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怎么得到？——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国城市的抗争政治

　　[摘　要] 伴随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内部结构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淡出社会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崛然兴起。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大大加添了城市政治问题的复杂性，新生代农民工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抗争活动在受到当前城市政治制约的同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城市的政治生态。本文尝试从阶级理论和抗争政治的角度，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探问新生代农民工有否可能成为“城市新阶级”，并进一步解析在“非阶级”状况下未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阶级  社会抗争  城市政治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交杂性构筑起城市特有的政治生活方式，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空间正义、社区治理等传统话语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当下和未来城市政治问题，当前日益突出的城市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和维权抗争让我们看到：城市政治不仅仅是“维稳”的政治，而且是“维权”的政治；不仅仅是政府治理的政治，而且是社会抗争的政治；不仅仅是城市人的政治，同时也是农民工这类“城市边缘人”的政治。

　　经历了20多年的“漂移生存”，农民工群体的内部结构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淡出社会舞台，而新生代农民工正崛然兴起。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城市的政治生态[1]。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提出，他通过研究发现1990年代中期农民工群体在流动动机和社会特征等方面开始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他初步将19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群体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与此相应，许传新在2006年的调查中，则将“新生代”操作化为28岁以下的农民工[3]。本文为分析方便和界分清晰起见，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1980年之后出生在农村或城市，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4]，其群体规模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5]。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政治倾向如何？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抗争形态如何？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可能成为转型社会的“夹心阶级”？对这一农民工细分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时城市政治的理解和未来城市政治的预见。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多从社会学角度通过一定区域内小规模的实证调查展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侧重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权利保障问题的探索[6]，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流动动机的分析[7]，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与城市适应性的研究[8]。大多停留在较为粗浅的问题与对策层面，缺乏较深入的“机制”分析，要么唯意志地认为城市有足够的社会吸纳能力和政治包容度来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要么偏见地将新生代农工视作城市社会问题的诱导性因素，忽略了城市抗争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农民工抗争行为的某种正当性。本文拟从阶级理论[9]和抗争政治的角度，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探问新生代农民工有否可能成为“新的阶级”，并进一步解析在“非阶级”状况下未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本文并不打算给出空泛的改革方案或具体的政策建议，旨在透过分析初步呈现未来城市可能的政治生态。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与政治倾向

　　由于时代境遇和成长经历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素养、价值观念、职业期望、生活习惯、身份认知、社交关系乃至权利欲求等方面较之上代农民工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城市氛围中相互生成、交相作用，逐步构建起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

　　首先，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因此职业期待较高，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也更强，但由于其家庭状况和教育环境的限制，使得他们在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方面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因此从职业分布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多从事建筑等高强度体力劳动行业，也不像城市青年那样多从事办公室等白领职业，而是大多集中在城市服务业和制造业，而这些行业的职业待遇特别是工资水平都相对较低，这便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双向（与父辈比较、与城市青年比较）的巨大心理落差。加之其日渐形成的城市化消费习惯（他们一定程度上过着城市人的消费生活，在闲暇时间的安排上，除了看电视外，他们会去网吧上网、唱KTV、逛街乃至小规模聚会等，在日常消费上，大部分人拥有手机，不少人拥有MP3甚至个人电脑等），使得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支出的平衡以及财富积累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其次，就流动动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再基于“生存理性”而外出或留在城市，而是更多地将城市视作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自我发展的机遇平台，带有很强的“开眼界、闯天下”的打拼情结，即更为积极主动地追求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其乡土认同较弱，普遍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期望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尊严和权利，甚至最终在城市中扎根立足，其动机结构开始从经济型转变为“经济型、生活型和发展型并存”。这便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机会平等和待遇公正的诉求比其父辈更为强烈。

　　再次，从身份认同上来说，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不断消解着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同，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然而城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排斥很大程度上又将新生代农民工隔离在真正的市民生活之外。用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来看，当新生代农民工以传统农民作为“想象中的他者”加以参照时，发现自身与从事土地生产的农民有很大差异，从而无法认同农民身份。但反过来，当新生代农民工以城市人作为 “想象中的他者”加以比照时，发现自身与拥有职业声望和广泛社会权利的城市人也有巨大差异，因此又无法从事实上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在身份期望和发展动机的刺激下，这种身份认同的“飘渺”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的冲击加之父辈更为强烈，长期的“半城市化”[10]状态使得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市，又不愿或无法回乡的“城市夹心层”或“城市边缘人”。

