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再度加剧，而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两年来，中国经济规模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因而为全世界所公认。与此同时，“中国拯救世界”、“中国世纪”乃至“中国统治世界”等说辞也甚嚣尘上。目前，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虽然对“权力转移”（power shift）的命题尚存争议，但大多认定中国正在利用西方的经济困难，倚仗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咄咄逼人。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崛起使地区安全和西方利益受到了挑战，为此，美国在东亚地区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和外交同盟。

　　西方学术界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是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最大受益者。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将会带来持久和平。事实上，全球化是美国霸权的产物，也是巩固“美利坚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把中国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以此约束和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进而将中国改造成对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西方国家在把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上早有战略共识，不过，与后现代的欧洲不同的是，美国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更为崇尚现实政治。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虽然包含某种被动的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成分，但更多的是受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这些带有和平理想主义色彩的主张，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外交思维上的反映。中国反复强调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不无巧合。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全球化的神话彻底破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依托全球化迅速“崛起”所做出的现实主义的激烈反应，则在国际政治层面上使自由主义的逻辑不攻自破。这一结局对于西方和中国均是莫大的讽刺。美国的战略遏制态势实际上对中国寻求在国际体系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设定了限度，从而使中国期望继续通过“搭便车”，以及更大程度的经济全球化的和平方式实现“大国崛起”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

　　中国推行重商主义？

　　中国崛起被广泛认为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实现经济成功的罕例。中国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多次明确表示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立场与同一时期G-20峰会表达的共同捍卫开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主张并无二致。然而，中国的自由贸易立场并不为西方所接受。西方认为，近年来人民币与美元再度挂钩，表明中国强化了其一贯推行的重商主义，中国的汇率政策带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剧烈增长，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激烈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令美国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甚至将次贷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西方看来，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成功利用了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通过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建立起能够挑战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强大国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面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全球压力，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9月访美期间，以极罕有的语气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指出，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最高不超过5%。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将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新的动荡。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从国际自由贸易中收益甚微，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根本无法与1980年代的西德和日本相提并论，因而并不具备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真实国力。

　　其实，早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下半年，受到通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中国制造业就已开始步入危机。2008年底，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使美国陷入全面经济衰退，这反过来大大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的困境。然而，中国政府为制止经济下滑而紧急启动的4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却并不包含振兴制造业出口的实质性内容。除了少数现金充裕、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垄断型国有企业从中获益外，大多数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国家的金融支持。对于国内出口企业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几乎是它们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国家政策支持。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而竭力阻止在国际贸易中获利甚微的本国制造企业大规模破产的本能反应，与重商主义没有丝毫关联。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本国利益集团（出口商和制造企业）寻租的结果，重商主义国家通常采用“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即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关税来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但中国早已取消出口补贴，并大幅下调进口关税，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几乎列居发展中国家之首，甚至不逊于许多发达国家，这显然不符合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其次，如果把压低汇率理解为一种广义的重商主义，那么，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不乏通过各种手段压低本国汇率增加出口的事例。相比之下，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实现并轨以来，总体上保持了向上浮动的态势，特别是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迄今升幅已累计超过20%，这同样也不能被视为重商主义。

　　当然，长期以来国际上盛行一种流行论调，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以此证明中国推行了“隐性”的重商主义。这一观点所隐含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迄今的升值幅度，因而，即便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或对人民币实行小幅升值，现行的汇率政策依然属于一种重商主义。

　　这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净利润率始终接近于零，因为人民币汇率无论如何变动，都大体反映了中国各个时期出口企业的实际换汇成本，因而根本不存在人民币低估问题。同样道理，出口的畸形增长自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一种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再者，就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涵义而言，重商主义反映在高等政治（high politics）上，往往是与强调零和博弈的外交现实主义相对应的，这与奉“和平发展论”为圭臬、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中国外交政策明显不符。

