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转型速度之快，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作家余华说，一个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经历两个天壤之别的两个时代，而一个中国人只要40年就经历了；400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年当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此同感。在这样的巨变之下，中国基层社会的特性是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基层社区更幸福，是否也需要新的评判，这些无疑都值得我们探讨。

　　 熟人社会是治疗现代病的好处方

　　 在这剧烈的变迁中，中国基层社会的“土”气一点点消退，“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正一去不回头地大规模变成“洋里洋气的城里人”，但这种变化说到底只是个体社会化的一部分，进城和入伍、求学、入仕一样，都是个体成长、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为了探寻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我们需要在巨变中发现不变，这也许可以让我们浮躁的时代气息找到沉潜安宁的可能。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尽管中国人在个体层面的行为方式、思想情感、喜怒哀乐正在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变化，甚至新旧欧洲那样的天壤之别，但中国基层传统的熟人社会特性应该在变迁的涤荡中保留并坚守。人与人彼此不“熟悉”，机械团结不可能转化为有机团结，疏离感也不会转化成凝聚力。因此，“熟悉”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也应成为所谓现代社会的特性，乃至基层政治的特性。

　　 费孝通说过，“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如果基层建设、社区规划、公共设施以陌生人理念为行动指南，如果基层民众没有什么公共交往，如果基层干部连各家各户的门都不进，这种熟悉的感觉就无从得来。更成问题的是，如果基层干部的所有活动止步于各家各户大门之外，只满足于贴贴告示、念念广播稿、发发灭虫药，很难想象基层干部能与基层民众有什么亲密的接触。如果基层干部都只是领薪水的官僚，而没有具有献身精神的义务奉献者，那他们关心的就更可能是薪水的多少，而不是自己为民众提供服务的好坏。如果基层干部将自身定位为管理者，服务就只是被动之举，缺乏主动意识。这样的基层，不大可能有什么有机的幸福生活。

　　 今人所熟知的诸多西方政治、社会概念，诸如“结社”、“组织”、“动员”、“社会资本”、“社会网络”、“集体行动”、“公共生活”和“参与式民主”，着力点都在“熟悉”二字。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根基，而原子式的个体彼此之间孤立分离，又兼地广人稀，“结社”才成为必要之举。结社是为了追求实现并切实维护小群体的利益，欲寻求更大范围的合作，须由更强有力的组织者也就是政党来整合民众诉求，在更换行政官员或民意代表时动员中意自己的选民，争取有利执政的政治支持。在竞争性选举政治体制中，人们可能不愿投票，不愿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甚至不愿彼此交流，因此又需要“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来打破自娱自乐的自私精神，促成“集体行动”，推动“公共生活”，扩大“参与式民主”。这些学理概念，实质上都是为了在陌生化的时代，重建熟人社会，至少是在最可能的基层。

　　 可以看出，中国基层传统的熟人社会，正是医治现代陌生人社会病症的最好处方。“邻居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谨守这样的陌生人社会理念，不大可能建构完整的家庭、和睦的邻里和守望相助的社区，不大可能有积极活跃的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以较低的政治成本获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更不大可能建构良好的现代基层政治秩序。

　　 幸福社区三要素

　　 在操作层面，幸福社区建设可以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宜居生活圈，公共生活和基层自治。首先是生活圈的宜居程度。基层社区的生活是否宜居，与社区规划、公共设施直接相关。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社区规划，遵循的是“编户齐民”原则，在人口、家户、土地、乡村、城镇的空间分布上有清晰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推行政教、法律。这种编户齐民原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治理上的便宜，也使基层有可能始终保持着熟人社会的基本特性。传统的自然村落空间布局最有可能实现幸福社区的理念，城市社区的幸福与否，可以视其在城市中恢复自然村生活布局的可能性和程度而定。公共设施是否完备，也与基层生活是否宜居直接相关。具体包括水、电、气、道路、路灯、排污系统、公共卫生等公用事业，以及托儿所、幼儿园、诊所、医院、银行、邮局、商店、治安机构、居民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等公共机构，它们距离每个家庭的远近，是否处在社区中心的位置，以及有没有可能用一个综合的社区中心囊括所有主要的公共设施，为当地居民提供最便利的公共服务，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纳入规划的。

　　 其次是社区公共生活的水平。涉及不少方面。一是公共活动场所的有无、大小，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公共空间问题，与楼宇建设规划关系密切，如果没有政府、基层自治组织或基层民众的干预，任由开发商、建筑商恣意而为，这类空间就常常岌岌可危。二是社区社团活动的多少、频率，比如舞蹈、棋牌、拼车、露天电影或者网上社区论坛；或者烹饪、音乐、体育、健身等廉价或免费培训班；抑或在育儿等方面的家庭生活互助小组。三是社区活动的组织者，除了基层干部以外，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威望的居民，退休人士，年轻学生志愿者，都有可能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组织者。以及第四方面，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比如社区居民在社区内认识多少家庭、多少人，等等。

　　 还有基层自治的程度。社区居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渠道、类型、方式和频率，关乎基层自治的质量。良好的基层自治，并不是不需要组织者、协调者、主持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这些机构的一般成员，都是这些角色的天然扮演者。如果基层自治组织过度官僚化，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者与居民过度疏离，基层自治的水平显然就不会有多高。一个过度官僚化的基层自治组织，无助于建构积极的公共生活，无益于将社会纠纷化解在基层。

　　 现代中国很有必要在基层重建熟人社会，这是我们的传统优势。这一优良社会制度遗产，更有可能增进中国人的福祉，丰富对中国人而言什么是好的生活的想象。社区是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家庭、邻里又是社区的基本构件。无论是什么样的社区，家庭完好、邻里和睦、守望互助，可以说都是社区幸福所必要的。从理念上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有机团结型社区比机械团结型社区更可能幸福，内聚型社区比疏离型社区更可能幸福，熟人社区比陌生人社区更可能幸福。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