　　与此相应，新生代农民工凭借其教育基础和个人素养，加之城市氛围和大众媒体的熏陶，在民主和平等意识上日渐觉醒。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代际之间正经历着“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在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权利转变”，然而城市体制对农民工的“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孙立平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和城市偏见有着更加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强烈的身份失落和巨大的权利鸿沟加深了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身生存境况和发展潜力的宰执。较之父辈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活期望，加之社会知识、维权意识和议价能力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的权利诉求已经开始从“生存理性”向“政治理性”过度，从而在社会权利的争取意识和城市政治的参与意识上有明显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还有很多[11]，例如，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拥有家庭负担；享有更为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对新事物具有更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等等。有的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12]，这种特征概括更多涉及群体的表面性状，至于这些性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社会心理、认同结构和政治倾向，并最终决定群体的政治行为，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

　　二、从“边缘人”到“新阶级”？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人，他们日益感受到生活境况的改善不光依赖于自身的积极努力，同时还依赖对政治权利的争取和对不公正待遇的抗争。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特征和政治倾向是否意味着他们将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转变成“城市新阶级”[13]呢？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的确存在很多有利于阶级形成的因素。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脱离原有的农村生活场域，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形成特有的“亚文化群落”。“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哪个地点”[14]，这些群落要么按照职业分布，即一个工厂或相关行业的农民工共同在一个区域内生产和生活，其生活环境、交往模式、消费习惯、思维方式等具有很强的同质性[15]；要么按照乡缘分布，即来自同一地区的亲戚、朋友和老乡集中居住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其情感纽带、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16]。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这种同质性、交互性和相互依赖性较之城市的其他群体更高，他们还共享着大体相似的社会知识和城市生活经验，在长期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很容易形成群体认同。

　　其次，从群体经历[17]上来看，宏观上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为同质的社会环境，他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都受到来自于城市社会的人为区隔和制度性排斥，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微观上工作场所提供的规制和惩罚，工资和相关职业待遇的低下，饮食、服装、住宅、医疗乃至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匮乏等等，共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记忆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彼此的“类认同”[18]。更有甚者，新生代农民的群体认同还存在高度的“内卷化”倾向，他们交往对象多以地域群体和职业群体为主，城市主流社会几乎处在其交往半径之外，群体内部的故事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加深了认同的深度，并增强了对外部群体的防御性和对抗性。

　　再次，从社会心理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较父辈农民工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其从事的职业（依然是“脏、累、差、重、险”等城市人不屑的职业）、享受的社会待遇（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社会尊重的缺乏等）和面临的制度环境（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壁垒）依旧与父辈大体相当，并且与城市人形成巨大反差，加之青春期的躁动和对未来的迷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乃至不满情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体验，报纸、杂志、电视的全天候、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及其与城市生活的紧密关联，尤其是手机和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的普及，大大催生了群体心理的形成。

　　总之，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处在城市的“夹心层”，其俨然已被城市社会视作一个较为独立的群体。从自我认知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日益凸显的与父辈农民工不同的“新生特质”激化了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体验，加之对父辈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痛苦记忆，其群体认同正在日渐生成并加深。再者，城市中的风险分配是高度不对称的，也就是说，风险遭遇透过体制安排和社会结构而表现出来，很大程度上为底层社会所集中体验，作为城市风险转嫁的最终承受者之一（例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很有可能大量失业而沦为“游民”，甚至成为“问题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上已经具备“自在阶级”的某些特征。