　　外界之所以产生中国推行重商主义的印象，固然是因为海内外有相当多的人把中国的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误认为是贸易利润，或至少认为中国从出口贸易中获利甚丰，因而全力推动出口的增长，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不少人对中国国家（state）角色的理解存在偏差，误以为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企业已变得和西方企业一样，可以影响国家的经济决策，让国家代表和服务企业的利益。但事实上，除了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俘获国家（state capture）的巨大政治能量的少数垄断央企外，绝大多数国有或民营企业并没有影响国家经济决策和相关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渠道与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对后发国家来说，一个有权威的政府在制定产业振兴方针时保持充分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而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掣肘是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国家的自主性不一定代表国家的居高临下和妄自尊大。在典型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这种自主性表现在志存高远、掌握全面信息的政府与本国企业建立默契的合作关系，企业接受政府的产业指引，双方共同追求国家的发展目标。因此，实行国家主导工业化模式的发展型国家必然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市场化改革则没有导致中国同步转变为一个政府激励和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型国家，在党管一切的集权体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完全不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企业仍直接或间接受到政府的控制，不能自组商会，自主进行行业管理、利益协调以及与政府的沟通。

　　由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存在强制增长（forced growth）的内在政治压力，社会主义经济普遍带有粗放增长的特点。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导致经济的集约化，反而因经济增长的政治化进一步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增长特征。1990年代初，全国外贸系统实行承包制改革，企业自负盈亏，国家取消财政挂账，这是中国外贸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问题是，“强制增长”必然导致出口创汇计划指标年年加码，从而迫使企业不计代价追求创汇规模。而在缺乏真正意义的商会的情况下，外贸经营权的下放又必然造成经济秩序和经营秩序的混乱。其结果是，外贸企业之间为争夺国内货源和海外市场展开恶性竞争，出口效益急剧下滑，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宏观政策的不当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1995－199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央政府为抑制通胀，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外贸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普遍发生困难；此时，财政危机的加剧导致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的出口退税出现严重滞后，但国家却并未因此相应削减创汇指标，以致大批企业因资金周转发生极大困难而陷入困境。1998－1999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为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国内企业对这一特定的汇率政策没有丝毫发言权，为此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当时外经贸部一位高级官员在广交会上感叹，中国的出口“牺牲了（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后劲”。到21世纪初，粗放的外贸出口已造成数千亿元的银行坏账，这种罔顾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徒具创汇规模而无实质效益的“无利润出口增长”，完全背离了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

　　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背离社会公正，导致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而经济增长的政治化则令贫富分化迅速演化为制度性内需不足，以至于中国经济对出口和外资形成严重依赖。与此同时，以经济增长为压倒性目标的外向型战略又进一步造成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脆弱的经济结构，使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初正式放弃进口替代，实行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资对华技术转让。作为交换，中国政府开始大幅削减贸易壁垒，解除对外资的诸多限制，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发端，也标志着中国以深度全球化（deep integration）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在西方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组织以及已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刻意误导下，对实行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认识片面，甚至存在严重误解。东亚模式指的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在1970－198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的成功，实际上并非由于实行了所谓的“比较优势战略”，而是利用冷战的有利条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实施了进口替代，从而实现本国产业自主振兴的结果。

　　出口导向与投资自由化的奇怪结合，表明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不仅如此，没有通盘的产业政策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还进一步暴露出中国缺乏自主振兴的意志。在中国远未完成工业化、本国产业不具备全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充分说明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中国发展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技术赶超。

　　研究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并不成功，非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工业化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反而因出让市场招致外资对本国工业的替代，由此造成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 。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均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事实上已形成依附发展的格局。表现在：一方面，外资企业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开始把中国作为全球最理想的超低成本装配车间，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持续通货紧缩和扩大内需成效不彰的情况下取得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全球化，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存在本质差别”。

　　外资以及外资自身的出口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中国实行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产生了强烈诱导。中国特定的制度结构所限定的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问题是，搭乘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便车所要付出的代价恰恰就是放弃经济民族主义。2001年12月，中国在作出市场开放的广泛承诺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国从制度上与重商主义彻底绝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根本区别在于，WTO不再关注发展问题。相对于中国激进的经济自由化，发达国家则通过对规则制定权的垄断，操纵WTO的前身GATT在其最后一轮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顶石协定”，为发达国家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和工业化，保持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提供制度保障。为换取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market access），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遂不得不在后者搭设的“全球公平竞争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上，与之开展所谓的“互利共赢”、然则“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悬殊的“国际经济合作”。

