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号编辑手记 

1903年，邹容《革命军》出版，一个幽灵，革命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游荡。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发表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历史的吊诡，最终表现为中国在一个世纪之后彻底反转了革命，配合于全球范围内理性与革命辩证法的退潮，从而走上一条“摸着石头过河”，提倡不断试错、改良的实用主义路线。这种新型的道德与政治哲学最终指导了中国自1978年之后的社会实践。以文革结束为标志，以不断革命为特征的社会进程宣告终结。这也与1990年代以来苏东剧变，新保守主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历史脉络相符。

但在近十年，中国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时期，知识界的思想光谱也更加趋于混杂。如果说，1980年代以降新启蒙主义是思想界的重心，那么，近十年开始浮现的革命—保守变奏曲则代表中国思想界谱系的重新组合。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作为上一个十年思想界划分的标准，已经开始淡化。这意味着，在思想标尺上，从原先围绕于启蒙这一原点的左右调整，思想界开始趋向于两端张力的加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革命和保守两种思潮其中之一的兴起，而是它们的同时兴起。这部分源自于近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主要是利益结构两极分化的趋势。

1980年代启动的改革进程，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各领域的系统调整，主要是在党政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合力之下，通过相对封闭的内部操作来推动的，启蒙主义者表面上的对抗性，无法掩盖其改革者的实质，而更多是“以批评的声音促成建设”。这一由新旧精英主导的改革进程全权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这一互有默契的授权—代表格局在新世纪初年之前都没有实际变化，有的也只是局部调整，比如知识精英的半边缘化和经济精英的崛起。民众则始终是抽象的存在。

但在进入近十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效应的减弱，社会失落群体与社会精英的身份意识对立开始凸显，改革初期的社会共识论开始面临社会冲突论的挑战。而且，伴随新启蒙主义1990年代以降批判力的逐渐丧失，精英集团的内部张力也趋于松弛，精英批判能力的丧失与精英集团共识的分裂同时发生。近十年以来，新旧精英都逐步完成了体制化的过程，融入已经开始形成自主逻辑的各个社会系统。社会两极分化开始加大，但失落群体的声音未能获得制度化的表达途径，反而代之以某些粗糙的表达形式。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的精英阶层，尚未获得有效整合这一大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大变动的能力。革命和保守这两种思想趋势，更多地只是应激性的防御表现，而没能真正直面与处理这新一轮历史的时势变动。保守/革命二元论只是社会利益的粗糙呈现，而未能在此之上构建某种超越性的体系。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中国社会的新问题与新矛盾都难以得到揭示。

过去，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始终围绕于两条线索。一是以革命为主线（如胡绳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范式），一是以现代化为主线（如李一氓的“洋务—戊戌—辛亥”范式）。无疑，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这不仅关乎想象力，也是探索如何凝聚精英共识，寻找再造中国文明的担纲者的问题。这也是告别过去浪漫主义的激进思维，回归理性保守主义的深意所在。但关键是，应当如何重新审视近十年民众力量的崛起，如何重新理解和定位“人民”？任何一个希望担当中国文明进步使命的团体，都需要审慎处理“人民”与“革命”这一原动力；而任何自负颟顸的态度，最终都将被这一历史巨浪无情吞没。这比在保守和革命之间的任何抉择都更为重要。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1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