　　但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不久的将来真的能够成为“城市新阶级”呢？笔者持保留态度，阶级的形成和稳固需要具备几个核心条件：强烈的阶级意识、清晰的阶级边界和统一的阶级实践。然而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行动模式而言，上述三个要件都很不全备。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明确而统一的阶级意识[19]，“新生代农民”的称谓本身就是由外在界定并植入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宽泛概念，并不能完全被其所指称的群体所接受；同时，新生农民工的群体经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阶级意识，“经验必须被解释，并且解释总是以某种政治和文化脉络为前提，同样的微观经验和相同的心理机制，会根据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脉络产生不同形式的意识”[20]，也就是说群体的共同经历和社会遭遇缺乏统一的话语解释体系（ 例如，将自身遭遇的不利境况，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进行内部归因（归因于自身）还是外部归因（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从而很难形成共享的阶级意识。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没有清晰的阶级边界，一方面群体内部存在职业结构[21]、居住区域、乡缘成分、知识层次的分化，次级群体之间也存在由于职业竞争、帮派矛盾、地域仇视等引发的冲突，进而使得阶级边界高度模糊。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存在差异，不同个体与城市社会网络的关系和现存制度安排的依附程度不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城市发展的绝对受害者和被剥夺者，其心理落差很可能在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戏剧性”中得到补偿，并被“机遇期望”、社会交往所“柔化”。再者，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更高的“空间转移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城市与城市、职业和职业之间拥有较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进而极大提高了“阶级边界的可渗透性”[22]。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统一和常态化的阶级实践[23]，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群体认同的过程，而且是群体实践的过程，然而在当前中国城市的政治框架和制度安排当中，并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实践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空间，他们无法成立自己的工会、行业协会等维权组织，更无法参加城市选举、群体游行或者罢工。一方面城市政治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集体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低度的组织化水平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规范化的社会动员机制，加之组织精英和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位，几乎无法形成有序的集体行动，也就很难通过统一和常态化的群体实践对阶级进行锻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等都有利于其阶级结构的形成，甚至客观上已经呈现出“自在阶级”的某些特性，但当前中国的转型社会结构和城市政治生态，加之群体内部的异质化倾向，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为阶级”，也就无法完成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到“城市新阶级”的彻底转变。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成为“城市新阶级”并不意味着城市中没有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相反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大大加添了城市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未能实现“成长的共享”，城市政治生态和制度安排很难保障平等的公民待遇。与此相应新生代农民工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加之发展期望与现实遭遇、权益诉求与城市排斥、扎根意愿和生存困境之间的强烈落差，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严重不满，进而诉诸抗争行动。

　　上文中有利于阶级形成的诸多因素，很大程度上促生着城市抗争政治的形成，当前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日渐呈现出四类形态：治安犯罪、不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集体暴力、有序的群体抗争。

　　首先，长期以来，治安犯罪被视作利益诱导下的个体行为失范，而本文更倾向于将其归为社会抗争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以及在工作和城市生活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其很容易“将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进行外部归因（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加之外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生存困境的胁迫，在失落情绪和怨愤心理得不到有效释放的情形下，很容易诉诸治安犯罪，表现为盗窃，抢劫，城市破坏和故意伤害等[24]。治安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弱者的武器”，是新生代农民工用以争取生存空间、公正待遇或排遣怨愤心理的极端抗争手段。

　　其次是“非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生活不如意，或在工作中得不到满意的报酬和待遇，乃至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可能采取“非合作主义”（例如，消极怠工、跳槽、转移到别的城市[25]等）或“分散维权”（个体的诉讼、上访等）。此类抗争形态，一般需要足够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的经济支持、交际网络的支持、社会的舆论支持等）和渠道资源（申诉渠道、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渠道等）。

　　第三是“集体暴力”，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相似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形成较高的“群体认同”，加之内部的经历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增强了其对外部社会的防御性和对抗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期望和权利诉求在现行的城市制度安排下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得不到及时排遣，在极端个案的刺激下，群体意识高度聚合[26]，进而导致即时有效的“边界激活”[27]，诉诸集体暴力。表现为失控的群体性事件、黑社会的群体报复等，此类抗争形态直接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威胁。

　　第四是“有序的群体抗争”，这种抗争形态的促发机制与“集体暴力”大体相似，但由于行为主体较为理性、组织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城市提供的制度空间较为充足等，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以一种有序、理性的方式进行群体抗争。

　　上述新生代农民的四类抗争形态在当前中国的城市政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不同城市中抗争形态的分布情况亦有差异，但大体上多集中于前三类，其间受到诸多宏观制度性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每种抗争形态都不是刚性的或封闭的，而是相互流动的，两两之间都存在彼此的拉力和推力（如图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为选择很大程度上基于其作出的“成本—收益”分析[28]。

当城市治安管理得力、犯罪风险较大，而对应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渠道资源充足时，个体的抗争可能更倾向于“非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而当个体的抗争（无论是“治安犯罪”还是“不合作主义和个体维权”）都无法满足其收益期望和权利诉求时，伴随着“普遍化信念的产生，触发因素或事件的刺激、有效社会动员的启动、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29]，抗争形态就更可能向“集体暴力”或“有序的群体抗争”分流[30]，严重者可导致大规模的“城市社会运动”[31]；当“有序的群体抗争”缺乏足够的制度空间和参与渠道而受到长期压制时，要么分散化为个体或小规模的“治安犯罪”，要么激进化为失序的“集体暴力”；当“集体暴力”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高度威胁，或者个体的维权环境、有序抗争的社会机制有所改善时，新生代农民的抗争行动将向“个体维权”和“有序的群体抗争”分流。