　　中国入世后，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极大地加强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控制。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5%、高新技术出口的85%被外资控制。曾经担任中国外贸主力军的国有企业，出口比重则从2003年的32%，迅速萎缩至2009年的16%。私营企业虽已取代国有企业成为紧随外资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主体，但在垄断国企和外资企业的联合压制下，绝大多数私营企业被迫置身国际分工的底层，承担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制造。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和重商主义均已在主导意识形态中失去合法性。在全球产业竞争已形成寡头垄断以及中国全面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情况下，赶超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和不现实。中国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不但受到外资在本国市场的直接竞争压制，更受到全球化规则体系的严格束缚。正因为中国制造业被牢牢锁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以至于产业升级困难重重，中国政府十分担心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后果。因此，中国当前抵制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出于重商主义的动机，而仅仅是为了保有中国唯一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成本优势，尽管这一优势随着劳工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正在烟消云散。

　　自由贸易与全球化陷阱

　　西方国际战略学界就全球金融危机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尽管美国在此次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率先走出经济衰退，任何国家均无能力带动世界经济再度复苏和繁荣，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反而凸显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取代的中心地位。

　　“中国拯救世界”之说实际上是幻想中国能够像战后美国那样，以贸易逆差的形式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带领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中国与美国在国力上的真实差距。事实上，与中国工业化水平相适应的低工资经济无法产生足够的内需以吸收潮水般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而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则急需通过低价出口来加以消化。换言之，中国依然需要通过贸易顺差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就可能造成“新的社会动荡”。

　　这种结构性脆弱恰恰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困境。与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完成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的是，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未能使中国成为拥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先进工业化国家。惨淡经营的中国制造业正是中国工业化水平不高的真实写照。中国工程院的报告坦承，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迄今，没有一家中国企业拥有全球品牌，作为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创新能力尤其薄弱。根据德勤（英国）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名列世界第九，远高于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美国排在第22位），而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前25个主要国家中几乎排在最末位。

　　自由贸易没有导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出口贸易迄今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不同于以往的是，中国制造业大部分现已被整合进全球价值链，依靠从国外大量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完成最后的装配，因而，90%的出口产品属于贴牌生产。这是中国实施“深度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工的比较优势从事低附加值装配，因而，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利润率极低，大部分贸易利润被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轻易掠走。换言之，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相对得益极其有限。如此悬殊的利益分配足以令人对自由贸易产生怀疑。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历来是强国的意识形态，即使是极度推崇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也主张保护本国幼稚工业。英国国际政治学者萨利（Sally）认为，虽然亚当·斯密相信基于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对促进和平的功效，但在民族国家体系下，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主张的自由贸易仅仅事关国家的富裕（wealth of the nation），而非世界的富裕（wealth of the world），就这一点而言，斯密是位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成为头号工业强国后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无一例外推行保护贸易的政策。由此可见，自由贸易是国家强盛的结果而非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拥有最先进工业技术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从那时起，英国长期推行单边自由贸易（unilateral free trade）政策。而中国目前仅仅是个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装配大国，如果离开多边自由贸易（multilateral free trade），高度全球化的中国制造业势将难以生存。因此，中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崇不是工业化成功的自然结果，而是依附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热衷虽然主要出自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的无奈，但也不乏对自由贸易本身的真诚信念。这与中国模式的特点有密切关联。所谓的“中国例外论”，或曰“中国模式”，其实质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通过有效的政治控制，使中国得以全面参与全球分工而不遭致反对，从而使本国劳工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以此为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国内权力资本与国际资本之间建立起某种非神圣同盟，通过对中国市场的联合垄断，共同掠夺国民财富，并抑制中国的自主发展。

