈慷慨、为他人着想等等，往往导致一个人一事无成。而冷酷无情、狡猾机敏、圆滑自私、投机钻营的人往往能够事业发达。人们往往在赞赏前者的时候，却更愿意仿效后者的成功。这种新时期的人生困惑，常常让人倍感失落。

　　风云变幻的年代，优秀的官场人物实在是生逢其时又不可多得。遗憾的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出于群，众必责之”。是非成败转头空。君子斗不过小人，这是被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官场定律。

　　只有宽松、民主、开明的政治环境才能够产生优秀的政治人物。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以思想引导社会，懂得什么时候为国家服务，什么时候应该谢幕退下而让更合适的人上台表演。政客以权力征服社会，把执政当做自己永远经营的私人买卖，只想永不出局而并不在乎输赢。

　　农民种田是为了收获。政客做官只是为了享受做官的过程，其结果好坏并不重要。遗憾的是中国官场卓越奉献的政治家少，精明能干的政客多。

　　由于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社交范围、价值取向、行为规则、话语表述等等与社会其它阶层差别巨大，官僚阶层往往很难得到社会其它阶层的信任。疑官、仇官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常态，凸显着各级官员在百姓眼中信用的丧失与沦落，令人悲哀！

　　一位大学毕业后做官二十年的厅级官员曾经对笔者说，按照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为民的要求来检验，时下相当数量的各级官员堪称权力寻租的高手，理应调整或罢免，可是意义不大。做什么样的事，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体制不改革、利益不调整、官场生态不改变，继任者也会变坏，甚至更坏！

　　制度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却很难改变人的行为动机。人可以创造制度，人也可以不执行制度。中国社会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几十年，反腐败搞了几十年，出台了多少制度！多少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身败名裂。然而从上到下一批又一批大小官员仍然乐此不疲地追逐腐败、敢于以身试法。为什么？

　　中国特色不在于什么“主义”，而在于生长这些“主义”的土壤和气候。

　　在中国，当从政做官已不再是品格优秀的标志时，这是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