　　无疑，这种建立在对外依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所能呈现的不过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的发展模式。无技术工业化的说法并无意抹煞中国在某些尖端领域（如航天）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而是指就整体而言中国高技术领域被外资牢牢控制、本国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因而严重依赖技术进口或外资技术转让，由此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这一不争的事实。

　　无技术工业化通过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依附发展，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弱质化和结构扭曲。“笼罩在无技术工业化阴影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国的生态和资源过度透支，就业危机愈演愈烈，追求自由贸易的热情屡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嘲弄”。

　　无技术工业化是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方式实现工业化的逻辑后果，反映出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既是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刺激经济增长的福音；另一方面，又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陷阱。

　　中国基于低人权的“比较优势”所取得的经济成功，正是体现了全球化刺激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这恰恰符合中国实用主义的政治目标；相比之下，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检讨则因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政治正确，而始终得不到正视或被刻意回避。因而，在官方主流话语中，全球化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陷阱”，反而被继续视作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动力和源泉。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困境在于，如果不能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除了在国际自由贸易和人民币升值之间做出选择外，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而人民币无论升值与否，都将对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已濒于绝境的中国制造业构成致命打击。

　　当然，如果依然恪守自由主义的思维逻辑，坚信全球化是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那么，化解汇率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中国经济实行更加彻底的自由化，如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尤其是在美国严重关注的自主创新政策上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不对中国产品采取全面的保护主义措施。但是，这样的“解困”之道势必把中国的现代化前途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结语：“权力转移”的新途径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态势，绝非要把中国重新推回到“愤怒的孤立”状态，而是为其进一步的融合政策增加保险。美国深知，经济上高度依赖外资和出口的中国经济极其脆弱，很难承受放弃搭便车和“负责任大国”的经济和政治代价。真正令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感到不安的，是中国探寻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自主发展，并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困境，仅仅是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中国模式是以社会不公为起点，以过度透支生态和资源以及牺牲自主发展为代价，依赖外资和出口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依附发展模式。这一畸形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真正的经济现代化，也难以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国际和平，因而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当前中国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在于，制度性内需不足不可能为中国的自主发展和工业化提供动力，而对自由贸易的迷信和依赖只会令中国深陷全球化陷阱而最终难以自拔。

　　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摆脱依附发展，重新迈向自主振兴的现代化正途，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调整发展战略，以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使发展真正体现人的尊严，促进中国人民的福祉。惟有如此，才有可能克服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制度瓶颈”以及现代化实现路径上的思维误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出口依赖的“低端之路”到内需主导的“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转变。

　　当前国内外人士在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时几乎一致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似乎以为政治改革就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全部，然而，他们对造成中国发展困境（依附发展）的国际制度因素（自由主义全球化）却鲜有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一共识性看法所隐含的假设前提其实就是对中国深度全球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同。笔者以为，政治体制改革仅仅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或者说它充其量是为中国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条件。中国的依附发展以及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遭遇的巨大困难，已经充分暴露出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制度性遏制；既然全球化遏制了中国的工业化，那么，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必须在推进政治改革的同时凝聚新的发展共识，为此不可避免地需要对造成中国发展困境的外部因素，即自由主义全球化重新加以审视和全面反思。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依附发展的现实中不难看出，“浅度全球化”（shallow integration）与内需主导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在自主发展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的唯一可行的现代化选择。毫无疑问，新战略的确立和推行将因既往发展道路的选择而必然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新的发展战略并不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彻底脱钩，但中国也将因在关键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部分脱钩”，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付出重大代价。

　　问题在于，无论是调整发展战略，还是推行政治改革，都是中国的政治家无法回避、迟早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除非中国甘愿永远做一个二流国家。其实，风险和机遇并存，撇开难度相对较大的政治改革暂且不论，中国的大国地位本身就蕴含着降低风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中国现有的经济和市场规模足以支持自主发展，而大国规模本身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纵横捭阖，领导发展中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好的筹码。另一方面，通过灵活高超的外交，辅之以政治文明的进步所展示出的“软实力”，为中国自主发展争取到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完全可能的。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